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陳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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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戒嚴時期，黨國有專責跟蹤記錄分析呈報陳映真思想言動的文藝特務，而某文特曾文藝風地比喻其所監守之對象為一株「毒蘋果樹」。這讓我們不由得浮出了一道「亮麗」光景：纍纍的、豔紅的、劇毒的蘋果，在橙紅的早星下，在亞熱帶的島嶼上，輕輕搖曳著。

大家都知道陳映真愛敬魯迅，受他影響很大；錢理群說：「魯迅給了陳映真一個祖國」。由於魯迅思想是理解陳映真的重要參數──我們知道少年陳映真的第一本啟蒙讀物就是《吶喊》，所以我就動了念，想好好琢磨琢磨這本小說集，希望能對釐清這株「毒蘋果樹」的思想身世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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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是魯迅思想裡的一個重要課題。當初，他棄醫從文，不就是明白了那能使肉體康健的醫者，是無法療癒四萬萬國民的精神之毒嗎？所以他的第一篇也是現代中國第一篇表達現代意識的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1918），就是對國民性與歷史書寫裡的「毒」的分析。狂人看到的他人，「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而狂人看到的歷史，則是在滿紙仁義道德的字縫裡漫爬著的「吃人」二字。

王曉明說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前後其實是「戴著面具吶喊」。我同意，要不怎麼日記的最後一則雖然還吶喊：「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但這個吶喊卻難掩小說的後設悲觀：它一開頭就說此刻狂人的病好痊了，已經「赴某地候補矣」。而存記這篇文字的「我」，也沒有展露任何希望根苗，因為「我」還是一個舊文人，就算有點「精神病學」新知識，也只是拿來讓「我」取消（而非直面）問題，好讓「我」與世界永恆「團圓」。

《狂人日記》直擊了因辛亥革命而更為縱恣猖狂的封建末期之毒──所以偉大。然而它並沒有任何關於解藥與出路的線索。我們可以感受到，魯迅於心獨苦，中毒者吶喊毒之為毒，而無人能聽。

這個狀態兩年後也還是沒改變。幾乎可說是魯迅本人日記一則的《一件小事》（1920），一開頭就自述病情。「我」天天「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對「我」的影響「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

向外看，「我」成天看到人們在同一個套路（不很像今天台灣藍綠的「國家大事」套路嗎？）裡入甕了、繳械了、中毒了。「我」應是焦灼憂憤於這種「局內人之毒」。但「我」同時向內看，看到自己也中了一種或可說是「局外人之毒」，──越來越冷漠、越來越嘲諷、越來越看不起人。

《一件小事》小而偉大──因為關乎主體如何知毒從而解毒。「新青年」魯迅的法子，其實也還是兩千多年前孔子的老法兒：「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小說講的是一個洋車伕在拉著「我」的道上，碰倒了一位疑似「碰瓷」的老太太。「我」當場不耐，催車伕迅速走人，但車伕不顧身穿皮袍的「我」的不耐，一心只在扶助這位老太太。「我」看著這個攙著老太太前行至附近派出所的車伕的背影，突然意識到車伕的「大」與自己的「小」。「我」於是意識到自己向來的冷漠懷疑看不起人。但更重要的反省還在後頭。一會兒，巡警過來告訴「我」，車伕沒法拉了，要他自己去雇車。這時，「我」毫不思索就從口袋裡撈出一把銅元，請巡警交給車伕。反省到這幾乎是反射性的一個動作，「我」認識到自己長年以來用錢來解決內外困局與不安愧疚的一個慣習。於是，這「一件小事」而且「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的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一件小事》讓「我」（希望以及我們吧）理解到，固然我們要看到這體制的、「局內人」的毒，但也更要看到與彼緊張乃至對立的自身之毒。自己要先識毒解毒，然後才能解他人之毒；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就此而言，魯迅與孔子並無二致。

