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與「台風」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面向，問題的核心都直接指向台灣的產業經濟發展的困局（圖片來源：翻攝韓國瑜臉書）

最近台灣的政壇突然間滿天神佛，有意角逐2020年台灣領導人大位的政治人物不約而同的都往巡行的媽祖鑾轎前紮堆。更有趣的是，當全台首富郭台銘假託媽祖神諭宣布參加國民黨初選之際，向來與長老教會淵源深厚的賴清德也跑到大龍峒保安宮祈福爭取出線，有意無意的暗合「大道公與媽祖鬥法」的鄉野傳說。

在君權神授的封建時代，「假託神諭」向來就是對現有統治秩序不滿的各路英雄豪傑，突破以人倫責任為基礎的宗法秩序，號召人民起義的不二法門。舉事者只要是不是血統純正能以「恢復漢祚」為口實，哪一個不是「假託神諭」證明自己是「天命所歸」來弔民伐罪。只是到了以科學取代神學，以民主取代君主的今天，政治人物還要靠神諭來自證天命，要不是對自己參選的正當性缺乏底氣，就是對人民的智慧缺乏信心。

持平而論，若處太平盛世，再多的神蹟也蠱惑不了安天知命的庶民百姓，如果不是當政失道民心思變，光靠迷信也起不了作用。從2018 年「韓流」席捲全台，到2019年「台風」橫空出世，在在都反映出台灣人民的集體焦慮，那就是對民進黨當局強取豪奪的派系分贓，以及以意識形態治國採取兩岸對抗政策的擔憂。謀大位者只要把道理講清楚，反應民膜、指明方向、提出具體可行的方案，何愁得不到群眾擁護？！

郭台銘與韓國瑜的出身相仿，都不是傳統的建制派精英，雖說其經歷各異，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和利益格局也相異其趣（前者表現出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理性，較能得到建制派政治菁英和產業界支持；後者苦民所苦，更多的是來自小農、小商品生產者、攤商老闆等自雇營生者的擁簇），但兩者的共同點都是對國計民生的擔憂，對民進黨政府失能亂政的不以為然，都將台灣經濟的出路指向兩岸關係，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區域合作和產業佈局。

說穿了，所謂「韓流」與「台風」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面向，問題的核心都直接指向台灣的產業經濟發展的困局，也就是在面對全球經貿秩序從一元單極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逐步轉向以區域經濟一體化為主體的多極共治新的世界體系的遞嬗過程中的進退失據。不管是韓國瑜主張的「貨出得去、人進得來」和「南南合作」，或是郭台銘在「2019印太安全對話」會議中，質問陳唐山和蕭美琴「台灣參加區域經濟合作的鑰匙究竟是在華盛頓還是北京？」的大哉問，都在說明這個道理。「親美反共」的偏安思想是藍綠兩黨政治菁英的歷史共業，只不過因為蔡英文當家後的執意推行兩岸對抗政策，導致台灣有面臨與大陸市場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脫鉤的危險，才將這個矛盾激烈的暴露出來，遭到經濟選民的厭棄。因此，日後不管是郭台銘還是韓國瑜代表國民黨競逐大位，其意義都不能簡單地用傳統的藍綠黨爭來簡單概括，所動員的社會能量也遠遠超乎台灣政黨政治的現有格局，所謂「拱郭卡韓」之說，更是大可不必。

不管是郭台銘還是韓國瑜代表國民黨競逐大位，其意義都不能簡單地用傳統的藍綠黨爭來簡單概括，所動員的社會能量也遠遠超乎台灣政黨政治的現有格局

許多人詬病韓郭兩人的論述，都缺乏對受雇勞動者權益的伸張，特別是富士康「血汗工廠」的不光榮印記，更加深勞權人士的戒懼。這樣的擔憂不是無的放矢，說明了韓郭兩人在階級屬性上的侷限性，但也是歷史的侷限性，更是台灣社會階級構造特殊性的政治表現，可以期許，但不必苛責。「韓流」與「台風」之所以蔚為一時風潮，可以視為藍綠兩黨政治菁英體系崩解的象徵，只可惜這種崩解還是以階級政治缺位為代價。如何促使台灣的勞動階級發展壯大，擺脫虛構的「台灣國族主義」糾纏，防止階級矛盾再度讓民粹主義台獨挪用，讓勞動階級認清自己的方位，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登上歷史舞台，才是有識者應該戮力的方向。

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面臨「相對生產過剩」與「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時的過渡性安排，既是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失敗的客觀產物，也是人類社會朝向新的世界體系轉型的中介型態，不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的根本性答案。其作用在於，通過多邊主義的制度性協商，讓生產要素流動突破民族國家的地理侷限，打破以國家或地區為單位的地緣經濟格局，縮小區域內國家或地區之間國民經濟的發展落差，形成超越國界的分配結構，擴大區域內市場需求，從而在與區域外經濟體之交易中增加優勢。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在延緩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在一國範圍爆發的同時，也增強區域內各民族國家和地區對世界市場、世界經濟的依賴，更重要的是意味國家主權的某種程度的讓渡，為創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質基礎與制度文明的前提。從這個角度來看，海峽兩岸因內戰的歷史遺留，持續超過半個多世紀的主權糾葛，相信在這個以多邊協商為制度框架的一體化進程中，或許可以找到海峽兩岸讓全體中國人民都喜聞樂見的、和平的解決方案。

迄今為止韓國瑜最大的優勢來自於他的論述，沒有藍營政治人物宮廷修飾的語言直指民膜，擄獲人心。但是，優勢也是限制，過度訴諸庶民百姓感性經驗的經濟訴求，雖然人民有感，但也限縮了引領選民提升理性認知，從而提供發展願景的契機。韓國瑜在如何處理中美大國關係下的台灣問題上自我設限，在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產業佈局上停留在「招商引資」，相對來說就沒有郭董表述的精準到位。舉例來說，郭台銘在臉書上解釋上述有關「台灣參加區域經濟合作的鑰匙在哪裡？」的提問時，說道：「台灣被摒除在許多國際貿易協議外，造成台灣廠商在關稅及相關競爭基礎上最少都要多5%以上的成本，造成只有少數特殊國際競爭力的廠商才能活得好，這個影響最大的就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不強，一般就業人口就減少，平均薪資就難漲，這都是經濟成長數據再美好也無法讓大家覺得有感的原因。」多少已突破皮相，格局與眼光都略勝一籌。

韓粉力拱韓國瑜直取大位的善良願望，來自於對民進黨繼續推行兩岸對抗路線的集體焦慮，雖照顧到化解兩岸僵局的迫切需要，卻忽略了如何協助韓國瑜夯實願景的長遠設想。近日，韓國瑜發表五點聲明，說明了「無法參加現行制度的黨內初選」的難處，也表達了「不計個人得失榮辱」的承擔歷史責任的擔當，著實令人動容。但是，想要實現上述主張，參加2020年大選未必是最佳路徑，留任高雄市長也大有可為。國民黨該改革的不僅是政治權貴們的密室政治，還有扈從結構，與其貿然奪取大位卻讓拿教科書治國、唯「美」是從的技術官僚體系包圍，不如利用市長任期好好培養能遂行意志的、廉潔而有效能執政團隊，以及能夠夯實「南南合作」的政策工具和城市群產業對接，日後再思進取。

想要「守護中華民國」、改變台灣，就要適應世界發展趨勢，超脫傳統「主權國家」執念，在區域一體化的架構下謀求「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的真正出路。寄語，韓國瑜！

◎本文同步刊載於《兩岸犇報》第2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