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本文作者為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陳孔立，回顧從1987年到2000年初和台灣學界的學術交流，包括在海外與台灣學者交流、與台灣學者面對面交流，以及幾場印象深刻的學術交流。其中包括1986年7月在美國芝加哥與史明交流交鋒、兩岸學者第一次合辦學術研討會、兩岸學者第一次共同進行田野調查、兩岸合作出版的第一本書，以及兩岸關係的學者第一次組團訪問台灣。陳孔立老師也跟台灣許多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建國黨等政界人士交流。可說陳孔立老師的兩岸學術交流回憶，同時也是台灣解嚴、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兩岸學界、政界人士交流的歷史。陳孔立老師也在文中感嘆兩岸之間不是簡單地判別誰對誰錯就可以，裡面還有感情問題，需要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做深入研究。本文原刊於《觀察》雜誌，授權兩岸犇報全文轉載，以饗讀者。

兩岸學術交流的一些回憶

◎作者｜陳孔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我和台灣學界開展學術交流算是比較早的，早在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台胞探親之前就開始了。有關早期交流的歷史，有一些值得回憶的人和事。這裡只講幾個「第一次」及幾場印象特別深刻的學術交流。

在海外與台灣學者交流

一、1986年7月，美國芝加哥舉辦「台灣研究國際研討會」，這是我和台灣學者學術交流的第一次。當年我寫的論文是《台灣移民社會中的械鬥問題》，報告後一位女士起來說，「你說台灣是移民社會，為什麼後來變成殖民社會呢？」，我當時不認識這位女士，後來才知道她是呂秀蓮。我不想回應她，看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史明也在現場，我就對著史明說，你是說「台灣變成福建的殖民地」之人，理由不外乎兩點，一個是在政治上，台灣人都不能在台灣當官，在台灣當官的都是外省人；第二是台灣的米都被福建拿去吃了。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清代有一個回避制度，任何人都不能在500里以內的本地當官，所以福建人不能在台灣當官，浙江人不能在浙江當宮，不是專門針對台灣的。第二，台灣的米給福建人吃了，我小時候就吃過台灣米，但我們不是白吃的，是向你們買的，台灣有米當然會賣，福建缺糧不得不買，但台灣有很多東西是從福建運過去的，怎麼能說台灣是福建的殖民地呢？這是我與台灣人士的第一次交流，有交流就有交鋒。

二、1987年9月，台灣《自立晚報》記者第一次來大陸採訪。我們談的不是學術問題，但報導說大陸學者對台灣的歷史、地理瞭若指掌，對政治則不甚瞭解。這引發我對研究方向的思考，今後一定要加強政治、社會方面的研究。

三、1988年1月，「台灣史研究會」請我去台灣開會。我人到了香港，台灣當局不讓我去台灣。我就把論文從香港發到台北，由台灣學者替我宣讀。台灣媒體報導說：「陳孔立文到人不到，台海學術開始交流」，這是大陸人第一篇在台灣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

四、1988年6月，香港大學舉辦「台灣經濟、歷史、文學、文化國際研討會」。會後我和台灣學者魏萼及幾位香港學者舉行了一次座談。魏萼建議應在閩南開設「小台灣」特區，我對此頗感興趣。在討論中，我介紹了福建的具體情況，也提出不少需要解決的難題。這是我第一次與台灣學者單獨探討兩岸的實際問題。台灣媒體以《福建對外經濟開放政策與港台關係》為題做了報導。

五、1988年8月，「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王曉波組織了「大陸台灣史研究現況考察團」赴大陸訪問。台灣當局不准學者組團前往大陸，他們只好在考察團的簡介上說不是組團，這就是他們發明的「不是團」，而改用探親名義說好在廈門機場「不期而遇」，一起參加了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為他們舉辦的「台灣史研究學術交流會」。這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合辦學術研討會。

六、1989年10月，台灣學者莊英章、張富美及美國學者武雅士等人，與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台灣研究所，一起進行「閩台社區民族志比較研究」，這是兩岸學者第一次共同進行田野調查。

七、1990年，台灣文化人陳映真來訪。當時他開了「人間出版社」，說可以幫我們出書。後來我們多位學者撰寫了批判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論文集，1994年由「人間出版社」出版，書名是《史明台灣史論的虛構》。當時大陸人不能在台灣出書，所以我們用的全是筆名。這是兩岸合作出版的第一本書。

