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的年代》9:《原權會》和《春風詩刊》

By 楊渡 / 2021-02-05 18:44:02 /
白色恐怖
歷史
摘要:

作為詩的最後,它的本意是要激起一種批判,一種反抗。應該說,當時的自己偏執的以為,詩是一種武器,批判的武器,如果有一天,革命來臨,即使詩要被遺忘,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呼喚一個時代的來臨。當時天真而浪漫的革命幻想,當然已經成為昔日黃花,反而是對台灣命運的黑色本質的透視,竟像預言般的,看見最後的歸宿。而我也彷彿看見自己內在,那深隱未顯的安那其的深淵。

xxx圖/楊渡臉書

一九八四年,我曾寫過一首長詩〈南方〉。如果說因為年輕而有稍大的野心,當時的自己其實暗暗的希望可以寫出台灣的〈天問〉。這〈天問〉要放在當時背景才會了解。

最初,我只是作為《文季》復刊的參與者,寫一點稿子。後來尉天驄和郭楓認為,台灣詩人不少,何不辦一份詩刊,於是取名《詩季》,後來因負擔太重,便決定不出了。但我已約了幾位詩人朋友,如何是好?

後來陳映真和施善繼提議,不妨另辦一個詩刊,於是便取名《春風》,我們找了施善繼、林華洲、吳晟、詹澈、廖莫白、李勤岸等詩友當編委,一起出錢、出詩,我負責主編,李疾任執編。那是真的出錢、出詩的。我們笑學黑道的口吻說:「時間到啊,詩來,錢來,春咧免貢。」

一九八四年,一如喬治.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所寫的,老大哥在注視著你,戒嚴時期的國民政府懷著高度的警戒心,注視著文化界的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當年小說家陳映真雖然已經出獄,但據說,他的小說《將軍族》只因為文中所寫紅色的小旗子在空中揮舞,早已被查禁。由於對文化界的影響力,他的一言一行受到監視,據說國民黨文工會有一個「陳映真專家」,對他的文風了解甚深,以致於陳映真寫過什麼文章,甚至以各種未曾見過的化名寫的雜文、論述、隨筆、訪談等等,都能「聞」出是不是陳映真的手筆。這只能說是一個「陳映真博士」了。

然而,整個台灣社會變了。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讓現代派的文風、反共意識型態,受到嚴重衝擊。文化人呈現兩極化。一邊是以現實主義為標竿的陣營,鄉土文學、社會寫實、干預現實、參與改革是它的理想。

但另一邊則是為藝術而文學,文學不應為政治服務,提倡西方現代主義風格,迴避現實政治問題。其中有真的持此種理念者,創作上自成風格,但也不乏政治原因而刻意逃避;甚至有當政者的打手、御用的文人。當然,更多是中間份子,擺盪的機會主義者,他們表現出一種無力感,無法認同於國民黨,卻又不願意靠向那一邊的中間人,誰也不得罪。文化界似乎一直是這樣。

《春風》詩刊一開始就不打算當雜誌辦。它既不向新聞局申請雜誌名稱,也不打算設一個雜誌社的地址,反而是以書的方式,命名為《春風詩叢刊》,再用《叢刊1:獄中詩專號》《叢刊2:美麗的稻穗》等名目來出版。如此一來,就不怕被查禁了。因為它既非雜誌,自然不必再重新申請登記。就算禁一本,下一本書照常出,而且依照出版法,出書是不需要出版社登記的,只要署上作者,誰都無法阻止。而《春風》詩刊是由作者群集體出版的,因而誰也擋不住。當時的作家,看見《春風》詩叢刊的作法,已經感覺到它是準備走地下刊物的,莫不感嘆曰:「很有種!」但誰都可以預見它的下場。

果然。它出了四本,被禁了三本。最後一本是因為發行商阿財經營不善倒閉了(所以他後來去開了「阿財的店」),我們也無處發行,新聞局連查禁都不必了。

準備這麼和意識形態控制部門對著幹的文學雜誌,內容如何可想而知。第一號叢刊《獄中詩專集》收集了從南非、香港、大陸到台灣日據時期,寫於獄中的詩,反抗意味濃厚,當然被查禁。文學界於是有些人就說:這些根本不是詩,只是政治的吶喊。

