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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各種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政治宗派作為建制派精英體系的反撲在全球範圍興起的當下，過去一年來，由美國川普政府藉口中美貿易失衡所發動的貿易爭端，已經從關稅壁壘朝向科技封鎖，甚至蓄意導向「制度差異」，乃至於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文明衝突」上升。此舉，除了說明川普對中國「終極施壓」的大棒外交失效之外，也意味著轉移焦點，意圖將過去數十年來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失敗所導致社會財富兩極化的痛苦，轉嫁在中美貿易失衡，用更大的疼痛讓受苦者忘了自身的病痛，忘記去追究「制度失敗」的根本原因，槍口一致對外。

根據華盛頓智庫城市研究所一項研究顯示，每10名美國人就有約4人偶爾會面臨「物質拮據」，難以支付食物與居住開銷。該報導指出，雖然美國逐漸擺脫金融危機的陰影，失業率達到半世紀以來的新低，美國股市也持續了十年的榮景，但家戶收入並未跟上住房、教育和社會保險等必要開銷的上漲，造成財務焦慮。研究發現，在18-65歲的美國居民中，約有39%在去年經歷至少一種類型的「物質拮據」，而年所得低於收聯邦貧困線（一家四口有5.02萬美元年收入）的家庭，更有60%受訪者表示快付不出帳單，53%的人有超過半數的收入用來支付住房費用。就連中產階級的處境也沒好到哪裡，年所得超過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每三戶幾乎就有一戶表示收支難以平衡，尤其是醫療和食物開銷。

川普政府向來將上述美國國民經濟的困頓，歸咎於中美貿易失衡，是中國人「偷」了美國人的財富和工作。事實上，所謂「中美貿易失衡」本身就是個假命題。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會長高燕就指出：美國認為中美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是因為採取了片面的統計方法，忽略服務貿易、跨境投資對貿易的替代、高科技產品出口實施限制等因素影響。」如果採用國際上公認而美國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採用的「基於所有權的貿易順差」核算框架：中美貿易順差 = (中國對美出口額 + 中資企業在美銷售額) - (美國對華出口額 + 美資企業在華銷售額)來計算，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基於所有權的貿易順差」僅為453億美元。如果將所有在華美資企業考慮進去，2009年至2017年期間，美不但一直享有對華「貿易順差」其規模還從145億美元上升到1604億美元，其中，包括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更何況，正由於數十年來中國以廉價勞動力與犧牲環境為代價，源源不斷的供應美國國民廉價的生活資料，才抑制了美國本土的通貨膨脹，緩解了美國內部的階級矛盾。川普以提高稅壁壘來抑制中國製造業發展，最終的代價必然由美國的消費者承擔。

5月16日，川普政府繼在中美貿易第11輪談判前夕宣布對從中國大陸進口的2000億美元清單商品加徵25%關稅之後，更進一步的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以國家安全為由發布「保護資訊科技與服務供應鏈」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採購對國家安全帶來威脅的外國電信廠設備。商務部旋即將「華為」及其70家附屬公司列入「實體清單」，隨後Google宣布將停止向華為提供技術支援，並終止與其在 Android 及 Google 服務方面的相關合作。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所謂「國際貿易」不僅涉及最終消費品的流通，也涉及原物料、零部件、技術與服務的交換，牽一髮則動全身。任何意圖通過關稅障礙和限制出口來遏制貿易對手的產業發展，傷人就等於自傷。據代表美國150多家貿易協會的「關稅傷害美國腹地」組織估算，將關稅上調至25%會損害近100萬個美國就業崗位，並加大金融市場動蕩。《南德意志報》則指出：「如果美國政府真的向所有中國產品加徵懲罰關稅的話，那麼全球GDP的增長率甚至都會縮水整整2個百分點。」而據牛津經濟學院的分析，在過去一年裡，日本、台灣、韓國、泰國和越南對中國的出口下降了約14%。

可見，川普政府之所以執意發起對華的貿易戰爭並開出涉及中國主權和發展權利的苛刻條件，其實與平衡中美貿易逆差無關。如何遏制中國大陸在全球貨幣、金融、製造業和科技領域的崛起，藉以維護美元霸權體系，鞏固美國在國際經貿秩序的話語權和製造業規格的制定權才是重中之重。此舉，不但關乎美國現實的國家利益，也關乎美國立國之根本。考察歷史，從「山巔之城」到「美國例外」，建國以來的美國對外關係向來以「擴張主義」作為主軸，其內涵除了領土與主權的擴張之外，還包含了經濟、思想、文化與意識型態等領域的擴張。所謂「山巔之城」一詞出自《馬太福音》：「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十七世紀從英倫三島「出埃及」到「應許之地」新英格蘭的清教徒，相信上帝與他們有個契約，並挑選他們來領導地球上的其餘國家。「山巔之城」的神諭為美國的擴張主義奠定了恆久的基調，成為此後學界廣泛討論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濫觴。

美國的東亞政策向來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獨立戰爭到南北內戰期間，美國的擴張主義主要表現在美洲大陸的版圖開拓，被稱為大陸擴張時期；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意味著美國從小農立國到資本主義大工業的轉型，提供了美國向海外擴張、爭奪海外殖民地和市場的動機。1898年美西戰爭勝利，美國從衰敗的西班牙帝國手中取得了古巴、關島和菲律賓作為前進基地和殖民地，開啟了美國染指亞洲太平洋地區，特別是中國市場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憑藉其自身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實力和黃金儲備，通過對蘇聯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冷戰圍堵，確立了它在亞洲環太平洋地區，包含日本、琉球群島、韓國、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的支配地位。

戰後以來，美國的東亞戰略雖然歷經從杜魯門政府到詹森政府的「軍事干涉和貿易遏制」，尼克森總統到卡特總統的「戰略收縮」，雷根政府和布希政府時期的「亞太新秩序」，到後冷戰時期，柯林頓上台後倡導的「新太平洋共同體」等數度政策轉移；中美關係也相應的從冷戰軍事對峙、和解對話、戰略夥伴走到今天的戰略競爭的局面，但是，遏制中國崛起，瓦解東亞區一體化，藉以鞏固美元霸權體系，維護美國在亞洲環太平洋地區的國家利益的戰略意圖向來都不曾改變。近年來，中美關係從貿易失衡、產業競爭、科技對抗到文明衝突的種種說詞，與其說是強調「普世價值」的基督教文明與主張「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之爭，不如說是，西方擴張主義與倡導「和平共處」，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制度競賽，是一場地緣政治與全球經貿秩序的競爭，其影響既深且遠，關乎著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格局，絕不能等閒視之。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