八、1992年9月，在新加坡舉辦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傳統文化與社會變遷」為主題，台灣學者有龔鵬程、吳宏一、李瑞騰等人。龔鵬程當時是陸委會文教處處長，他本身又才華橫溢，博古通今，用台灣流行的用語可以稱之為「官學兩棲」之人。在討論的過程中，儘管有些問題提得相當敏感、尖銳，但大家都能冷靜耐心地答覆。雙方的觀點必然存在差異，但彼此都能坦誠友好相待。這是我在赴台前，又一次與台灣學者在海外的交流。

與台灣學者面對面交流

一、1992年11月，我應台灣「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和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之邀，組團赴台。這是大陸研究台灣政治、兩岸關係的學者第一次組團訪問台灣，於是有了許多「第一次」：大陸學者第一次參加在台灣舉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就大陸對台政策、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天朝心態」等議題展開激烈爭論；第一次與許多台灣學界、政界人士交談；第一次單獨接受幾十個台灣記者採訪，回答他們各式各樣的提問，諸如對「台獨」黨綱、第三勢力、「不放棄使用武力」等，這是大陸學者面對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對話；第一次訪問台灣的大學，見到東吳大學章孝慈校長；第一次訪問台灣的研究機構，其中有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民主基金會、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國策中心、中研院、淡江大學等。

在政大國關中心，第一次見到該中心主任林碧炤、副主任蘇起及吳安家等幾位學者，與他們對話，會後我要求參觀他們的資料室，我想看看他們的「匪情研究」什麼時候改為「大陸研究」（後知大約在1989-1990年）；在民主基金會，第一次參加一場有關台灣選舉的討論會，在座的有包宗和、葛永光、高輝等人，都是大學教授和研究選舉的專家。我們就得票率的估算方法、得票率席次的關係、自行參選對候選人的影響、民進黨的政治訴求，和「福利國」派系的主張，對選情的影響、民眾投票取向、地方派系的作用、兩黨的配票作業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第一次訪問海基會，見到陳長文副董事長。陳長文提出「兩岸並行發展，逐漸走向統一」主張，我們討論了「一國兩制」、「一國一制」等問題。

第一次在台灣見到民進黨的邱義仁、陳忠信、陳芳明及台大教授夏鑄九等人，與他們就台灣各階級、中小企業、工人運動、「福利國」的政策、民進黨如何面對選舉，以及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等問題進行對話。

幾場印象深刻的學術交流

另外，有幾場學術交流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值得回憶。

一、1993年3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文化中國展望：理念與實際學術討論會」，政大校長張京育、台大政治系教授袁頌西等參加了會議。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高錕在開幕式上致詞，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和台灣「中研院」李亦園院士，分別對「文化中國」做了闡釋。我提交的論文是《兩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問題》。會後我見到戴瑞明先生，就台灣對美、日商品文化的態度問題交換了看法。他認為隨著對外開放，外來文化必然會對青少年產生影響，總地看來，疏導會比防堵有效。我感到如何面對外來文化，是一個值得兩岸共同面對的問題，這方面的經驗值得互相交流。

二、1994年在政大國關中心座談會上，兩岸學者交談內容涉及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的重大問題。有關台灣內部的問題：第一是聯合執政問題，第二是省籍問題，第三是統「獨」問題，第四是對新黨的看法。我和國民黨、民進黨、新黨人士都有所接觸，當時發現三黨都自我感覺良好，也都想在下一次選舉更上一層樓。

三、1994年在與海基會討論兩岸關係時，雙方就「一個中國原則」、兩岸的政治關係、台灣的「國際空間」等問題展開爭論。這些問題都不容易解決，大陸學者認為有道理的事情，台灣卻視為「打壓」。當時我深深體會到，兩岸之間不是簡單地判別誰對誰錯就可以，這裡面還有感情問題，需要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做深入研究。

四、1996年我應政大國關中心邀請訪問台灣，走訪了文化大學、國策中心、政大東亞所、選研中心、成功大學、中山大學。在政大國關中心參加「大選後兩岸政經走向」座談會，在中山大學參加「兩岸僵局如何解套？」座談會，見到了趙春山、陳德升、周陽山、姜新立、林文程、林武郎、廖達琪等學者，就「一個中國」與「一國兩制」、統「獨」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兩岸僵局的解套、政治對話、「三通」等問題展開討論。雙方的分歧較大，台灣媒體以「兩岸學者缺乏交集」為題做了報導。

