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進黨造就了韓國瑜，而不是韓國瑜拯救了國民黨。（圖片來源：翻攝自韓國瑜臉書）

在過去的三年多來，不管是在世界範圍，還是在台灣社會內部，我們都被迫放下教科書中的諄諄教誨，直接面對權力運作的暴力本質，心有不甘的承認自己仍身處於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當川普以「美國優先」為信條四面出擊，用「關稅壁壘」和「武力干涉」為手段，在世界範圍恣意拆解行之多年的多邊協商機制，重新建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我們彷彿再度看到19世紀「東印度公司」船堅砲利的熟悉身影。

島內的情況也不遑多讓，三年前挾勝選優勢「全面執政」的蔡英文政府，一方面假口「轉型正義」對國民黨進行經濟與道德清算，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受難人除罪平反。但卻一方面招喚「反共國家安全」意識形態，炮製「共諜案件」羅織統派人士罪狀，製造恐怖氛圍。甚至利用立法院多數優勢，強行推動一連串的「國安立法」，限縮兩岸正常的交流交往，更將《刑法》外患罪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原本在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所規定屬於一國內部的「大陸地區」，從此成為《刑法》中的「敵國外患」，與其通謀者最重將被判處無期徒刑至死刑，其刑罰之嚴峻直逼廢黜多時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兩岸關係與台灣社會重回冷戰軍事戒嚴時期的對抗與肅殺。

德國政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所謂的權力就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於其他人的行為之上的能力」。這種觀點被普遍化的接受成為權力運作的邏輯：某個人或某個集團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他人的能力越大，權力就越大，一旦踰越了制度性的框架，就是一場民主的災難。一般而言，迫使一個人或一群人屈從於權力，放棄自己的意願而服從他人的意志的手段，不外乎棒子、蘿蔔這兩個主要手段。前者，除了原初社會是依靠牙尖爪利等自然稟賦之外，現代社會更多的是依靠制度性的強制；後者依靠的是對財產權的占有、支配與再分配，兩者都有鮮明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受到歷史條件的制約。因此，作為統治集團的個人或是集體，為了讓被統治者「心悅誠服」的屈從於自己的意志，通過教育、傳播與宣傳將自身的利益、價值包裝成社會整體，甚至是人類世界的普遍利益，是贏得這種意志的屈從，從而實現並擴大權力追求所不可或缺的環節。

戰後美國之所以能夠一手主導包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關稅貿易總協定在內的「布雷敦森林體制」，除了挾其強大的綜合國力之外，通過「馬歇爾計畫」和「日本復興計劃」以軍事干涉（棒子）和經濟援助（蘿蔔）共同圍堵共產主義勢力擴張，以維護自由、民主為口實，建構「親美、反共、國家安全」冷戰意識形態也功不可沒。如此一來，透過美國在世界軍事和經濟的活動，美國的財貨和意志才可以無遠弗屆滲透到自由主義世界的任何一個脈管末稍；通過戰後援助計畫和貸款，才可以讓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脈動和美國這個「搏動著的工農業心臟」聯繫起來。

現今的美國，經過韓戰與越戰的挫敗，以及以「美元黃金匯兌制」為主要特徵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說明了其國家財政及其軍事投射能力的衰微；蘇東波巨變後的國際政治體系，冷戰反共意識型態也喪失其對象性，從而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據。當前川普政府所面對的，不是來自外部的挑戰，而是國內社會財富兩極化的結構性矛盾，是長期執行反恐戰爭的財政耗損和國家意識形態危機。持平的說，當前美國國內的財政空虛、基礎設施落後、製造業空洞化、貧民社區的第三世界化，都可以說是過去40年來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直接後果，是後冷戰美國在全球推行資本全球化全面潰敗的體現，將之歸咎於當前世界經貿秩序失衡或是個別國家的「不公平貿易」，可以說是無的放矢。

目前，美國要在全球範圍遂行其國家意志，實現其國家利益，少了經濟挹注，失去了意識形態的的話語權，所能倚靠的只是作為全球最大進口市場的關稅制裁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不管是貿然發動對華貿易戰爭、遏制華為等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還是取消對印度的「發展中國家普惠制待遇」（GSP），或是以加強管控移民為口實加增墨西哥產品進口關稅，乃至於對歐盟國家在軍事、外交與經濟事務上的比手畫腳，我們看到不是川普遂行其個人意志實現其霸權利益的霹靂手段，而是昔日辛苦建構的冷戰反共道德制高地的全面坍塌。最近，曾任美國前副總統錢尼國安顧問、也是川普政府和共和黨內的亞太政策的重要策士的葉望輝（Stephen Yates）在接受島內媒體專訪，將「反共」列為2020年台灣總統的理想人選的首要條件，並表明美國不樂見台灣新任領導人與大陸簽署超過美台關係的各種協議。這不但是赤裸裸干預他國內政，將美國的利益強加於台灣人民的身上，還不免讓人產生不知今夕是何夕的荒謬感。

現代社會，任何一個個人或政治集團想要行使權力、實現自己的意志，都要依靠制度性的框架。如果將個人的意志凌駕於體制之上，自外於人民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實際需要，也就喪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據。這個問題，特別是在族群對立、價值分裂、統獨分歧、藍綠不過半的台灣尤為重要。所有的當選者都要清醒地認識到，你所獲得的選票都只是「制度性的多數」，而不是人口的絕對多數，對於涉及台灣安全與未來的重大議題應該審慎為之。用意識形態治國理政，強行將自己的意志凌駕在人民現實生活的實際需要，勢必遭到民心與民意的反撲。

韓國瑜的力量，並非來自於他的人格特質或是高明的話術，而是來自於當政者行使權力的粗暴。是民進黨造就了韓國瑜，而不是韓國瑜拯救了國民黨。當韓國瑜在凱道上面對數十萬支持群眾的擁簇而顧盼自雄，高喊「台灣安全、人民有錢」，受到鼓舞的不只是韓國瑜的競選團隊，不只是在凱道上風雨無退的數十萬韓粉，而是所有對執政當局用意識形態治國理政感到憂心、反對將個人及黨派的意志強加於台灣人民身上，希望通過兩岸和平、和解、合作發展能過上好日子的庶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