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犇報十周年社慶暨《毒蘋果札記2》新書發表會

０、楔子

以「我們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龍」為號召的台灣1970年代的重要詩社「龍族詩社」的一條老龍，也是小說家陳映真先生的長年戰友、摯友──詩人施善繼先生，在濕冷的2014春雨之中，抖擻鱗甲，在距離1950年代白色恐怖遺址台北馬場町公園不遠的一個文藝森林裡，亮劍了。詩人亮的是他積數十載之德與功所煉之劍──《毒蘋果札記》^[1]，知人知世且知味，雜文若詩且詩若雜文，劍氣迷離，忽而光寒如鋼，轉而溫潤如玉。趙剛何知，躬逢盛會，謹以札記六條誌之。

一、 獨白

這些札記的最尖銳的特質，就是它們的真──它們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獨白況味。作者想寫，於是他寫了；他不是因為要別人看，為別人而寫的。大家都說曾國藩的家書寫得好，寫得誠實坦蕩。但是曾國藩三番兩次要家人好生保存好他的信札，那不免還是在落筆寫家信的時候，起了要立言垂範傳之名山的意思。日記、家書、札記、尺牘，一旦有了這個「為人」的心思，那「真」的感覺就自然就降低了。

既然寫作最終而言是為己，於是這個作者就更加的自由、更加的真實──但也更加的孤獨。陳映真是孤獨的，施善繼也是孤獨的。不同的是，陳映真還想諄諄說服，施善繼則似乎一點兒也不想說服誰，或他已經放棄了想要說服誰。取名《毒蘋果札記》固然是記誌詩人與小說家陳映真的友誼，但未嘗沒有一點賭氣的意思：你們不是說陳映真那棵樹有毒嗎，那麼它的果子你們最好也別碰。

於是，這本札記不免像是某種小語種的寫作，只有一種人口稀少的族人會看的「內部文件」。它眾多篇章曾經刊登的小眾園地（《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批判與再造》乃至《兩岸犇報》），無言地說明了這一性質。左翼書寫在一個歷來缺了左眼的這個島嶼上的尷尬，以及左翼在當代世界的困境，也無言地說明了這個性質。

這本札記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於是我想起了魯迅的：「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於是我想起了詩人是一個孤獨的慢跑者，汗水滴在他自己的影子上。

二、果與樹

詩人雖然說他是陳映真這株毒蘋果樹上結的一顆毒蘋果，但對我來說，與其說這是實情的一種比方，不如說是詩人對他與陳映真的不渝友誼的一個宣告。因為，我想沒有人會反對，要是這麼比喻的話，陳映真也是一棵毒蘋果，陳毒蘋果和施毒蘋果所來自的那株魯迅毒蘋果樹，本身也是一個毒蘋果，或可謂之魯毒蘋果。在這個無盡的追求公義與人道理想的大路上，所有先行者與行路者都既是果也應是樹。

三、施善繼與魯迅

把施善繼、陳映真，以及魯迅置放在同一個系譜裡，我們看到了施毒蘋果，至少在某一個側面而言，更神似魯毒蘋果。這個側面即是雜文。評論者經常指出陳映真的小說創作裡有魯迅的鬼魅魂靈，但似乎不曾聽聞兩者在論評文字上的關連交接。這個落差是有道理的，因為陳映真不作詩、無意寫散文，他戰略地、偏心地把他所有的創作才情都給了小說。而當他寫小說之外的文字時，他是在說服、論辯、批判與戰鬥。他寫得很嚴肅，很邏輯，很精準，但也很緊張，很約束。一種高度自覺的政治態度讓陳映真的論文、文論比較接近現代（或西方）左翼的高理論濃稠度的書寫方式。

相對而言，魯迅的雜文或是論戰文字，則比較是一種中國傳統下的左翼書寫。首先，比較短小，幾百字之內，山巒迭起，柳暗花明，血濺五步，哭笑不得。是游擊戰，而非陣地戰。其次，而且是更重要的是，寫作的主體狀態比較寬鬆、比較自我，更允許讓寫作帶著思想走。因此，魯迅的雜文常常展現出一種拒絕被邏輯或理論所收編的張力，展現出一種流動──雖然絕不是漶漫流淌，以及一種歧出──雖然不至於多歧亡羊。所以，魯迅的雜文既讓人愛讀，又讓人難懂，起於不當起，終於不當終，但卻又都是如此得當。這樣的文字，所要求於讀者的是理智的理解，以及──直觀的感受。因此，魯迅的雜文既是高度政治的，也是高度文學的。