五、1999年5月我應政大之邀訪問台灣，他們組織了一場報告會，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建國黨四黨代表在會上宣講對兩岸關係的政策與態度。我不想介入他們的爭論。我在發言時，針對會上幾位提到「民族主義」的看法，表示了我個人的意見。當時正值美國飛機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引起中國人憤慨，上街遊行抗議，但美國卻用「誤炸」來解釋整個事情。會上有人譴責大陸的「民族主義」，我則回應有兩種民族主義，一種是盲目排外的、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分青紅皂白地見外國就反，或鼓吹民族歧視、煽動民族仇恨，甚至發動對其他民族的侵略戰爭。另一種是維護民族尊嚴、主張民族平等、反對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我相信大陸人民會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依照國際關係的準則辦事，絕不會出現過激的行動。

六、2000年12月在香港舉行「台灣政局走向與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台灣學者邵宗海認為民進黨當局是「少數政府」，迴避「一個中國原則」；張麟徵認為台灣的「政黨輪替」幾乎變成「國家輪替」，民進黨的政策不能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卻要「全面操控」，可是三個在野黨理念不一、主張不同，不可能合作；新黨籍的李炳南批評「少數政府無能」，在野黨無所作為，主張兩岸回到1992年的「一中各表」。民進黨的林濁水集中批判國民黨長期統治對台灣造成的傷害，他認為立委選舉「三黨不過半」，就會組成「在野聯盟」，與民進黨對抗。我和上海東亞所所長章念馳只是聽他們爭論，未介入討論。

七、2001年8月我和幾位大陸學者赴台訪問，見到許多台灣學者和政界人士，其中包括邱進益、江炳倫、張五岳、蕭新煌、何思因、陳德升、蔡瑋、湯紹成、王仁宏、耿榮水、吳瓊恩等。在訪問國民黨智庫時，與蘇起、陳錫蕃、高孔廉等人座談。我還見到謝長廷、吳乃仁、顏建發等民進黨人士。成功大學的一場座談會令我印象深刻，許多南部人強調問題關鍵在經濟，而非政治問題，現在失業的人很多，生活痛苦，經濟不景氣，大家關心的是民生。有人說大陸應當「伸出援手」，這是「民心所向」。

在訪問親民黨黨部時，我們與張昭雄副主席座談，他表示親民黨不願意與國民黨、新黨「綁在一起」；親民黨要走中間路線，在兩岸關係上主張維持現狀，目標是統一，時間則不定；現在兩岸要和平共處，和則兩利。

在國民黨智庫座談時，他們說他們主張統一，但非急統，之所以提出「邦聯制」，就是表明不是急統；邦聯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上。我們則表示，邦聯制是主權國家與主權國家之間的聯合；不是一個國家之內，這種主張是「兩國論」。據我所知，後來國民黨內有不同看法，也就不再提「邦聯制」了。

八、2003年2月在歐亞中心的一次研討會上，我與張京育、陳忠信、洪秀柱、楊開煌、周繼祥、董立文等學者對談。當時兩岸仍然存在政治僵局，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大家就如何突破僵局各抒己見，當時台灣離2004年選舉不遠，多數台灣學者認為兩岸最好不要出現緊張局面，也不要急於打破僵局。

那一次，我們還見到民進黨一些1970年後出生的新生代，發現民進黨當局只想談，不想「通」。談表示兩岸關係穩定，對民進黨選舉有利；「通」則可能出現問題，例如大陸會採軍事行動，而台灣的資金、人才會流向大陸，大陸有可能會拋開台灣的公權力，進行民間協商。總之，他們要「政府對政府」談，就是要以「三通」換「兩國」。

那次在離開台灣的前夕，泛藍整合成功，推出了「連宋配」參選2004年大選。我到達香港時，當地媒體來問我「連宋配」會不會引起民進黨緊張？大陸對「連宋配」是否有期待？我回答說，民進黨並不擔心「連宋配」，因為他們已準備好如何應付，他們有信心爭取中間選票。至於大陸對「連宋配」的態度，我認為不會介入，會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作者｜陳孔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刊於《觀察》雜誌，授權兩岸犇報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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