我相信，不只是《吶喊》時期，魯迅終其一生恐怕都在與這個虛無的、冷漠的、惡意的、否定的「毒」搏鬥著吧。對抗這個毒，與學習、成長、熱愛生命是一體兩面。《熱風．題記》（1925）是如此寫的：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証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來不及一張紙..….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魯迅頻繁反省自己的中毒狀況。關鍵不在你的語言或口號是什麼，而是你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內在狀態裡？──你起的是什麼意，動的是什麼念，存的是什麼情？是冷的，還是熱的，是公心，還是私心，飲者自知。魯迅著名的一篇雜文《論睜了眼看》（1925）就是要睜開眼看自己的毒。因為不如此，就算是用「鐵和血」取代「花與月」，也沒救，因為一樣是虛假的，僅僅是換了不同的門面招牌而已。這和近20年前《破惡聲論》時期的魯迅並無不同，特斥沒有內在光亮沒有真情實感的虛、無、偽聲。

人苦於不自知，看不到自己的毒是尋常的。但如果以不識自毒為前提，進而自滿自是，那就會生出一種特別的「毒」，或可謂之「自以為義的毒」。政治場上到處都是這種「毒」，左翼（或今之「社運界」）尤易感染此毒，其徵候就是如此的自我感覺：「眾人皆中毒，唯我獨無。某雖力微，但義之所在，當力抗那大而惡之物」。魯迅深以這種自我感覺為毒。

《吶喊》裡有一篇似乎較少被注意的小說《兔和貓》（1922），以我的閱讀，其實是一篇藉由人與小動物的故事反省作者自身的小說，既是寓言，又是懺悔錄。

故事裡的小白兔，是孩子的玩伴，草食平和、天真爛漫，時顯驚疑，招人憐愛。魯迅用來寓言良善受害者──小而白。而在那牆上「高視闊步」、陰鷙嗜血的大黑貓的所指，則是惡霸掠食者──大而黑。

小說裡的「我」，繼傷痛於那兩隻不知何時何地如何而死的小白兔，將愛物之情推及於那天地間亡於鷹吻的鴿子、輾轉車輪下的小狗，或被蠅虎一口咬住的蒼蠅……，傷痛於牠們倏忽消失於這個世界，如同未曾來過。因此，「我」恨起「天」來了。你生而不恤，「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

於是，「我」要站在「小與白」的立場對抗那「大與黑」。我要勝天！

一般人，尤其是「左翼」，會停留在這樣一種正義且正確的姿態上。但小說的關鍵卻在之後的轉折──「我」對這個自命的姿態，竟然下了狠手，因為我猛然自省，察覺到我其實遠在貓害兔之前，就有一段悠長的敵貓史。果如此，那麼，這不就是以兔之名而洩私憤嗎？我想要以人之暴力對待大黑貓，但還多少赧然，於是就為自己找出正義話語，以便「師出有名」。相對而言，大黑貓害小白兔，卻還不需要這些華麗藉口。更何況，我所擺出的那一副要逆天懲貓的英雄姿態，也不堪究竟。我恨大黑貓的恃強凌弱，但這個恨的理由不是一樣可以加諸於我自己嗎？我逆天竟是一個自欺，其實我還是「物競天擇」的代理人而已。

所以，「我」不如貓。貓不搞自欺，不尚華藻，心裡坦蕩無毒。小說結尾，「我」在起心動念鬥爭「大與黑」之時，瞥見了我思想庫存一角的「毒」。用魯迅的原話：「不由得一瞥那藏在書箱裡的一瓶青酸鉀」。

動輒二分善惡與黑白，把自己無條件地安置在善與白之上，這個慣性感覺與姿態，是有劇毒的。「陳西瀅」、「章士釗」或許有毒，但你並不能從對象反證自己無毒。而魯迅這個左翼的特別犀利與特別可愛之處，正是「對自己下毒手」。事實上，也惟有如此，才能找到解藥，才能向前。知道毒性，毒就可以是葯，反之亦然。無智無明，使得人們捨葯服毒──我是如此理解《吶喊．葯》（1919）的。

所以，《阿Q正傳》（1921）的偉大，首在它對阿Q的暴露分析是包括了作者自己。阿Q既然不明其姓氏、本籍，與「行狀」，那麼他可以是所有漢人中國人，而所有漢人中國人也都無法與他切割乾淨。是這層考慮，使得「我」把話說得怪彆扭：「我又並非就是阿Q」、「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這篇《阿Q正傳》的「序」也與《狂人日記》不同，把「序」歸置到正文「第一章」裡，而非以文白序正分離之。這個將自己包括近來的書寫意識，讓我飛來一個狂想：魯迅在「第一章」末尾非常突兀地（至少毫無必要地）提及「胡適之先生」，怎麼回事？不可怪嗎？但這不就是文學的可愛之處嗎？「彷彿思想裡有鬼似的」，魯迅想起了那總是將自己抽離於批評對象之外與之上的胡先生。

