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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黑霧,正在吞噬人心

By 張方遠 / 2019-08-28 11:58:58 /
摘要:今天香港一樣有著厚厚的黑霧,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而這種壓迫感,來自於香港、台灣和西方的「政治正確」,只要不是站在港府對立面的人和想法,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旗(利刃)之下,一律都要被「專政」、被討伐。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普世價值」,宣稱包容多元,事實上仍然在認定「異端」、追殺「異教徒」,在「民主自由」的唯一真理面前,容不下相左的意見。 我不太清楚身處的這個社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如此偏執,至少這種壓迫感和無力感,在五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出現過一次,這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重新召喚回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力,甚至更為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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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吃過飯後,一個平時參與的兩岸微信群組訊息突然爆增,點進去一看,兩岸的朋友為了香港的事情吵了起來。按理說,我應該要回點訊息、說幾句想法,但我看著不斷洗上去的訊息,這段期間一直在壓抑的焦躁與無力一股腦的湧上來,幾乎快把我吞噬了。最後,我什麼文字都沒回在那個群組,我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尤其是台灣這一邊,打從香港反修例的第一天起,早已預設了所有的框架和立場。

這段時間以來,每天依然正常上班、正常吃飯,該幹嘛幹嘛,但我一直清楚地感受到香港的黑霧不斷襲來。我說的「香港的黑霧」,借引自我最喜愛的日本作家松本清張的作品《日本的黑霧》,很多人喜歡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及其改編成的電影、電視劇,卻很少人談論《日本的黑霧》。這本由中短篇推理集結而成的小說集,松本清張想呈現的是美國佔領期間,帝國主義對日本社會與人民做的種種惡行,他稱之為「日本的黑霧」。今天香港一樣有著厚厚的黑霧,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而這種壓迫感,來自於香港、台灣和西方的「政治正確」,只要不是站在港府對立面的人和想法,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旗(利刃)之下,一律都要被「專政」、被討伐。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普世價值」,宣稱包容多元,事實上仍然在認定「異端」、追殺「異教徒」,在「民主自由」的唯一真理面前,容不下相左的意見。我不太清楚身處的這個社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如此偏執,至少這種壓迫感和無力感,在五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出現過一次,這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重新召喚回這種令人窒息的壓力,甚至更為強烈。

台灣人一直很關心香港,或許出於一種想像的自我投射,還有歷史和地緣上的親近感。但那種感覺是很錯亂的,抽離掉香港的光鮮亮麗和吃喝玩樂,我接觸到朋友其實很多人不喜歡香港,但一旦講到政治議題,卻又突然和香港結為「南方聯盟」。

而我對香港的情感頗為複雜。我吃過香港人的虧,但還是熱愛香港,愛的不只是周星馳和港式點心,而是我有家人在回歸之前就定居在香港,我的家人在那裡,那裡就有家的歸屬。後來讀到聞一多的《七子之歌》,再讀到香港社會性質分析,更體會台灣與香港有著相當緊密的歷史命運連帶,出於中國近代史、出於帝國主義、出於殖民,當然還出於內戰和冷戰。

其實台灣人知道香港的排外性格,台灣人都知道香港人對於講國語(普通話)的遊客並不友善,但往往會追加一句:當他知道我們從台灣來的之後,態度就不一樣了。台灣人對此沾沾自喜,卻從沒反省過這種心態其實是很畸形的,用口音辨人,充滿了種族主義式的歧視與偏見。香港人也不見得那麼喜歡台灣人,只是在反共反中意識形態面前的一種「惺惺相惜」。

xxx香港隨處可見的藍儂牆上,無不流露出反共反中意識形態。

怪異的是,台灣社會這幾年標榜的進步價值,在這次香港的動亂中完全破功,或者說,原形畢露。就像8月13日香港機場發生的事件,兩位大陸人士被黑衣示威者暴打,被用束帶綑綁,被翻包檢查,很多台灣朋友竟然說「誰叫付國豪(那位《環球時報》記者)先挑釁」,意思就是說他「活該」。然而,台灣不是反對「檢討被害人」的邏輯嗎?先不講事實的來龍去脈究竟如何,人家「挑釁」,就應該 被暴力以對?如果是這樣,每周每日每夜在香港街頭出現的暴力示威,同樣也是一種嚴重或刻意的挑釁,為什麼又受到港台的同情呢?

