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秋涵接受採訪。

謝秋涵的父親謝南光是上世紀30年代初參加革命的台灣人，為中國革命做出過突出貢獻，在大陸的台灣人中名望很高。在採訪中，謝大姐談得最多的是父親，通過她講述的一個個生活細節和生動故事，我頭腦中的那個台灣人形象逐漸清晰了起來——

1996年，謝秋涵來台灣，與謝東閩合影。

父親一生性格的由來

「我父親在他所處的年代，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謝大姐對我說。謝南光原名謝春木，筆名追風。家裡有土地，又開了藥房，出身應當是地主兼工商業者。謝春木的父親謝滇是個讀書人，曾考中秀才，但考官向他索賄，他不從，結果就榜上無名。從此後他看透了官場，不再考功名，而是開藥房行醫濟世，經常為窮苦鄉親診病、施藥。他很年輕就去世了。謝春木的生母吳桂蘭，是他父親的小妾，是貧農的女兒。「我祖父去世時，她才二十幾歲，我父親也就兩三歲。」謝秋涵說，「我祖母熱愛勞動，有活力有正義感，還有反抗性，結婚之前，親身參加過漳泉械鬥。我父親就是這樣兩種截然不同性格的人結合的產物。」

謝南光

二林公學校走出的「秀才」

生下來很小就沒了父親，而母親又是一個小妾，所以謝春木在家裡的地位是很低的。他有三個哥哥，但只有三哥是親的，與他同父異母，大哥、二哥都是抱養的，上面還有四個姐姐。謝秋涵說：「父親在家裡地位雖然低，但是很聰明，他是二林公學校第一名畢業，又以第一名考上了台北師範，這個學校在當時的台灣也是最好的學校。」日據時期，台灣人不能學工，更不能從軍，只有兩個出路，做醫生或做教師。「我們家是彰化縣二林方苑鄉陸上厝，當時全村人排著隊送他上學去。」

追風追隨蔣渭水

在台北師範，謝春木書讀得很好，且關心政治。畢業後考上了東京高等師範，讀大學，然後又讀研究生。那段時間接觸了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了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他利用在日本讀書的假期回台灣到處講演。「我父親口才極佳，而且能說能寫，很活躍。因為志同道合，又都是二林人，還是親戚，所以和李應章是好友。」謝春木參加的這些活動，貫穿一條主線，就是反日，同情勞工，同情下層民眾。後來又成立了台灣民眾黨，謝春木擔任秘書長、總幹事，是很重要的職務。後來民眾黨分裂成左中右，他屬於左翼。1929年，謝春木懷著對祖國的嚮往，曾以台灣民眾黨代表的身份專程回大陸參加孫中山遺體的奉安大典。他那次是從日本經朝鮮釜山、中國東北到北京，再到南京，他一路走，一路寫，記遊記行，然後出了一本書。謝秋涵很為父親驕傲，她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我父親也應該有一筆，有一本台灣文學史上稱他是台灣寫白話詩的第一人。當時他用追風的筆名寫白話詩，也寫小說。在彰化八卦山上有一個文學步道，路兩旁隔不遠就有一個亭子，亭子裡有一個碑，碑上正面寫著這個人作品中的重要一段，背面介紹他的生平，這裡面就有一個亭子屬於我父親。」

謝秋涵與友人攝於彰化八卦山文學步道屬於謝南光的亭碑前。

台灣彰化八卦山文學步道石碑上鐫刻著追風（謝春木）的簡介。

革命低潮時期入黨

謝春木蹲過日本人的監獄，但很快就放了。後來，日本人又要抓他，他就逃到大陸，那是1931年底。來到上海不久，1932年他就和中共有了聯繫。他的入黨介紹人是王學文，這個人是中共有名的經濟學家，在延安時是馬列主義學院的副院長，當時是地下黨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後來，王學文跟別人也跟謝秋涵說過，謝南光是在中共革命的低潮時期，也是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入黨的，這和那些投機入黨的人有天壤之別。1933年，謝春木改名謝南光，在上海參加黨的活動，當時搞了一個華聯通訊社，發的稿子大都是反日的。謝秋涵還透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她說：「我父親還受黨的委託，和當時華僑聯合會會長許冀公一起到西北去見張學良。他們跟張學良談，勸他抗日，說得張學良痛哭流涕，張學良說我跟日本人不但有國仇，而且還有家恨，表示一定會怎樣怎樣。後來，父親又專程到西安見過兩次張學良，張對我父親再三保證一定積極投入抗戰。沒多久，就發生了西安事變，那幾次談話應該對張學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謝南光親筆填寫的履歷表。

