桃園抗日史話(下)不能忘記的一段悲壯歷史

By 張卓如 洪誠志 / 2019-06-06 18:59:22 /
歷史
台灣抗日史
摘要:

一百多年前蘆竹濱海的南崁港也有和對岸貿易時所呈現「舳艫千里」的盛況。但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因這一片海域是當時日軍攻台時,預定的登陸點之一,所以此處不僅封港,也成為整個大桃園及台北後路重要的防禦點。所以,大古山成為丘逢甲軍隊重要的防守地點之一。 光緒二十年(1894)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丘逢甲請示台灣巡撫邵友濂,願以「守土拒倭」、「台人守衛台土」號召鄉里,捐資招募,率士民共同守禦。是年9月,奉旨許丘逢甲督辦團練。1985年11月,丘逢甲以「統領全台義勇」名義,率義軍防守彰化、新竹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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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門居「林氏祖厝」的訪談結束後,我們前往位於蘆竹的大古山風景區,大古山海拔約151公尺,又稱151高地,山上有福山宮及風景區瞭望台,視野遼闊,可看到林口台地和龜崙嶺、南崁市區、桃園機場以及大園、蘆竹濱海地區。桃園機場上飛機不斷的起起落落,讓我們想到一百多年前蘆竹濱海的南崁港也有和對岸貿易時所呈現「舳艫千里」的盛況。但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因這一片海域是當時日軍攻台時,預定的登陸點之一,所以此處不僅封港,也成為整個大桃園及台北後路重要的防禦點。所以,大古山成為丘逢甲軍隊重要的防守地點之一。

xxx從大古山可遠眺南崁港原址的竹圍漁港(箭頭所指),及桃園機場飛機的起降。

丘逢甲投筆從戎

丘逢甲原名秉淵,父丘龍章是咸豐年間(1850-1861)秀才。出生前正逢父親為營救台中的東勢石岡地區鄉民而得罪叛亂的戴萬生,為其所追殺,避難到苗栗銅鑼的竹森村李氏家祠坐館。次子丘逢甲於清同治三年(1864)就出生在竹森村,時正逢甲子年,便取名逢甲。稍後戴亂平,丘龍章才返東勢。

光緒十五年(1889)己丑,丘逢甲二十六歲,到北京參加會試,中了第八十一名進士(會試名次),接著參加殿試(由皇帝主持),臚唱賜同進士出身,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卻不任官 ,「乃援例以親老告歸」。台灣道台唐景崧延攬為台南府治崇文書院講席。

xxx丘逢甲在苗栗銅鑼武聖廟的題匾。

光緒二十年(1894) 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丘逢甲請示台灣巡撫邵友濂,願以「守土拒倭」、「台人守衛台土」號召鄉里,捐資招募,率士民共同守禦。是年9月,奉旨許丘逢甲督辦團練。由於中部已有棟軍,便在台灣(中)府所屬苗栗、台灣、彰化、雲林四縣挑集一萬四千人,編爲義勇二十六營,「編伍在鄉,不支公孥,有事擇調,再給糧械。」。於是,在苗栗一帶「募勇數營,就地取糧。富家多助餉」。當時「一門子弟能干戈者,盡令從戎;兄弟子侄成年者,均命入營。」所以,「將領多門下諸生,兵士皆鄉間子弟」。除了丘逢甲的胞兄弟丘先甲、丘樹甲外,表兄謝道隆(字頌臣,曾中舉)及學生─出身苗栗的生員吳湯興、丘國霖和吳鎮洸,出身「新竹北埔」的姜紹祖等都加入抗日義軍的行列。丘逢甲對其「曉以大義,動以利害,勤加訓練。成軍不久,卓著成績。」11月,丘逢甲以「統領全台義勇」名義,率義軍防守彰化、新竹間。

丘逢甲義軍的駐防地

當時台灣義軍的編組,係用誠、壯、靖、捷、良、仁、禮、智、信等十六個字來作符號,每個字統轄五營,設一統領。一營編制計約五百人(505人),最少為三百六十人,設一管帶,營單位又依據戰鬥力分為前、中、後、左、右營,合五營編為一個作戰單位;有時則將前、中、後、左、右各營,加編為正、副兩營,用十營合一個作戰單位。營下分立前後左右四哨。哨的首領為哨官,每營只服從營官一人,每軍(字)只服從統將一人,營、軍彼此獨立,互不統屬。