也有人說,我們知道一些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不對的,但應該「換位思考」,不需要指責年輕的示威者。但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換位」,要從什麼位換到什麼位?我們去指出用暴力回應暴力是不對的,這並不等於我們在替警察講話、辯護,而是要說既然眾人反對警力過度的「鎮壓」,那麼也應該要反對暴徒種種的惡行。

老實說,無論是香港、台灣或西方的主流傳媒,看到的都是香港警察這樣那樣的「暴力鎮壓」,所以大部分形成了香港已淪為「人間煉獄」的片面刻板印象。警方的作為,當然可以檢討、也應該檢討。但是另外一方面,激進示威者,或根本已經可以稱之為暴徒的群體,沒日沒夜的將暴力升級,圍毆警察、丟汽油彈、出過弓箭彈弓等等武器,甚至對於「不同路」的市民、路人施以暴力、砸車、審查,要求路人和記者刪除照片。一切看得到、想得到的暴力行為,同樣出現在黑衣人身上。

既然無法接受白衣人的暴力,怎麼又能對黑衣人的暴力視而不見呢?

最近在社群網站上,看到不少台灣朋友在轉貼黑衣示威者的照片,盛讚他們為「義士」,讚揚他們的勇敢。但看在我的眼裡,卻是感到冷血式的毛骨悚然。這些「讚揚」其實是在對這些香港充滿熱血和理想的年輕人釋放嚴重的錯誤訊號,告訴他們警察不會動手、不會有法律刑責,告訴他們不計代價地往前衝就對了。

我們當然不需要站在一個道德制高點,以家父長式的心態去禁扼他們的想法與作法,但是跟著他們一起成長、一起找出認識上的誤區,應該是可以做到也需要做到的,而不是明知他們會受到傷害、會變成砲灰,仍然在旁邊煽風點火、火上加油。

這裡就有一個需要釐清的問題,這些衝在第一線的黑衣示威者,到底只是要「示威」、「抗議」,還是要「革命」?他們的訴求一直在變,一下是「反送中」、「反修例」,一下是「五大訴求」,一下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說明了示威者群體互相綁架,不肯與激進示威者割席的矛盾狀態。就看最為激進的群體好了,衝進立法會,撕毀《基本法》、塗黑國徽區徽,甚至把國旗丟進海裡,毆打代表執法者的警察,高舉英國美國國旗,寫著「川普快來解放香港」的標語等等,難道不是已經具備「革命」的意義了嗎?

xxx香港街頭隨處可見的噴漆。

說到革命者,我還真的親身認識接觸過幾位「革命者」。他們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在1950年代前後參加中共地下黨,而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與肅清。但他們離開囹圄的桎梏之後,態度與信念仍然堅強,現在還是可以看到這些老前輩帶著蒼老的病體,走在台灣社會運動的街頭上,追求兩岸和平統一、反對不公不義。以我接觸比較多的陳明忠前輩來說,他甚至還出了一本回憶錄取名為《無悔》,我從來沒看過他們「目屎流目屎滴」的去「控訴」國民黨如何對他們不公不義、如何「暴力鎮壓」他們。還有已經過世的台灣左翼作家陳映真,他也曾經受過國民黨白色恐怖的迫害,但他在一次演講中以極其堅定的神情與語氣,如此鼓勵著聽眾說:「我在這裡著重要說出的台灣的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而這些老前輩教給我的,不只是他們參與革命的精神與理想,還包括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在香港這場分不清是革命還是示威的運動裡,很多人提出來說示威者是站在「大是大非」的立場上,追求進步的價值和理想,甚至把「左翼應該仇警」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搬上檯面。但是,一個學習過科學社會主義,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左翼」或「革命者」,都應該明白一個前提:在決定任何的行動綱領之前,第一步要先認清現實的形勢。中共革命期間在一定的周期內所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很好的證明。但香港的運動,則是在一個真空或平行的狀態裡,對於現實的前提和形勢完全避而不談,不管國家機器的本質、只談「兩制」不要「一國」,就必然把運動帶進死胡同裡。所以,很多人說香港的問題出在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貧富差距大、年輕人沒有出路、港府治理能力差等等,這些當然是事實,但示威者不是去針對政府、去針對大財團資本家,而是去衝撞同樣在基層討生活(搵食)的市民,還能稱得上是苦民所苦的「進步」運動嗎?