這一種說法,讓《春風》的同仁都非常不服氣,決定讓他們看看真正的詩,是可以結合現實主義的精神與浪漫主義的美感,構成無邊的想像力與批判力。於是第二期的《美麗的稻穗──台灣少數民族神話與傳說》在一九八四年七月出版了。

這是台灣第一本以原住民為主題的文學專刊。應該說,當時台灣社會還未把「原住民」「先住民」「少數民族」「高山族」「山地人」「山胞」等名詞作明確的定位,因而只能用「少數民族」這個名詞,來取代從日據以降所常用的「山胞」「高山族」「高砂族」等歧視性字眼。這一期的內容包含了:莫那能的詩創作、報導文學「阿能的故事」、澳洲原住民族介紹、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詩人介紹、台灣少數民族的神話與傳說,以及陳映真、施善繼等人的評論與創作等。

這是台灣首度以「少數民族文學」之名,呼喚後來被稱之為「原住民文學」的雜誌專題(請參看莫那能的詩)。漢人名字為「曾舜旺」的詩人,以排灣族本名「莫那能」在前一期《獄中詩》專號的「山地人詩抄」裡,已經發表過兩首詩,在這一期裡,更發表他的第一首長詩「來,乾一杯」。這在台灣社會是首次出現,後來,原住民詩人、小說家陸續以原住民的原音,拼為漢字,來為自命名,殆起始於此。

或許是歷史時機的成熟,這一年秋天,《春風》叢刊2出版後不久,「原住民權利促進會」開始醞釀了。這一年是多事之秋,煤礦災變一個接一個,而死亡於礦坑的,大多是原住民。他們填補漢族底層勞動力的空缺,卻死亡在最深的地底。有一些朋友自動去作紀錄片,民歌手楊祖珺、胡德夫到處奔走,為他們辦演唱募款。但問題不是援助受難家屬就夠了,我們需要一個長期關懷「山地人」的組織,成立某一種團體的可能性被提出來。

xxx圖/楊渡臉書

當時以台大高山青社團、民歌手胡德夫為主,打算成立一個「山地人」的人權運動組織,以協助和保障「山地人」在平地社會的生存權利,尤其是礦工、工傷、職業傷害、被販賣的雛妓、童工等問題,特別嚴重,更需要一個固定組織來服務。胡德夫的朋友提供愛國西路天橋下,在菜市場二樓的一處舊國宅,以作為編輯部和聚會所,幾個好朋友如王智璋、王志明、張富忠夫婦等,也都是這裡的常客。

最初只是討論出雜誌,後來就漸漸認知到問題的層面太廣,不是一個雜誌可以解決的,它需要一個長期的服務機構,才能協助他們解決無論是平地或山地所發生的工作與生活的問題,於是開始醞釀要成立一個人權團體。

然而,如何命名呢?

排除掉高山族、山胞、山地人等帶有歧視性或日本人、漢族觀點的名詞之後,即使是較中性的「山地人」都不準確,因為台灣並無天生於山地的人,這是後來民族生存鬥爭的結果,不是一個民族學的說法。最後,學人類學的王志明提出兩種選擇:「原住民」或者「先住民」。這是由於不管那一族,皆由南島語系而來,可能是先移住台灣;或者是原來就住在這裡,再由此向南、北方諸島遷徙。總之,最後是在「原住民」與「先住民」之間,二選一。

我們幾個漢族的人,原則上不發表意見,認為基於民族自主,這得由他們自己命名。最後,胡德夫認為,從理論上說,「先住民」比較準確,但「先住民」是比漢族「先到」台灣,不夠強烈,不如「原住民」有力,形成「原住」與「漢族移民」的對比。

胡德夫的說法,代表了原住民的觀點,我們幾個漢人都沒意見,但名稱一直懸而未定。直到有一次和胡德夫喝酒,談到這個人權組織要有通訊刊物,得有個名稱,叫什麼「某某會訊」之類的。當時負責主編刊物的我,才忽然想到,如果叫「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聽起來有源泉、起源的味道,似乎比「先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先權會」好聽。我們的會訊,就叫「原權會會訊」似乎比較有力。在解決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的歡快中,大家都乾杯同意了。於是,「原權會會訊」這名字就這麼給定了下來。我們開始編輯會訊第一期。

