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作者：趙延年（1924），1961年作。

1　聰明人

面對訴苦的奴才，聰明人開過四次口。第一次「這實在令人同情」，表達了一個隱匿了主詞的概括化「同情」。因為不是「我同情你」，沒有「相人偶」，在語意效果上，等於切斷了從你到我、從感情到行動的可能引伸，因此不至於讓聽者產生多餘之期望。第二次，則是不成句的「唉唉……」。這個「……」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唉呀，真是的」、「你要多照顧自己喔」……之類，連作者都感到錄之不美的打哈哈。這種話，安全舒適，誰聽了都不會生氣，甚至誰都聽不太明白。第三次，聰明人倒是說了一個有主詞且有較明確意涵的句子：「我想，你總會好起來……」。如果說「同情」暗示具體行動的可能，而「祝福」則純屬口惠贈與；「我」，於是當仁不讓榮登主格。第四次，奴才不訴苦了，並向聰明人之前贈予的「祝福」致謝，且狀似「大有希望」，於是聰明人卸下常規警惕，倍感輕鬆，也狀似高興地說「可不是麼……」。在打哈哈聲中，一切平安，團圓。

在這篇文字所指向的那個社會裡，聰明人扮演的角色是「聽者」。既有人非得訴苦，那就必得有人聽，而且他總是聽聽就好，就算偶而發聲，也是咿咿唔唔、不誠不仁的惡聲。但這些「咿唔」也不是完全拒絕分析。聰明人只要開口，必然不動感情、言之無物、無關是非、知行分離，且絕對「平安」。於是，我聯想到《徬徨．祝福》裡的四叔──那個「講理學的老監生」，他老人家聽到不平之事的經典反應是「可惡，然而……」。他這麼說，似乎是比聰明人要笨上那麼一點兒了，因為畢竟他還會鳴出個不平的「可惡」呢──雖然後頭一定會緊跟一個「然而」，把「可惡」可能引出的任何可能性隨即取消。但我隨即便想清楚了，不對，這不過是聰明人的「內外有別」罷了，四叔和他「家裡的」說個「可惡」又有什麼關係呢？這不還順便操演一番家父長吹鬍子嗎？不妨假設，四叔在S城的大街上撞見這個訴苦奴才，他肯定也是一個標準聰明人兒，是不會有「可惡」的，當然也就無需「然而」了。我又不幸聯想到《野草．希望》。那裡的「青年們」是否也是這裡的聰明人呢？我記得那裡一再出現「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也聯想到，在先秦儒家傳統裡，這種分離行知只會講「好的話」、說「好的故事」（見魯迅《野草．好的故事》）的人，不就是佞人，小人嗎？

2　傻子

傻子的特徵是知行合一、見義勇為。他認為錯的、惡的就要干涉、就要拔刀相助──「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但問題是，他的「實踐」總是以義憤始以自傷終。傻子有一種蠻高貴的品格，但似乎缺少了什麼。是什麼？很關鍵。

傻子尚氣好勇，他會是魯迅《野草．這樣的戰士》裡的戰士嗎？傻子也隨時「舉起了投槍」吧，但傻子沒有對「敵人」、「敵人的武器」、「敵人的弱點」有認識企圖，這才導致他錯把牆壁當成敵人。他是看不到那個「無物之陣」的；奴才、聰明人與主人，都將影影綽綽地團結起來，對他進行包括硬刀與軟刀的高效彈壓。

傻子最多是一個易衝動的俠客。仁嗎？勇嗎？應是的。但無冷靜、無智慧。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個體制的機關重重鬼影幢幢。那麼，你傻子的血性「行動」，不恰恰好是涂爾幹意義下的「危機」之為用嗎？體制正需要以你傻子的「罪行」或「偏離」來週期性刺激集體意識，重新召喚社會團結，並以傻子的傻冒，現身說法聰明人的聰明。

傻子是俠客，或罪犯？看誰來看。但不管是哪一種，都是社會的少數者，不會是社會的主流人口。很久很久以前，也許傻子還不少，但因為他犯了兩三回傻之後，學乖了，也就是學聰明了，「進化為」聰明人了。傻子是聰明人的前世。

3　奴才、聰明人、傻子，與戰士：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

「奴才」指向了眾多受苦者常有的一個構成面。他知道他苦，但他不知道，而且他也不想知道，苦從何來。於是他「總不過是尋人訴苦」。魯迅說他「只要這樣」，這聽來有點不齒，但魯迅接著說他「也只能這樣」，聽來又有點同情。也許很久很久以前吧，沒有人要當奴才，都像傻子般地反抗，但在失敗的血泊中，得到了「智慧的成熟」──放棄了。外在既然改變不了，那就改變自己的心情吧，阿Q吧。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再度想像：奴才是傻子的今生。