就內容而言，說短衣幫文盲阿Q有長衫客文人魯迅的影子，也不是沒影。阿Q直到最後遊街時，才為時已晚地直面了危機，想高喊救命，但之前，他不是還一直耽溺於他的心理自衛機制嗎？甚至還能以「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自寬。如果阿Q是「著急」與「泰然」病態循環，那麼這個病毒魯迅自知也有。魯迅曾這麼說：「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寫在〈墳〉後面》（1926）

陳映真與魯迅雕像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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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一生纏鬥於各種論敵，少有值得的，大多不值，今天就不說這個了。但他跟魯迅有一點相同──對自己下手都很重。陳映真甚至以筆名「許南村」專責自我批評工作。篇幅有限，這裡不談他的論文、文論，且以著名的《我的弟弟康雄》為例，說明陳映真如何自識其「毒」。

左翼男性青年康雄為何非死不可？是死於白色恐怖下的理想難伸，等待無門？是死於一個理想主義者對自身節行的玷污的悔恨，以及從而對所追求的「偉大」產生了主體崩潰感？我想都有。我向來也偏向後一個解釋。但我現在要提出第三種解釋。康雄也死於自己所累積的慢性的毒：他的孤獨、的冷漠、的傲慢、的拒絕，的「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即先前所說的「局外人之毒」。因此，小說才會說，安那琪與基督都是他的謀殺者。以前，我把安那琪與「虛無主義」當作互換之概念，同為左翼的代號，但現在，我要把它們在分析上分離：一種孤獨的、傲慢自是的「左」，帶來了一種深刻的虛無不誠。

於是我陡然想到康雄死於吞服「青酸加里」。而這不就是《兔和貓》裡的「青酸鉀」嗎？年少嗜讀《吶喊》的陳映真，在以創作者之自覺而寫的第一篇小說裡，就重複了這個劇毒，難道不也是作家「彷彿思想裡有鬼似的」！

但您或許會說，那畢竟是小說。陳映真一生藹藹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何來虛無之毒？陳映真會是一個自認有毒的人嗎？是的。

1987年，陳映真為他的摯友之亡而寫的《鳶山：哭摯友吳耀忠》裡，有這麼一段話：

革命者和頹廢者，天神和魔障，聖徒與敗德者，原來是這麼相互酷似的孿生兒啊。幾個驚夢難眠的夜半，我發覺到耀忠那至大、無告的頹廢，其實也赫然地寓居在我靈魂深處的某個角落里，冷冷地獰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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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小文，既是直接探討魯迅的「毒」，也是間接探討陳映真何以成為陳映真。在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台灣島嶼上，陳映真如何孤獨地成為一個左翼，一個關鍵事件可能無法低估，那就是他，一個十歲出頭的小男孩，讀了他父親私藏於書架中的《吶喊》。於是，這一本啟蒙讀物讓陳映真提早結束了他的童少年，輕看其他，往他一生的方向奔去。用陳映真自己的話：「感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集，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以前我不太懂這個「並不激越」，如今我懂了。一個如魯迅一般時刻省察自己的人，怎會「激越」！

1920年，魯迅寫《一件小事》，六十多年後，陳映真辦《人間》，蕭條異代不同時，但歸根究底，都是面對自身的信念危機，試圖透過直面自己的「毒」，找到重新出發的解藥。因此，我不同意人們說《人間》雜誌是陳映真用來教育中產階級的。或許也是吧，但不如說是首先拿來教育自己的，給自己祛冰毒，重新找回一股向上的生命熱力。如果說，陳映真在1970年代末寫《賀大哥》是存著這顆直面自身、自救救人的心，那麼《人間》雜誌則是同一人，在更冷冽的1980年代，與他的伙伴們，所奮力吹出的「熱風」吧。向古往今來的自識其毒、自祛其毒、自救救人者致敬、學習。

完稿於2019/4/17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