我讀施善繼的札記，處處感到這種魯迅式雜文的精神曼衍與形式再現，尤其讓我聯想到的更是魯迅的〈隨感錄〉、〈忽然想到〉，以及〈題未定“草”〉那些篇什。在《毒蘋果札記》裡，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例如在一篇七八百字的短文裡，從19世紀上半葉的普希金的決鬥，說到「鄉土文學論戰」，說到日本導演小林正樹的電影，說到陳映真與日丹諾夫，說到兩種專政的辨明（〈決鬥的背後〉）。類此札記不勝枚舉：〈“黑心”啟事〉、〈監視器〉、〈包大人〉、〈24枚柿子〉、〈香菸與咖啡〉、〈包養〉……。這些以及眾多其他篇章，總都是從詩人生活中所經歷的微小之物（柚子、柿子、蝦子、雞、煙斗、金紙、郵票、油飯、瘡痂、亡友、舊書、咖啡豆、古典音樂、台灣蘭姆、成人紙尿褲，乃至窗外傳來的誦經聲）出發，拉出了纍纍一串的犀利聯想，而終及於一個「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它是一種「中國傳統下的左翼書寫」。我們都知道中國傳統詩作有一種「興」的表現手法。《詩集傳》說：「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一聽到「中國」，島嶼這邊一定有人膝蓋反彈，馬上就說：這就是毒蘋果裡頭的「中國因素」！您說的沒錯，這自是中國人甚擅長特喜愛的一種表達方式，但更也是唯物主義的表達方式與文藝哲學。文學藝術也是主體在感受到自身處於一種影響我們、制約我們乃至決定我們的環境（物）中，努力甄情酌勢，從而發揮自身的一種實踐。這是在歷史並未終結的信念下的主體性的、創造性的寫作。唯其善繼，方能善始。

因此，若有人望文生義地說，因為施善繼是詩人，而「毒蘋果」又是那麼致命的浪漫，從而，這本《毒蘋果札記》是一浪漫主義之作，那就大錯特錯了。這是接續魯迅傳統的中國左翼現實主義雜文書寫的一個實作。

四、戰鬥

魯迅、陳映真，與施善繼，都是孤獨的──孤獨的戰士。這本札記到處是逆著風勢的戰鬥。容我試舉二三例。

詩人在他自己的那一塊「專業」裡戰鬥。我們的耳朵長期以來都習慣於此間文學史的編纂者言，說台灣的現代詩是紀弦（路逾）、鍾鼎文、與覃子豪這三個人在1949年左右，從大陸帶來的種子，進而發揚光大的。但是詩人卻經由對「迦尼」這位外省詩人在1947到1948之間，在當時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發表的45首詩歌的耙梳考察，為這個刻意被忽視的歷史翻案（見〈呼喊迦尼〉）。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由於它的性質與使命，必需讓詩人承擔議論文寫作的規矩步數，從而成為了這本札記裡比較少見的異數文類。小米加步槍的戰士不得已登上了坦克車駕駛座，讓人心疼忍俊尊敬兼而有之。

但更多的時候，詩人的戰鬥幾乎就是魯迅所自況的「不過是狹路相逢揮了幾拳」。詩人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三十年後，憶及如今幾乎被人所遺忘的唐文標、吳耀忠，與陳映真這些戰士，轉而思及當初那些打擊鄉土文學的人士，如今安在？他們不是頤養天年就是德高望重，要不就是職司祭酒。沒有轉型，何來正義？詩人如此問。在一個今昔互織的視野中，詩人看到了「現代」、「反共」與「反中」的三位一體，台獨與獨台的孿生。

於是，詩人把這整個意識型態的鬥爭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以美國現代化意識型態為核心的當代霸權。這個鬥爭展現於全冊，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則是〈蕭斯塔科維奇三十年祭〉這一篇鴻文，將西方（以及，台灣）是如何醜詆、誤解，乃至誤美蕭氏，作了極辛辣的批駁。對紐約時報在報導蕭氏時，以其不自覺的霸權觀，所下的傲慢標題：「平凡公民？異議份子？蘇聯忠僕？」，詩人的回應是：

