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85年台灣建省後，一度喪失全台政經中心地位的台南府城，因1895年志士劉永福在此領導的乙未抗日，再度成為歷史舞台的要角。台灣光復後，為了紀念劉永福的抗日事蹟，原府城的下橫街改為永福路；在前清道署遺址上也建立了永福國小，國學大師胡適還曾來此造訪，尋其尊翁胡鐵花在此的遺跡。而劉永福抗日時所發布的檄文，用「台灣民主國」名義印行的郵票、官銀票等，已成為稀世的歷史文獻。台南官銀票是乙末之役，欽差幫辨台灣防務劉永福駐台南，為籌軍餉而發行者，所以老輩的台南人都稱為劉欽差銀票，這是台南府城的人民，為保衛國土的精神象徵。以下將介紹這一段不能忘記的悲壯歷史。

劉永福來台幫辦防務

劉永福字淵亭，廣東欽州（今改隸廣西）人。在其壯年之時，中法戰爭（1883-1885）爆發，應越南王之邀請，入越幫助官軍抵抗法國的侵略。戰爭結束，清政府在法國的壓力下，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4月到6月，連頒九道上諭，以賞給「依博德恩巴圖魯」（滿語：勇士的意思）名號與「三代一品封典」為誘餌，誘逼在越南抗法的劉永福回國。同年冬，劉永福率3000名黑旗軍回廣西南寧，清政府下令將黑旗軍裁減大半，只留1200人。隔年4月，任劉永福為廣東南澳鎮總兵，9月赴任。此後，黑旗兵又被歷年裁撤，最後只剩300餘人。

光緒二十年（1894）陰曆正月初三日，清廷御賜劉永福為「福」字，此時劉永福已近六十花甲之年。 當中日在朝鮮關係緊張時，陽曆7月25日，清廷命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酌帶兵勇，迅速前赴台灣隨同巡撫邵友濓辦理防守事宜」。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劉永福奉命來台幫辦防務，被分派駐守的防區為鳳山、東港、恆春一帶，即今高屏地區。他最遠足跡遍及恆春，更於11月14日，轉赴澎湖媽宮（今馬公）及西嶼（西方人稱漁翁島）砲台，視察防務。

劉永福的黑旗軍總部則設在台南府城靠近小西門處，有一軍火庫，稱軍裝總局，另城的東北處有一軍火工廠。隔年2月15日劉永福養子劉成良率1000名黑旗軍（稱為「福」字軍）渡海抵打狗，打狗防務指輝官職務於此日由劉成良接管，並有近兩百人黑旗軍防守旗後砲台。

3月下旬，日軍佔領澎湖後，劉永福曾遣兵計劃恢復，並和澎湖島民裡應外合，但在澎湖奸民密告和日軍偵察下，遂不成事。為防止日軍四處派人至府城及鳳山縣的旗後口（今高雄港）窺探軍情，4月8日劉永福的懸賞日本奸細告示中有「日本鬼假扮華裝混入境內打聽各事，或在砲台左右窺探形跡可疑者，立行拿送」的字樣。至台灣割讓前，劉永福與台灣鎮萬國本、恆春都司邱啟標、嘉義總兵陳羅共守南路。

因劉永福治軍甚嚴，在4月17日台灣確認割讓給日本後，成為眾望所歸之南台灣領導者。劉永福於4月28日親赴位於打狗南方約12公里的鳳鼻頭，與南台灣的士紳密秘密會商，以期獲取他們對於抗日或投降的抉擇。4月30日，南台灣的士紳們終於一致決議，促請巡撫唐景崧及幫辦劉永福，領導他們全力抵抗，直到日人投降為止。

1895年6月8日《倫敦畫報》（The lllustrated London News）所刊劉永福巡視打狗防禦設施圖。

1895年6月8日《倫敦畫報》所刊黑旗軍在打狗（今高雄）旗後（今旗津半島）海灘上構築竹橋圖。並載稱「為了防止日軍攻打旗後砲台時無退路 ，黑旗軍以竹竿搭建簡單竹橋 ，跨接本島及 Saracen's Head （旗後角，今旗津半島北）上之堡壘 」。

劉永福坐鎮台南

1895年6月6日坐鎮台北的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內渡中國內地後，侵台日軍隨即佔領台北，且前鋒直逼新竹，台南的文武官員也陸續內渡。此時，劉永福進駐台南府城，並於6月底，接替了萬國本所留下的「台灣鎮總兵」的職務，實際掌握了此間所有的行政、軍事上的大權，並建立其戰爭時期的軍事獨裁模式。

