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11月的九合一選舉迄今，一股突如其來的韓國瑜旋風攪亂一池春水，打亂了藍綠陣營排資論輩的部次班列，不僅逼得藍綠巨頭個個方寸大亂，焦躁不安，甚至不顧體面的口無遮攔。眾多政治觀察家、電視名嘴也忙著借箸代籌，拿著一堆真假難辨的民調數字排列組合，估算著「眾太陽」們爭奪大位的勝選概率來指點江山，卻鮮少有人願意說清楚、講明白在數字背後民心思變的內在需求與結構動力。

事實上，「韓國瑜現象」所帶來的政治旋風，不過是島內民心民意轉變的直接體現，韓國瑜只是適逢其會。通過韓國瑜直白的庶民語言，將知識份子的竊竊私語和市井小民的街談巷議，直接翻攪到檯面上成為政治現實，讓原本在制度設計上被邊緣化而各自孤立的投票機器，匯集成一股足以翻轉利益格局的民意洪流，對藍綠兩黨建制化的菁英體制進行反撲。我們與其將「韓國瑜現象」歸咎於個人的人格特質，或不世出的政治才華，不如說是數十年來以美式代議政體為範本所形塑出來的，終日惶惶於意識形態傾軋和派系分贓的菁英政治體系，脫離人民生活的實際而終遭厭棄。

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從2014年柯文哲「白色力量」的橫空出世，到2018年的韓國瑜旋風，無不暗合著在全球範圍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化趨勢，是過去30多年來美國所一手主導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失敗的直接後果。在這場以東西冷戰解體、製造業相對生產過剩和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為背景的全球經貿秩序重構過程中，霸權國家通過金融與貨幣操作轉移世界剩餘，惡化分配結構，最終導致社會財富空前集中、中產階級收入下滑、勞工失業率上升、眾多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流通服務業店家老闆瀕臨破產、醫療教育商品化、社會保障事業解體等惡果。歷史的條件俱備，就等著「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陳勝、吳廣來扭轉乾坤。

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到同樣依靠現代網路社群媒體的聲量起家，翻轉島內政黨政治格局的柯文哲和韓國瑜在現象上的同一性，而忽視兩者所代表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在經濟利益和政治態度上的殊異，那恐怕也無法洞察兩者在本質上的差異性，更無法掌握兩者在消長競合間所蘊含的社會性意涵。

柯文哲號稱「白色力量崛起」，直白地表達其代表都市白領受薪階層和服務於醫療、司法和金融流通等專門職業群體的憤怒。他們一方面代替資本家執行資本積累的職能，一方面分潤資本家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雖然因為職位的高低，以及對資本積累的貢獻不同，從而在收入的分配上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在社會生活過程和精神生活過程，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直接繼承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政治上的表現一般來說也和資產階級並無二致。但是，近年來由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兩極化和專業人員跨國流動，其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出現下滑的危機，刺激了他們在政治領域強烈發聲的欲求。表現在兩岸關係上，他們雖然明白必須在區域整合中謀求產業經濟發展出路的道理，不至於全面走向兩岸對抗路線，但在專門職業領域還是具有相當程度保護主義色彩。這也是為什麼「白色力量崛起」既誕生在「反服貿運動」的高潮，近年來又與台獨激進勢力時有齟齬，與綠營剪不斷理還亂的根本原因。

韓國瑜「貨出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競選口號之所以擄獲民心，代表的是在台灣特殊的工業化過程中，作為殘餘形式，但卻為數龐大的小農、小商品生產的中小企業主、獨立工匠和服務於商品流通、觀光餐飲服務業的店家老闆的生存危機。他們的經濟總量不大，但從業人數超過台灣經濟活動人口的半數，是台灣現行選舉制度的主要人口組成。他們是天生的「自由市場」的擁護者，卻也是市場無政府狀態的直接受害者。在資本主義市場處於發達和上升的階段，由於繁榮所帶來的自信，他們往往在政治上表現為激進的民主派，要求國家全面退出市場；一旦面臨經濟衰退，生存和發展將壓倒一切，他們不是將自身的困境歸咎於金融資本和商人資本的層層盤剝，就是要求政府要強力介入經濟過程，藉以擺脫衰退和蕭條的威脅。蔡英文當局就任以來執行兩岸對抗政策，導致「貨出不去、人進不來」百業消停，直接翻轉了他們在傳統上對綠營的政治支持。

此外，造就韓國瑜旋風的還有一個偶然因素，是蔡英文政府錯誤的「軍公教年改」所提供的契機。蔡英文當局以「年金破產」為口實，將一生奉公守分，晚年喪失勞動生產能力的軍公教警消人員的退休年金消減大半，並招喚工農群眾與青年族群將其污名化，極盡羞辱之能事。表面上的理由是實現「公平正義」，實際上是將其視為是國民黨扈從結構而進行懲罰。民進黨當局以為軍公教年改僅涉及為數33萬的軍公教退休人員，殊不知，這是涉及33萬個家庭、甚至是數十萬個家族的日常生計。韓國瑜的出身和血氣，恰恰提供他們滿腹委屈的情緒出口，也歷史性的劃開了他們與綠營人士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鴻溝。

台灣由於資源匱乏、市場規模太小，在歷史上向來以單項產業輸出為積累手段，成就了「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榮景。不管是清領時期的大米、蔗糖，五口通商後的茶葉、樟腦，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殖民地工業化，還是戰後初期的紡織、電子，八〇代產業升級後的半導體、晶圓代工，都無法擺脫對外部市場的依賴。近年來經濟停滯，產業升級困難，追究其根本原因，也在無於缺乏一個足以支撐民族科技發展的強大的內需市場，受到資本主義規模經濟的制約。因此，如何處理好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共構民族自主市場，並以此為路徑順利融入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在全球經貿秩序從一元單極走向多極共治的範式轉移過程中卡位，找到自身發展的契機，已經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也是唯一的活水源頭。

近日來，韓國瑜訪問港、澳、深圳和廈門等城市「交朋友、做生意」，之所以無懼綠營人士和台灣大陸事務主管部門鋪天蓋地的抹紅和威脅，除了秉持著為台灣農漁民找出路的一股正氣，更重要的是，得到絕大多數民意支持而有恃無恐。坦白說，簽定50餘億台幣的農漁產訂單，不過是韓國瑜的「小打小鬧」，如何形成「南南合作」的區域整合和產業對接，才是真正攸關台灣產業發展前景的宏觀佈局。我們衷心企盼韓市長能夠一本初心，將台灣人民謀求安全、安定、和平發展的根本願望，匯集成一股足以摧枯拉朽的熱帶氣旋，劃開了數十年來藍綠共構的「親美、反共」如死水一灘的意識形態藩籬，加速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活潑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