蕭氏既是平凡公民，同時是異議份子，更篤定是蘇聯忠僕。……這具透明的三稜鏡折射而出的光譜，恰恰是內在生命沉重的底蘊，絕不含糊。紐約時報應該轉身反問自己的國家，哪一位作曲先生寫出來的音樂充分具備了這三個條件。

五、同袍

大夫無私交，戰士無私敵。陳映真的敵人就是施善繼的敵人，但這不是因為他倆是朋友，而是因為他倆是戰士──有共同的目標與理想。然而，讓戰士最心碎膽寒的不是戰壕那一端的敵人，而是從戰壕這一邊放出來的有心無心的冷箭。

陳映真在北京養病，他不能回應。有誰捍衛陳映真呢？似乎也只有施善繼了，或，主要是施善繼吧。我粗略估計了一番，至少有十七八篇，其中有好些篇，詩人寫來憤怒萬分，但也萬分委婉。在題為〈冷箭〉的那篇札記裡，詩人說，在他寫的關於陳映真的這些篇什中，「只要稍微留神，並不難讀出我力盡委婉，擋阻所謂他的某些朋昔舊友，以他遙遠的背部為標靶看似無心彷彿有意施放的冷冷的箭簇。」

我曾在我關於陳映真的第一本書《求索》的扉頁上題了pour CYZ這幾個洋文，那並非崇洋媚法，而是有效法阿爾杜塞的“pour Marx”(保衛馬克思)的微意。但我吃了毒蘋果，才知道真正做到保衛陳映真的是施善繼。那個保衛是來自一種革命情──與兄弟愛。全書我最最喜歡的，恰恰是一篇表現著極其稀有的同志愛與兄弟愛的〈我的陽台〉，裡頭有大鳥，有雲層，有曠野，有夜空，有陽台上的朗讀者，有遠方的小說家，有小說家小說裡的精靈……，編織成一篇時空離奇的友誼之書。

六、知味

孤獨與戰鬥是《毒蘋果札記》的精神。但這個精神並不是表現在一個首尾一貫的史詩敘事或邏輯論證中，而是展現在斷碎龐雜之中。有時候，幾乎讓我疑心它是一巨幅蒙太奇。詩人不仁，以讀者為芻狗，讓讀者才剛跟著詩人走到南京瞻仰了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正襟危坐地讀了〈遺囑──瞻見孫文〉一詩，才下眉頭，卻上舌頭，詩人緊接著給我們端上了另一首有關南京的詩──〈鹽水鴨〉。

不要笑。這才是毒蘋果的原汁原味。詩人去南京，既謁見了孫中山，也吃了鹽水鴨，於是他想寫，於是他把他們都寫了出來，既忠於自己，也忠於人生的真實。詩人一點也不高大全。他是一個戰士，他是一個異議者，但他也是一個平凡公民。這就是他和紐約時報的不同。紐時說，蘇聯的蕭氏到底是平凡公民呢？異議份子呢？還是蘇聯忠僕呢？詩人說，為何不全都是呢？

詩人如此說，其實是夫子自道。他是異議份子、是戰士，已如前述。而恰恰由於他在這個島嶼上的戰鬥，他當然是一個「中國忠僕」──當「愛中國」在此間已經被建構成為「愛台灣」的對立詞，而且是含有劇毒之時。而他這顆「不正確」的毒蘋果，當然也已經「達到中國的天空」──一如詩人所尊敬的香港詩人溫健騮對自己的創作所發的自許之詞。詩人對中國的感情是深厚的，瀰漫全篇，而且並不教條，並不單一，見〈幸運的“45”〉、〈黃河啊，黃河！〉，以及〈弒父〉這幾篇。2013年8月，詩人重遊雲南，心情雖然多了些許惆悵落寞，但站在那個落寞心情後頭的，仍然是一汪濃烈的關注，見〈半首田園詩〉與〈我的印象〉。

愛中國與愛台灣矛盾嗎？一點兒也不！作為一個「正港」的鹿港人，詩人敏銳的觸鬚更本然地攀緣延伸在無盡的台灣時空中。在人與物的豐富中，寄寓著他豐富的興發懷思。裹著小腳布的老祖母於是穿過歷史的雲層，向我們讀者展現其溫潤、堅毅與老蒼。人物、食物、舊居……，從歷史裡繽紛地跳出，化而為篇篇的人物誌、飲食史與城市史。愛台灣，能不知道台灣嗎？你知道三層肉怎麼做嗎？你知道盛產蔗糖的台灣為何讓台灣蘭姆酒終成絕響嗎？你知道川端橋與上海路在今天的台北市的哪一塊兒嗎？