台南仕紳要求劉永福繼任總統之職，但劉永福不接受，仍稱幫辦，入駐府城。重設於台南的台灣民主國擁有台中、台南兩府；恆春、鳳山、嘉義、安平、苗栗、雲林、彰化、台灣共八個縣及一個台東州的勢力，當時英國駐安平的領事胡力穑便將之稱為「南台灣民主國」（South Formaosan Repblic）；美國新聞記者J. W .Davidson則以美麗燦爛的「蝴蝶共和」（Butterfly Republic）來稱呼。雖名為「民主國」，但劉永福以下等大小文武官吏仍以前清的官職彼此相稱，也仍沿用前清的光緒年號。劉永福對外的署名為「大清國欽差幫辦台灣防務記名提督軍門署福建台灣總鎮守府劉永福」。

劉永福在台南，任統帥，設議院於台南府學（今孔子廟），為眾人參謀之所；並將台南道府之重任委由滿洲鑲白旗人忠滿，並派任鄭文海（號漢卿）為安平縣知縣；台南先鋒營歐陽萱知恆春；忠靖營、鎮海中軍先鋒營以忠滿統率（軍政合一）。王厚甫為鹽局提調，林東青（號紫堂）為鳳山縣知縣，陳翥伯接替胡鐵花為台東州知州。

劉永福當時辦公之處據傳在寧南坊的巡道衙；或傳大天后宮後側廂房曾為民主國總統府之處。但劉永福的參軍記室吳桐林在《戰爭日記》中記載，劉永福主要坐鎮於台南府城大北門內的台灣鎮署。會被劉公看上的原因是因安平海口離城頗遠，倭船來時，急不得報。所以劉公想於城中建高樓，但工程艱鉅不能實現。恰好鎮署有老桂一株，高入雲霄，一天，劉公徘徊樹下，仰視良久，猱（音「撓」，長臂猿）升而上，攀枝遠眺安平海口，歷歷在目。不久，便喚木工，依樹螺旋作梯於歧出的樹枝中，架木板圍以小欄如樓樣，日令親兵輪流瞭望。故劉公常帕首腰刀，隨帶洋鎗隊數十人夜間乘馬自海口禦賊歸來，而城中百姓往往不覺，數月以來，居民相安，有如太平氣象。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第一旅團佔領台北後，日本大本營預定原滯留在遼東半島之山根信成少將所率領的近衛師團第二旅團要實施台灣南部登陸作戰，即和常備艦隊司令長官有地品之允中將協議一起從基隆出發，在澎湖島集合，前往台南及鳳山立即佔領。

於是該部隊於6月15日上午逐次出發，21日至基隆。此時遇上台灣夏秋兩季興起的西南季風引起湧浪的天氣因素，再加上劉永福在沿海嚴密的海防措施、及北部抗日正酣、需要支援友軍作戰的時機。於是北白川宮親王遂中止計畫，命令解散山根混成旅團的編組，全力在北部由陸路南下平定抗日軍隊。而劉永福也不斷派兵北上支援，在中南部結和當地的義軍痛擊日軍。

台南府城義民連環保結。

籌措抗日糧餉

1895年5月下旬台灣民主國剛成立時，台南道庫存銀約七萬餘兩、府庫約九萬餘兩、台南支應局約萬餘兩；自劉永福剛坐鎮台南後，清查庫儲，惟道庫未動，府庫及支應局共約存銀六萬餘兩。並與忠滿等集紳商會議，一時籌集約十萬兩。

因糧餉太缺，於是便利用戰爭時期，很多台南府城人民，尤其是有錢人，紛紛內渡中國內地之際，劉永福派人到安平口岸查守，加了一項所謂的「逃亡稅」（War-Tax），根據每人的經濟情形而課以二至六個銀兩，即百分之五程度或是留八還二，以作軍食，也可說是一種對欲逃離台灣者的經濟處罰。後來再規定，欲內渡者必須先至議院領取護照，即一種旅行卷，一般人每戶需付二兩，有錢人則數倍徵收，無護照者不得離台內渡，等於是變相地向富人募款。

