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遠觀點】台灣與沒有歷史的人

By 張方遠 / 2020-07-22 16:08:02 /
歷史
台灣抗日史
摘要:

「台灣鐵道之父」究竟掛在誰的身上,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歷史之中找到主體性。包括日本學者、皇民作家都不會如此貶低劉銘傳了,當代開口閉口把「台灣主體性」掛在嘴邊的台灣人,竟把劉銘傳批鬥得一文不值。歷史在當下的台灣莫不被顛倒了過去。恥政、死政、「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這些台灣前輩眼中的日本殖民統治本相,無不成了「美好的年代」。這就是「台灣與沒有歷史的人」的悲哀。

xxx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圖/維基百科)

今天這篇文章的標題,借用當年在歷史系修課時,經常被拿出來討論的一本書《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作者Eric Wolf以馬克思主義的視角,考察了歐洲在全球史擴張和崛起之後,有別於過去「勝者為王」的歷史,農民、勞工、移民以及少數族群這些「沒有歷史的人民」。不過這個標題僅僅只是借用,我想談的事情與這本書並沒有具體的關聯,而是覺得「台灣與沒有歷史的人」這個說法,正好反映了一些台灣人對待歷史的態度。

一個星期之前,寫了一篇短文〈消失的劉銘傳〉,看過文章的朋友大概知道,我並不是要說劉銘傳在當代台灣的歷史書寫中消失了,而是透過「台灣鐵道之父」究竟何許人也的討論,指出台灣所謂的「主體性」,或者是對於現代性的想像,往往建構在對於「殖民」的美化和中性化,因此越是宣稱「主體性」的同時,呈現出來的卻是與日俱增的「附庸性」。

xxx圖/截圖自Facebook用戶「Jason Lan」

這一點或許與歷史教育的變革有關。台灣歷史教育的「去中化」,應是擁躉者和反對者的「共識」,也就是說,不管支不支持,都知道「去中化」這件事情正在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中發生。「去中化」或許有著很敏感的意識形態鬥爭,但這場歷史教育變革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包括著歷史感和時間感的斷裂,以及一種高度虛無式的「主體性」的建構。

因此,台灣史的認知,在當代政治權力的貫徹和驅使下,往往被簡化成「清朝爛、日本讚、國民黨王八蛋」的論述,並透過媒體、政治、網路等等媒介,將這套論述從歷史「知識」落實為一種不言自明的「常識」。在這個過程中,「歷史」僅僅只是一種史實的描述,而且是經過現代性想象和政治需要,所選擇之後的史實。至於歷史的連續性,以及究竟誰才是歷史主體的問題,在目前盛行的歷史敘事中,都是不需要回答的。

什麼是歷史的連續性?以前曾和一位年紀相當輕的同事聊過,他說他對世界的認識,起自於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在此之前台灣究竟發生什麼事情,他並不清楚,相較於他對政治的熱情,他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動力去了解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大小故事。至於他對「歷史」的認知,則來自於太陽花同輩人的互相轉述,甚至是一種政治正確式的同溫層歷史論述。

xxx正在台北美術館展出的《布列松在中國:1948-1949/1958》攝影展。(圖/張方遠攝)

最近在北美館展出「布列松在中國」攝影展,很受文青的青睞,紛紛花了30元門票費到場打卡。我對攝影一竅不通,但我也去了這個展覽,想去看鏡頭記錄下的歷史,1948年至1949年這個轉折年代的庶民面貌,以及照片所體現出來的人心所向。在現場有個強烈的違和感,看展的有多少人察覺到1948年至1949年兩岸其實是屬於同一個國家,或者說,分斷之前的國家?反而是以一種「歷史終結」式的勝利者之姿,甚至連龍應台「大江大海」式的「失敗者光榮」都已不復見,去看在內戰中最終取得勝利那一方的土地與人民。歷史在台灣終究是斷裂的,剩下的只有不屬於自己的「國境之南」的虛妄想像。

歷史連續性又與歷史主體性密切相關,這就是司馬遷在《史記》說的「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此前曾介紹過我的老師許介鱗的新作《台獨脈絡記》(台北:人間出版社,2020年增訂版),1935年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出生於新竹的他,在日本東京大學取得法學博士,還曾經是李登輝對日工作小組的智囊之一,其實寫過一本在台灣「不太受歡迎」的小書《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他在書中就提出了質疑,台灣人信奉「八田與一神話」,但1930年嘉南大圳完工後,增產的農產品被以低價運往日本,台灣一般平民仍要以番薯籤餬口,無法食用白米飯。(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頁38。)

xxx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許介鱗。(圖/張方遠攝)