因此，異議份子與中國忠僕之外，詩人還是一個平凡公民（或市民）。我認為這其實更是毒蘋果之所以為毒的一個重要源頭，而且是一極重要但又常被忽略的鬥爭場域。《毒蘋果札記》是一本抵抗布爾喬亞的生活之書、品味之書。今天的人沒耐性，喜歡黨同伐異，善貼標籤，看到施善繼喝咖啡、聽音樂、愛美食，就說他是中產階級、布爾喬亞，小資詩人……。但，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人類的這些文明資產，被某一階級給長期霸佔了，而且是以一種炫富的、異化的、慵懶的、疲憊的、享樂主義的方式給錯誤地霸佔著，且同時將休閒與勞動給永遠地切割為二了。詩人所抗拒的就是在這一點上。以抽煙斗為例，施善繼從不炫耀什麼名牌煙絲、高貴煙斗，而是以抽煙斗作為日常的生活的勞動、儀式與紀念。在這些物上頭，承載了詩人的愁思、想念與勞動。詩人相信，吾人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所需，盡可能地不依賴體制，盡量自己擔當，這也是勞動的美德。詩人有點誇張但不乏真實地描寫他每日的煙斗勞動：

煙斗多久要清理一次，誠然難下定論。特愛整潔的斗友，不嫌手續雜煩，潔癖即是樂趣，就寢前先淨斗後淨身，如此的雙淨，將迎來明日的朝霞，以及無與倫比的氣爽神清。淨身入寐，讓淨斗置於案上，惡夢不來，一如滑行平靜波光粼粼的海洋。（〈惡之花〉）

抽煙斗既是一種勞動，那麼，聽音樂也是一種介入。對一流行的美學警句「要更多一點莎士比亞，少一點席勒」，他問，要少一點，少在哪裡，要多一點，多在哪裡？於是，詩人在音樂中找到席勒的不可少掉的那些因子。他保衛席勒，猶如他保衛蕭斯塔科維奇，猶如他保衛陳映真。聽音樂，於詩人，是一種日常的政治選擇。詩人愛樂，但不是發燒友，他清醒得很。當他知道音樂會上的《黃河》沒有《東方紅》與《國際歌》，他「便不買票進場」。當他知道一個知名的中提琴家「用辛酸的中提琴送別並不辛酸的葉利欽」時，他「決定不購票了」。當他琢磨著某位「台灣的拉赫曼尼諾夫」的「樂思也許會與我對該一事件的理解有難以想像的出入亦未可知，慎重考慮，終於放棄。」

職是之故，喝咖啡也是一種主張，一種勞動，與一種主體存在的印記。台灣有多少人喝咖啡，但有幾個人自己烘焙呢？詩人不把全副精力拿來烘焙詩，卻勻出時力烘焙豆，是為了節約嗎？或是口味的挑剔呢？都有！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那是一種對自尊獨立自強自愛的生活的一種熱情。詩人並不赧然於他對於物質對於生活的熱情與虔敬。他喜歡某人的這句話：「在家中烘焙咖啡豆這件事還是只有少數擁有強烈熱情的人才會做的事」，並且樂於對號入座。

因為有熱情，才有偏執。沒有偏執的人，是難以信任，也難以被尊敬的。施善繼體現在平凡公民的認真、實作，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許正是他能在戰士、同袍與忠僕的路上偏執地、孤獨地一路走來的重要動力之一吧。

偏執，也表現在熱情的要與堅定的不，表現在崎嶇的文字，表現在孤獨的獨白，表現在縱無鑼鼓為伴也要繼續向前。這是甜膩滑溜、香濃美妙、嗆俗苟且、忽悠作態的當代台灣所最稀缺的。施善繼這顆又酸又毒的蘋果的現身，正此時也，它見證了酸的可貴以及毒的救贖，而這竟都是詩人透過對咖啡的知味而得來的智慧（見〈酸魅〉）。人莫不喝咖啡，而鮮有知味者。知味者，其善繼乎？

（發表於《毒蘋果札記1》首發日2014.2.9，刊於《人間思想》雜誌No.9，2015春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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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善繼，《毒蘋果札記》，2014，台北：遠景出版。

【延伸閱讀】
‧ 還好詩人有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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