除此，由糖郊富商陳鳴鏘擔任籌防總局局長，向殷戶開始募捐餉銀。募捐的富戶當中，陳鳴鏘慨捐私財白銀四十萬兩作軍餉之用。事後，據日本南進軍在今陳氏家廟原址的陳鳴鏘家宅所查得之帳簿所記載，當時台南府城分五個區，每個區置委員若干，由委員負其全責籌餉。

陽曆7月22至24日的抗日派單。

由於打狗富戶捐貲並不踴躍，加上戰時米糧、軍需本來就很匱乏，但奸商卻從中屯積謀取暴利，甚至將米、糖盡可能裝載出洋。而抗日政府每月所出軍費，應需十五、六萬兩之多，支持數月，餉械兩空。吳桐林觀察到「黑旗諸軍，自農曆七月以來，無餉可籌，僅發火食。至八月中旬後，并火食（伙食，日常飯食）亦不能發也。」由於他們大都是來自汕頭的廣東人及湖南人，在中國被視為最好的戰士，所以絕不能讓他們餓著。劉永福便令台南府境內的各家老百姓炊糯米成為甜粿，以餉兵士作戰時之糧。

劉永福也派人到各鄉村買收水牛、山牛，以「椎牛饗軍」補充蛋白質。所以在10月9日劉永福令劉成良速調（六堆）粵庄義民一千民，不分晝夜，即來郡守城，並聲稱︰「在旗後先發伙食，令其速行，月餉仍由彼庄內自備，我惟出伙食而已」，指的就是上述營養品。

發行官銀票及郵票

在十九世紀初期，銀票和錢票已盛行於中國內地的廣州及沿江沿海通商口岸，當時是官府籌建紋銀，作為官局資本的手段。所以，吳桐林向劉公「極力贊銀票之美，議院諸紳概行銀票」，以買集軍隊之糧並供給兵餉。於是，劉永福即命知府忠滿，在大西門外的北勢街設官銀票局，由美打洋行的買辦莊序端（一說是同知莊明德）主持。首次發行日期為農曆六月初十九日（8月9日），面值有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票為三聯式，一存府，一存局、一留用。並約定擊退日軍後雙倍償還，是以台灣的鈔票首次流行於市上者。官銀票所蓋之關防鈐章共有四顆，蓋在票面頂端正中的是「幫辨台灣防務閩粵南澳鎮總兵之關防」，其下端蓋用「台南府印」，印之左側為滿文。票面之上端中央，亦蓋有「鎮守福建台灣總兵官之關防」。

台南官銀票拾大員。

由於軍資極為缺乏，紙幣使用多達三十萬，民間之信用墜地，市上紙幣已不能通用，官銀票只印至七月十六日（9月4日）為止。由於當時尚無現代銀行的設立，所以洋行往往附帶著經營金融業務例如存款、放款、匯款、兌換等。劉永福乃設法，命議事院長陳鳴鏘和安平五大洋行和美打洋行的買辦相謀，保證其紙幣。此後募到的銀額，約達八十萬圓。

劉永福又令人在廈門成立「安全公司」，印行相當於現代之公債票之面額五圓的股份票，由糖郊富商陳鳴鏘攤派。因官吏、士紳信其至少會堅守南部，維持局面，故此股份票附帶條件記明若彰化台北均皆克復，台灣全國太平之後，即淮支回股本加三倍給還持票人。

陽曆10月9日發行的股份票

至於當時稱士担（stamp）紙的郵票，對民主國的財政也有很大的貢獻。民主國郵票發行後，劉永福宣告所有經過當地郵局（民信局）之信件都要貼上民主國郵票。所有貨袋均經詳細檢查，以確實執行該政策。因為台南的消息可經過廈門傳到台灣北部的日本軍隊，這種間接式的訊息傳遞在當時似乎是可行的。據說曾經因此逮捕了七名充當日本間諜的中國人從安平經廈門送信，這七個人被捕之後都被砍了頭，其中兩個被指為日本間諜。抗日政府在這些人身上還找到日本人的信件及台南地圖。因此國家安全也似乎可以藉著強迫性地使用郵票與檢查增加保障。劉永福又下令在廈門、汕頭、香港成立郵政服務處來處理貼有民主國郵票的郵件。據官方記載，當時有近九千三百封信件使用了第一版郵票，由台灣寄中國內地；在五個星期當中也有八千封信用了第二版郵票。

民主國郵票大小圓郵戳，後者有「TAINAN」（台南）的字樣。

（未完待續）

台南抗日史話（上）
台南抗日史話（中）
台南抗日史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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