類似的反思,也出現在另一位旅日的台灣學者戴國煇身上。作為台灣農業經濟史學家,戴國煇在其著《台灣史研究》中,提出了這樣的質問:「日本人為了自己的利益養了一頭乳牛──就是台灣,目的是要榨取牠的奶,這一頭牛長大了,日本人拚命吸牠的奶。但是,他們戰敗被趕回日本去了,他們無法把這頭母牛──美麗寶島──帶走。要注意,這母牛吃的卻是台灣土地上長出來的肥美的青草,是吃我們自己的草,牠以後能繼續長大,難道應該感謝日本以前吸牠的奶嗎?」(戴國煇,《台灣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1985年,頁6。

這些問題叩問著台灣,需要我們捫心自問,當然也關係了究竟誰是「台灣鐵道之父」的疑問。日本人鐵路建設得比清朝好,這是必然的,日本經由脫亞入歐明治維新的成功,現代化程度當然高於被其認為需要「東亞共榮」的中國;而劉銘傳經歷大陸本土自強運動的挫敗,來到台灣「試點先行」,就算其原始規劃到台南的鐵路成了未竟之業,但其本質上如同我在前一則文章所引劉進慶教授的說法「(晚清)洋務近代化是由外而內,基本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與日本在台灣「殖民近代化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是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完全不同。拿後來現代化的標準去衡量歷史,本身就是「非歷史」的,更何況是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立場,能是我們台灣人真正的歷史嗎?

日本人鐵路蓋得比劉銘傳好,沒有人會否認。但因此把劉銘傳在台灣推行的近代化事業視若敝屣,非得認為長谷川謹介必須是「台灣鐵道之父」的台灣人,又要如何面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把日本人的「始政」痛斥為「恥政」?而今日促轉會主委楊翠的祖父楊逵,更是把日人據台的「始政紀念日」稱為台灣人的「死政紀念日」

xxx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內關於長穀川謹介的介紹看板,稱之為「台灣鐵道之父」。(圖/截圖自Facebook用戶「Jason Lan」)

布列松說過:「事實並不有趣,對事實的觀點才重要」,我覺得這段話也適用於看待歷史的方法和態度。頌揚日本人在台灣的現代化成就,大概已是一場官民合力的運動,幾年前一個把日本殖民統治者回憶當成台灣人回憶的粉絲頁「台灣回憶探險團」就發過一則貼文,指1908年日本人在台灣建設台灣縱貫鐵道南北貫通,並盛讚其「瞬間讓台灣發展開了外掛,從經濟、產業、生活與文化上徹底改變了這個島嶼」。

然而,這個「探險團」沒有說的故事,也是在同一年12月14日,花蓮阿美族七腳川社人,為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壓迫與剝削,七腳川社勇士結合太魯閣族人襲擊日軍派出所等地。兩天後,日軍派遣步兵、砲兵、機槍等部隊強力鎮壓、火燒「毀社」,造成七腳川社250多人死亡。為了追擊躲入山中的其他族人,日本人還在出入口架設通電鐵絲網以圍堵社人;同時,調度火砲部隊,朝著社人躲藏的山區開砲。

xxx台灣「七腳川抗日事件」(一)。

1909年3月,791位社人下山「歸順」,日本當局不准其返回原住地,從而打散分配到花蓮與台東其他不同的地區。1914年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再度發動討伐戰爭,迫使其他七腳川社人無力反抗只能「歸順」。至於七腳川社的故地,後來被日本殖民統治當局收歸為「移民村」,讓來自日本德島、新潟、秋田、千葉等地的日本移民居住,並在1911年改名為「吉野村」(即今花蓮吉安鄉)。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靖國神社外大燈籠的根基上,就有一組當年七腳川的戰鬥場面浮雕,用以紀念這場「戰果」;而在戰鬥中死亡的26名日本警察亦被合祀在靖國神社。

xxx台灣「七腳川抗日事件」(二)。

「七腳川事件」只是日據50年漢人與原住民大大小小抗日事件的其中之一,難道這不是屬於台灣的記憶?那麼,被當成是讓台灣「脫胎換骨」的「縱貫鐵路」,又該是誰的記憶?