在我的心目中,一九八四年是「原住民運動元年」。這一年底,「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在馬偕醫院的大禮堂宣告成立,募款、唱歌、演講、聯絡各族人來參加、把服務推到山上去……,工作方向出來了,「原住民」這個名詞,在這一年首度成為正式的名詞,以取代原有的高山族、山胞等。《春風》叢刊以書和莫那能的詩,成為精神和物質的贊助者。

我們所未曾料到的是,1984年,隨著「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的成立,這名詞成為專有名詞,直到修改憲法、原住民基本法等,都依此而變了。

這就是寫作當時的時代氣氛。《南方》一詩,發表於《春風》叢刊2《美麗的稻穗》,它希望表現出一種屬於南方的美學。但這美學又不同於日據時期西川滿那種以南方異國情調來看台灣,以仿冒歐洲印象派風格,而歌頌「南方,光之源」的帝國心態。我希望呈現出台灣的美感,農村的某一種生命色澤,以及深層的悲哀與憤怒。

這首詩由二重奏的結構所構成,一邊是小提琴般的悠揚,對農村生活的歌頌,像燕子在空中飛行的感覺;相對的,則是憤怒的敲擊鋼琴式的反抗之聲,用黑色的地底與黑色的幽靈和燕子、天空形成強烈的對比。然而,這都是真實的存在,唯有二者的並存,才是台灣內在的真實。

距離這首詩的寫作近二十年後,如今回顧,才發覺一個有趣的事:當初《南方》的後半段本是作為批判與控訴,為台灣悲劇的命運而吶喊。所以有

「是的,光之源也是黑色的
在南方,我們只有黑色
黑色的土地
黑色的命運
黑色的孤獨
黑色的幽靈
黑色的光!」

作為詩的最後,它的本意是要激起一種批判,一種反抗。應該說,當時的自己偏執的以為,詩是一種武器,批判的武器,如果有一天,革命來臨,即使詩要被遺忘,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呼喚一個時代的來臨。

當時天真而浪漫的革命幻想,當然已經成為昔日黃花,反而是對台灣命運的黑色本質的透視,竟像預言般的,看見最後的歸宿。而我也彷彿看見自己內在,那深隱未顯的安那其的深淵。

《春風詩叢刊》第三集是《海外詩抄》,我們收集了流浪海外的詩人作品,以流亡文學為底蘊,編輯成書。

第四集則是大陸剛剛興起的朦朧詩,我們收集了重要作品,向台灣讀者推薦這一批「崛起的詩群」。

事實上《春風詩刊》的系列,主要還不僅是詩的創作,而是透過詩創作,召喚理想主義的精神,召喚人們正視現實,反抗不公不義,最後採取行動。我們也以此為媒介,和不少文學團體往來,當時我們特別重視校園的活動,和一些大學的文學社團辦了不少活動,一起讀書,一起討論,彷彿一個地下團體。

然而,《春風詩刊》到第四期,也正是台灣社會運動開始風起雲湧的年代。

我們本不是「為詩而詩」的人,用聶魯達的話說:「我們是來歌唱的」,要歌唱一個變革的世紀。當社會運動來臨時,所有的同仁都捲了進去。去鹿港反杜邦,去《人間雜誌》做採訪,去勞工運動的現場幫工人寫傳單,去農民運動的鄉村幫農民搞宣傳……。

文學的使命,化為社會實踐。詩刊就結束了。

然而詩人還在。詩還在。

激情過後,他們還在繼續歌唱。

留下的,還有詩(未完待續)

◎原文刊於作者社群平台,經作者同意轉載

《禁書的年代》1:買下第一本禁書
《禁書的年代》2:陳映真和《將軍族》
《禁書的年代》3: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禁書的年代》4:被查禁的金庸
《禁書的年代》5:角落裡的馬克思
《禁書的年代》6:我們來印禁書
《禁書的年代》7: 要不要跟警總打一架?
《禁書的年代》8:約稿,總在貓鼠之間
《禁書的年代》9:《原權會》和《春風詩刊》
《禁書的年代》10:消失的左眼,未曾解開的禁忌
《禁書的年代》11:看不見的江湖──北京的地下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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