這個惡性漩渦,其實殺死了所有可能推進香港社會變革的機會和空間,讓所有示威者、甚至是不願割席的市民們,完全被別有用心的激進暴徒綁架、被他們帶著走。目標和訴求越來越被掏空,所以他們只能寄生在警察的鎮壓之下,換取更多同情「弱者」的市民支持,維持這場空洞運動的能量。所以,誰在召喚暴力、誰在召喚鎮壓、誰在召喚流血、誰在召喚衝突,這些問題都應該被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命運的人冷靜思考。

香港的問題當然很深,但不能凡事都先設定中共和港府是「元兇」,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情緒勒索,讓台灣、香港和西方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相濡以沫。這個世界習以為常地視「民主陣營」之外的世界是「沒有陽光的地方」,但真正摀住耳朵、遮住眼睛的,恐怕正是「民主自由」這組緊箍咒,想像出了一個不曾存在的香港,整個世界或說整個「民主陣營」其實都在抱團取暖。香港到底怎麼了?如果只看回歸之後,只對「一國兩制」充滿仇恨和敵意,真的有助於香港打開心中的結嗎?我的一位家人在1990年代之初就定居香港至今,有一次他跟我說,香港回歸之前經常可見英軍大搖大擺走在街上,回歸之後解放軍反而「躲」得不見蹤影。光是這個對比,我們就不能輕易地否認香港回歸的正面意義。如果你說這只是個人之見,我真心推薦大家讀一位已故英國女士杜葉錫恩(Elsie Tu)寫的回憶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看完之後勢必就會理解那些在香港舉著英國旗到底有多麼荒謬。

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很多文章在分析香港的病因,預測香港示威運動日後的幾種可能。這些解讀當然需要,但我更想說的,還是來自於我的親身經驗。我有個弟弟從小在香港成長就學,即將要踏入大學校園了,反修例運動剛起之時,他同樣氣憤,甚至希望到現場去關心他那些已然「行動」的同學朋友們;但經過這麼一段時間的衝擊與衝撞,他的想法慢慢改變了。過去他和我聊的都是生活上的瑣碎點滴,但最近他主動和我在WhatsApp上聊起了政治,他跟我說:「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尊重的地方,各有各的理據,將錯事合理化,放大反對自己觀點的人所做的錯事,再蓋過自己做的錯事」。這些出自一個十幾歲年輕人的反思與心內話,他卻沒有辦法在宣稱「捍衛/追求自由」的香港社會公開講出,甚至沒有辦法出現在同學朋友的對話裡,因為「大家都不敢說出來,畢竟一表態就會被圍攻」。我能感受到他的無力和挫折,因為我在台灣同樣是如此,所以我們兄弟倆每晚的對話,成為了彼此互相的慰藉和依靠,不至於讓我們各自過度沮喪壓抑。這難道不悲哀嗎?但我相信我們兄弟的狀態和經驗,無論在台灣或香港,都絕非孤例。此前我在《亞洲週刊》寫過一篇文章〈港台「單向度社會」,為香港撕裂火上加油〉,主要觀點至今變化不大,港台兩地的「單向度社會」,使得內部矛盾被引導為敵我矛盾,只要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正視,就沒有對話溝通的可能性,就算反修例運動停歇了,還會有下一個示威衝撞運動出現,香港的黑霧永遠不可能散去。

最後,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搬出身分並不是一個好的作法。但我還是想說,做為一個台灣人,我絕不脫口說出「香港人加油、萬事小心」這句話,不管其他台灣人怎麼想或怎麼做,但這是我對我所摯愛的香港家人以及香港土地能盡到的棉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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