光緒二十一年(1895)乙未2月,隨著清廷軍隊在北方戰事的不利,繼任的台灣巡撫唐景崧命統領全台義勇丘逢甲,再趕募義勇20營,分紮台北之南崁(今桃園南崁)及新竹後壠(今苗里後龍)、大甲沿海。因當時台北省城的後路─林口台地居高臨下,而台地西緣瀕臨南崁、林口海岸,於是丘氏便被調防至此。至於後壠一地,「東控苗栗,南當大甲,北擁新竹,當要路之地。此地不陷,日軍根本無法攻取苗栗。」

此時,丘逢甲已將全台義勇編營為誠、信字共二十營;良字兩營;靖、捷字各一營。丘逢甲自帶五營,即誠字三營、靖字一營、捷字一營。其麾下有:表兄謝道隆帶誠字正中營;丘國霖帶「誠」字正前營;吳鎮洸帶靖字正中營。良字兩營,由進士陳登元分節,和丘逢甲所部分防南崁等處。信字三營,則由丘逢甲之兄先甲(正中營管帶)分帶,別防新竹、苗栗一帶的中港、後壠等處。

丘逢甲進駐桃園南崁

光緒二十一年3月,丘逢甲奉命率所部義勇北上,駐防南崁。到4月中旬,丘逢甲幾乎每日一信給唐景崧,報告義軍各營情形。3月下旬日軍攻陷澎湖後,丘逢甲寫信給唐景崧:「此次將出,家父訓以弟兄協心軍事,上答君師,下保鄉井 。警報日迫,有能效力之處,均不敢辭也。」「義軍之出可惜太遲,其間不無人才,皆未練習。勇丁善槍者雖多,將來止能使之人各自為戰,未能云節制之師。此時惟有以寬御眾,結以恩義而已。」

此時,清廷與日本停戰約成,北方各省停戰,獨缺台灣。民眾忿忿不平,向唐景崧等詢問為何「台灣獨獨向隅」,「僉謂『戰則俱戰,停則俱停』。眾口怨咨,一時軍民、工商無不失望;義勇尤譁。」但是,面對「寇在門闥」的情勢,丘逢甲仍不忘在桃園加緊防備。他觀察到之前日軍在大陸北方各省,每佔一處,必修養生息十數日,始再侵犯。此時日軍據澎湖已十日,他判斷近日必有戰事。若日軍侵犯台北,考量基隆、滬尾(今淡水)有重兵所在,攻台地點如非南崁,必在後壠。此兩處皆為丘逢甲弟兄所分防之處。

他在給唐景崧信稿中提到:「現所最焦急者,舊有之營,所應需各件均未能齊,新添三營,並槍未領。」「家兄關防來到,猶可率軍而行,如槍械未來,勢難徒手而戰。何日槍械到,家兄即何日行,逢甲即何日往紮南崁之元帥廟。分軍在百里而遙,無論手足,即部下如不能照料周全,使之無餉無械無關防惘然而往,公義私恩,兩均未盡。但消息甚急,萬不容遲,思之不能成寐也。」隔日復書唐景崧:「軍中一切應用之件,種種未齊,戰事又在旦夕,思之焦急」。

xxx南崁元帥廟(五福宮)內刻有「道光參年冬,南崁暨各庄,元帥廟,祈安建醮,捐緣眾弟子同立」之石香爐一座,至今已一百八十餘年歷史,為鎮宮之寶。

4月8日,丘逢甲移駐南崁元帥廟。此日開始五天的時間,他「帕首短後衣,巡閱各防營,山徑丘間舍車徒步二、三十里(約10-15公里左右)。」丘逢甲自幼在經書中打轉,如今一旦改變較辛苦。4月11日丘逢甲給唐景崧信函中提到:「聞離南崁港(西方)十里許,曰許厝港,一曰二埤港,小船亦可登岸,十四、五里即到中瀝(壢)火車站。越火車站,走山徑(鶯歌、樹林一帶),可不由圭崙(龜崙嶺)而到新庄(新莊),此雖非南崁防地,而地勢毗連,所聞不可不慎。」所以,丘逢甲將桃園濱海地區的防區從南崁港一帶擴大至許厝港近二十公里,可謂艱辛。但是,桃園濱海地區,在丘逢甲擴大嚴密防守範圍下,日軍始終未敢越雷池一步,直到5月底前,台灣全島尚未出現日軍的蹤影。