在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

不久，謝南光認識了王芃生，參加了當時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活動，主要從事對日情報收集和研究，很多台灣人都在這裡工作過，像李萬居等。

這段時間，謝南光無論是在福建、香港還是重慶，都從事第二條戰線的工作。還因為是台灣人的關係，在重慶參加了台灣革命同盟。當時參加的有李友邦、宋斐如、謝東閩、游彌堅、李純青等，都是台灣人在大陸的傑出人士。謝南光是台灣革命同盟三人常委之一，1943年任主任委員，這個組織實際上就是台灣人在大陸的抗日聯合陣線，廣泛團結了在大陸的台灣抗日人士。謝南光認為：「台灣革命乃中國革命之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之日，即台灣各民族爭得解放之時。」

謝秋涵說：「抗戰勝利後，很多台灣人都想回去，當時台灣的呼聲也很高，民眾以為謝南光可以當台灣省長，結果大家的願望沒有達到，只有個別台灣人任了副職。其實我父親當時不願意回去，他不想讓人以為他出來抗日是為了當官。」

謝南光的手稿（一）

謝南光的手稿（二）

謝南光的手稿（三）

謝南光的手稿（四）

謝南光的手稿（五）

逃離虎穴龍潭

這時，謝南光被國民黨委以新職，加入駐日盟軍中國軍事代表團赴日，擔任政治組的副組長。（關於這一段經歷，筆者曾撰寫了《台灣新文學第一人——追風（謝春木）與冰心夫婦的革命情誼》一文，發表於《兩岸犇報》第174期，讀者可參看。）謝秋涵向我講述了謝南光逃離龍潭虎穴，歷盡艱險回到祖國的驚險經歷——

謝南光當時在日本比較有影響，經常講演，還參與處理過一些華僑的具體事務，身份漸漸暴露，國民黨要抓他。那年，派「太平號」軍艦到日本，名義上是修船，實際是來抓謝南光。「當時我們正好隨母親去了東京，他們把我們家抄得亂七八糟。」謝秋涵說，「回到橫濱後，下人很驚恐地向我母親講述了抄家的經過，說很危險。當時在我們家門口，日本警視廳也派人監視他的活動。」

後來，情況比較危險，組織上決定讓謝南光回大陸。謝南光通過地下交通線偷偷地上了一條貨船。謝秋涵說：「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船走到台灣海峽時風浪很大，再大就不得不去台灣靠岸避風。那時離台灣已經很近了，連岸上走動的人都能看見，如果去了台灣我父親就很危險了。但這時候風小了，船不用靠岸了，之後就到了香港，再以後就通過我們的地下交通回到了大陸，那是1952年。」

謝南光的著作大多是研究日本問題。

謝南光的著作。

謝南光的著作。

謝南光的著作。

回到大陸後的歲月

回到大陸後，謝南光繼續從事對日問題研究，還研究台灣問題。他的公開身份是搞僑務工作，先是當全國政協委員，後來又當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文革前人大常委人數很少，都是級別很高的人。」謝秋涵說，「組織上對我父親的政治安排是在當時台灣人中最高的。」文革中，謝南光沒有受到衝擊，據說得益於總理周恩來提供了一個需要保護的人的名單，其中就有謝南光。謝秋涵說：「台灣人中受這種保護的應當很少，好像還有蘇子蘅先生。雖然文革中父親沒怎麼受到衝擊，但他的心情也不好，他是在憂慮國家的前途。」

謝秋涵說：「父親的特點是工作努力，勤奮，也很聰明，能說能寫；另外，他又很有革命性。他很清楚只有中國人民的解放才有台灣人的解放，而且堅定不移，從來沒有動搖過。他的思想經歷了從民族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他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吸收新生事物。再有一點，就是真的不愛錢，駐日本時國民黨的軍事代表團的人幾乎都倒騰黑市，只有他和吳文藻不屑，他們這類人是很清廉的。他剛回國的時候，組織上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錢子清，當時機關裡都管他叫錢顧問。他曾經寫過一篇自述性的文章，名為《風塵錄》，裡面提到自己很喜歡這個名字。」

謝南光的藏書。

父親教我做人做事

謝秋涵說：「回顧我的一生，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父親。父親對我的影響一個是做人要正直，要正派，不愛名不愛財。他讓我對一件事不要輕易下結論，也不要輕易對人對事有成見，要公正地看待任何事情。我父親應該算是台灣人中的知日派，而且能夠寫出來；他對工作很鑽研，很努力；能自覺接受新生事物；他為人正派，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一個人要革命，不能僅僅是因為受到壓迫才革命，而是真正從理論上認識到這個世界需要改變，那麼他就從必然世界到自由世界。」

謝秋涵與筆者合影。（徐波攝影）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