許介鱗教授在書中寫道,日本帝國對台灣殖民地的經濟剝削,交通支配是統治者不可或缺的一環,鐵路交通正是日本在台灣「侵略的尖兵」,在台灣興建縱貫鐵路,建設基隆港的目的,是為切斷本地「郊行」在台灣北、中、南分別與大陸對岸的緊密貿易關係,而將北部的茶葉、中部的稻米、南部的製糖,以縱貫鐵路統一市場編入日本經濟圈內,從基隆港輸送台灣資源到日本。(許介鱗,《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台北:文英堂,2006年,頁29。

到了1940年代,為了配合日本南進侵略政策,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而縱貫鐵路的意象,也在日本皇民作家的眼中,成為筆下宣揚帝國南進的書寫對象。

各位不妨讀讀著名皇民文學作家西川滿的作品。1941年「台灣文藝家協會」正式編入日本戰爭體制,西川滿出任該會「事務總長」,還曾率團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發表過黷武演說《一個決意》,並曾將台灣本土現實主義作品貶抑為「狗屎的現實主義」。而他在1940年代的創作重心,很多是以台灣縱貫鐵路的歷史為主軸,透過現代性的展現,以及鐵路前進的意象,將日本侵台戰爭與後來對亞洲的侵略戰爭聯繫起來,在文學上替日本形塑出肯定殖民和侵略的帝國軌跡。

xxx日本皇民文學作家西川滿的《龍脈記》與《臺灣縱貫鐵道》書影。(圖/張方遠攝)

然而,西川滿的作品中,有一部有趣的短篇小說《龍脈記》,正是以劉銘傳開發基隆獅球嶺隧道為文本主題,一方面突顯中國人落後的「龍脈迷信」,另一方面則是隱含了劉銘傳沒有完成的台灣縱貫鐵路工程,最後是由日本人所延續完成,既將日人在台的鐵道建設上接劉銘傳「一脈相承」,同時藉此遮掩清朝和日本在台基礎建設的本質差異。

因此,帶著這些政治企圖的西川滿,在小說中仍然賦予了劉銘傳相當正面的形象:「大約沒有人像他這樣把自己命運賭在鐵路上。被輔佐角色的布政使邵友濂把辭職書一扔而去,被民眾罵為過激的改革者,把喜歡的詩作斷然停止,把全力傾注於鐵路建設的此人……」(西川滿著、葉石濤譯,《西川滿小說集1》,高雄:春暉出版,1997年,頁118-119。

在文學作品之外,日本人事實上也未否定過清朝在台灣的建設。如同前一篇文章引過,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的經典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亦是如此肯定中國人劉銘傳在台灣的建設:「在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是劉銘傳」,「他的事業,諸如基隆新竹間鐵路的建築、汽船的購入及沿岸與大陸香港新加坡西貢菲律賓間的通航、郵政制度、樟腦專賣、『理番事業』,都是為了完成這一使命。」

xxx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圖/網路圖片)

而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的巨著《台灣文化誌》中,關於劉銘傳的小傳,還引了德國史學家Ludwig Riess的說法,如此評價劉銘傳:「彼熱中於開進主義之士,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至辭職歸故山六年之間,將近世工藝之恩惠努力佈於中國東方之一孤島,如此講到劉銘傳,在歐洲其名亦不空。」(伊能嘉矩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譯,《台灣文化志(上卷》,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年,頁345。

總的來說,「台灣鐵道之父」究竟掛在誰的身上,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歷史之中找到主體性。包括日本學者、皇民作家都不會如此貶低劉銘傳了,當代開口閉口把「台灣主體性」掛在嘴邊的台灣人,竟把劉銘傳批鬥得一文不值。別忘了,劉銘傳為什麼來台灣?是中法戰爭之後,到台灣建設海防,並以此發展台灣經濟的;日本人又為何建設鐵路?是為了剝削台灣資源、配合戰爭鎮壓和侵略的。就算要以今人的眼光非議和否定劉銘傳的貢獻,如此翻案未免太過廉價,恐怕還是得要持平的對本質有所區辨吧。

1908年日殖者在台縱貫鐵路通車的那一年,有一位前輩作家王詩琅在台北艋舺出生。台灣光復之後,王詩琅曾寫過一篇文章〈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他在結論中有過這麼一段話:「倡導其所謂殖民地肯定論,這種歪論,乃罔顧被殖民的國家所遭受的痛苦,且嚴重地傷害被殖民地國民的感情」,更在最末句寫下:「(台灣人)當不會茍同日本人這種『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王詩琅,〈狂妄的日本殖民地肯定論〉,載《經濟世界》,1981年12月19日。

歷史在當下的台灣莫不被顛倒了過去。恥政、死政、「殖民地肯定論」的鬼話,這些台灣前輩眼中的日本殖民統治本相,無不成了「美好的年代」。這就是「台灣與沒有歷史的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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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劉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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