4月15日唐景崧致電總署「現澎湖無甚動靜,運路猶可暢行。增集台勇七、八千人,次第成軍;粵勇亦陸續可到,聲勢比前壯。台民惟恐倭力索台,願投效殺賊者遠近遞稟,日有千數百人,惜不能盡收。…寇在門闥而人心固結如此,臣若不密謀復澎、竭力保台,不獨上負聖恩,且無顏對全台百姓。惟增銀購械、懸賞等事必放手為之,方能有濟。戶部不復撥款,恐難久支,尚望設法維持。」唐景崧之所以不能盡收願投效殺賊者,起因是他一直不太信任丘逢甲所率義勇,例如,丘逢甲所薦舉極力資助其辦理北路義勇(特邀招集靖字營)的舉人余紹賡來營幫理營務處,但唐景崧卻不批領薪水,遂讓有心參與抗日的地方士紳打退堂鼓。但是,景崧另外命撫標中軍黃義德(親衛隊隊長)赴大陸新招四營約兩千人的粵勇(廣東兵)來台,且營官中竟然有江洋大盜。只能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作為其抗日的動能。

xxx1895年3月彰化中路營務處懸賞擊殺日本船隻官兵的諭告。

4月17日,中日雙方同意割讓台灣,在馬關條約上簽字,並全面停戰,但台人尚未得知。隔日丘逢甲上書給唐景崧中:「昨夕戌刻,因丘國霖報稱:『倭輪近岸泊,又探有奸細(澎湖降人)在漁寮等處,當往查拿』等語。當即飛報,想已達覽。旋通傳各營,一律預備開戰。」又提到「如議和者竟有割台之舉,默察台地情形,必至內亂。此時無繩尺之可拘,倘有英雄者出,但使封疆大臣中有能隱助以軍火,即足集事。」他也希望唐景崧值此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能以民族英雄鄭成功(和丘逢甲同為甲子年生)為榜樣,挺身而出,衛國護台建立萬世不朽之功業。當時,朝廷是有想辦法,但是各方面完全不能支援,而各地義軍統領請無正餉,也有各種不同的態度。而觀察敏銳的丘逢甲也已預測到,台灣一旦割讓,必會產生內亂。數日後,丘逢甲在得知割台消息悲憤交加,怒不可抑,先後三次刺血上書清廷請求廢約抗戰,並血書「抗倭守土」以示決心。他代表全台紳民請唐景崧代奏清廷的奏文上便說:「萬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寧先死於亂民手,不願死於倭人手。」

丘逢甲捲款逃跑的謠言

中軍副將黃義德所統的廣勇駐紮台北省城,每多滋事。唐景崧為了制衡,想調丘逢甲統義勇來台北。但丘逢甲不想把精力用在內鬥,於是抗不遵命,並將各營抽回中路的台中一帶,「大有自主之意」。黃義德所部則被調紮獅球嶺。黃義德平日即為人狡詐,非愛國敢戰之才,卻頗得唐景崧寵信。當日軍於6月初攻打基隆時,他受命前往獅球嶺後路的八堵接應。但他尚未與日軍接仗,即匆匆率軍返回台北。隨後,又以索餉為名大鬧街市,致使台北秩序大亂。唐景崧只好內渡中國內地。丘逢甲見事不可為,也於7月25日奉父母內渡。在此期間,丘逢甲屬下丘國霖和吳鎮洸所率的誠字、靖字等營與吳湯興、姜紹祖等其他義軍配合,屢次與自台北南下之日軍作戰,其著名者有大湖口(今新竹縣湖口鄉)之役、反攻新竹之役,兵雖敗而功不可沒。

但日軍令丘逢甲的舊部屬到處散佈丘逢甲「挾款以去」的謠言,不但打擊義軍士氣。也讓後來連雅堂寫《台灣通史》時,採信此說法。按,當初丘逢甲辦理義軍事務時,除良字兩營外,其餘八營糧餉皆由丘逢甲經手支領。試看光緒二十一年(1895)4月3日丘逢甲致唐景崧函稱:「靖字營借餉外,請另借八千兩,五千濟本軍之急,以三千給家兄帶往防地也。」所以,丘逢甲自帶五營分五千兩,丘先甲分帶三營分三千兩,每營各一千兩,為一月之餉。丘逢甲支領義軍軍餉頂多兩個月,合計不過一萬五千餘兩,本已拮据,捉襟見肘,何來十萬兩可捲款內渡?而據學者考察,台北藩庫所少的十六萬兩,乃是被唐景崧匯走,決非丘逢甲領去,他完全是清白的。丘逢甲捲款逃跑的謠言說,可以停止了!

xxx丘逢甲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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