之前我們發現，所謂聰明人，其本質就是「聽者」。同理，奴才則是「說者」。我說你聽，說者自說，聽者自聽，把這人世間的一切當成一場話說，切莫庸人自擾，有所行動。因此，所謂的社會秩序，其根本就是社會裡的人相互、交替扮演聽者與說者。在傻子週而復始的「挑戰」中，聰明人、奴才，以及傻子，一起鞏固了這個社會的團結與秩序。這個社會該冠以什麼定性詞呢？固然可說是聰明人傻子與奴才「全民的」社會，但當然更是「主人的」社會。

我認為這可以是魯迅的一種社會理論。當然它與我們熟悉的西方社會理論很不一樣，魯迅的社會理論的構成，不甚依賴客觀的社會範疇與結構方式（例如階級性別族群城鄉……），而主要是依據人群的主體狀態的差異而構建的。這種主要是建立在主體狀態上的「社會理論」，是有深刻的中國傳統的，例如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或道家的真人聖人君子百官人民之分，但也並非絕對，尼采的妒恨說（ressentiment）其實也是一種建立在主體狀態上的社會理論。魯迅與孔子，魯迅與尼采，顯然都是有趣的議題，尤其是前者，好像探討得不多。他們三者，不管差異可能有多大，但都專注於一個核心對象：主體的道德與精神狀態。完全偏重這個層次，有問題，但完全忽視這個層次──如主流西方社會理論所體現，難道沒有更深刻的危機嗎？歷史與社會的理解與掌握，能脫離「人」嗎？就此而言，魯迅的社會理論與文學，而非政治經濟學，勾聯甚密。

於是我想起一個問題：魯迅當初為何搞起文學來？這篇1925年的《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與1906年的「幻燈片事件」有關嗎？我同意羅崗所下的肯定判斷。「幻燈片事件」讓魯迅從醫學轉向文學，因為他理解到，如何解中國於倒懸，關鍵不在肉體的康健甚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在精神氣度的復甦。「幻燈片事件」將近20年後，魯迅還是悲哀而尖銳地感覺到一種強烈的召喚：中國需要一種人來改造所謂的社會──即，奴才與聰明人向主人的集結。改變聰明人，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聰明地聽、打哈哈，說假大空話。改變奴才，讓他（我）們不再只是說，愛訴苦愛抱怨愛八卦。此外，也讓傻子（也就是未死的仁與勇之苗）找到一種存活實踐與發展的方式。魯迅寫這篇小文，我想，絕不是要人們義無反顧地去當傻子，這固然是因為魯迅從不鼓勵別人犧牲，而更是因為傻子的確是傻，他傷害了自身，同時強化了對象。但是，魯迅似乎又矛盾地對傻子情有獨繫：在這三種人之中，傻子是距離覺醒最接近的人。不是有學問智識但雞賊的聰明人就罷了，竟然不是奴才──那經常被立即對號入座到歷史主體的被壓迫者、受害者！原因無他，只因為傻子根苗尚在：對他人的痛苦，他感同身受。這是最重要的底氣根本；智勇依於仁，而非反之。所以，話說回來，傻子又並不傻。「客觀地」說，擺在傻子前頭的只有兩條路，一條向上──「往戰士」，一條向下「往聰明人」。

4　一點隨意比附

魯迅這篇文章寫了三種人。如果我們以一種文化寓言的方式閱讀這三種人呢？我會把聰明人視為道家、傻子墨家，而奴才與他身後的主人則是法家的君臣。那麼，在文章留白處所召喚的「戰士」呢？他是努力拒絕沉淪到聰明人，並戮力自我提升的「前傻子」。而這樣一種戰士，如果從「無物之陣」的眼睛看出去，就挺接近「儒」了。這個「儒」當然不是「講理學的老監生」，而是「儒以文亂法」的「儒」了。

儒以文亂法：「現代戰士/傳統士大夫」的合體，以，「文學」，壞亂，既存霸權。

5　你想當哪種人呢？

孫歌曾說她與學生討論這篇文字時，喜歡問同學：「你想當哪種人呢？」。我於是也在2019年5月9日的以社會學大四學生為主體的「魯迅入門」課堂上作了一個隨機舉手調查。二十一、二歲的年輕人表態結果如下：聰明人11；傻子7；奴才9；當然還有不少聰明人選擇不表態。這個民調結果著實令我意外。我真希望我有機會能好好瞭解他們每個人的理由，但可能沒有機會了，這是畢業班，下星期課程就要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