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經濟特區，在39歲生日之際，收到了一份大禮，由「經濟特區」升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1980年8月，深圳成為大陸最早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30多年前香港市民害怕到深圳，因為道路坑窪不平，下雨天更是泥濘不堪。如今深圳建設一日千里，已經從一個邊陲小鎮逐漸建成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都市。資料顯示，深圳的人均GDP從2013年超越台灣後，2018年已達2.5萬美元，不過與東京灣區4萬美元、紐約灣區人均8萬美元、三藩市灣區的10萬美元還有不少差距。從「試驗田」到「示範區」，深圳將如何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典範城市，將如何超英趕美，本期「當代中國」為讀者解讀。

深圳如何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

位於深圳的比亞迪總部，「雲軌」列車在運行調試中。

如同30多年前被劃為中國大陸首個「經濟特區」一樣，深圳如今又有了「獨一無二」的新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示範」兩字意義重大，意味著深圳的改革創新不僅僅要符合深圳的實際，還要推廣，以點帶面推動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整個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建設。

今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佈，將香港、澳門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等11個地區和城市列入其中，希望打造一個類似矽谷的發展中心。其中，香港、澳門、廣州、深圳被作為區域發展的四個核心引擎。

而如今，深圳又有新定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並提出到本世紀中葉，將深圳打造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杆城市。深圳正在改寫世界創新規則，培育一批影響世界的創新型企業集群，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曾發表文章稱，深圳已成為「創新溫室」。

資料顯示，1979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96億元人民幣，到了2018年這個數字已突破2.4萬億元人民幣，現在深圳每平方公里GDP產值高達12億元人民幣。華為、騰訊、大疆、比亞迪、恒大、平安、招商等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都在深圳成長茁壯。

位於深圳前海的深港青年夢工廠，截至2018年底，已累計孵化創業團隊共計356家，其中港澳台及國際團隊176家，超半數創業項目成功拿到融資，累計融資總額超過15億元人民幣。

深圳蛇口工業區1979年與2016年衛星圖像對比。

昔日漁村如何透視出當代中國的科技感？

深圳蛇口全貌對比圖，上圖為2017年，下圖為1985年。

一家貿易公司在網上發佈了一款日利率高達8%的P2P產品。很快，這個收益率異常的產品就被深圳金融監管部門捕捉到，三天之內，員警啟動了對該公司的調查。在深圳，監管部門打擊金融犯罪有了最新的科技武器——「靈鯤」系統，它的名字有觸覺靈敏、功能強大的意思。這個系統利用大資料、人工智慧、知識圖譜等技術，結合深圳多個政府部門的政務資料，能夠識別和預警P2P、投資理財、外匯交易等10多個類別的金融風險。

大陸提出把深圳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其中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綜合應用大資料、雲計算、人工智慧等技術，提高社會治理智慧化、專業化水準。如今，這座昔日漁村，正在成為大陸最具科技感的城市之一。

深圳的城市交通集中體現了這種科技感。今年5月，一輛地鐵列車利用5G設備，在150秒內將25GB車載資料自動傳輸到車站、停車場等地鐵管理場地。過去，這樣的傳輸任務需要工作人員把資料儲存在列車上的硬碟，再拷貝出來使用。深圳地鐵表示，未來還將部署更多的5G設備，150秒內有望實現50GB的資料雙向傳輸。

四通八達的城市道路也變得更加智慧。不久前，深圳首條智慧道路通車運營。該項目負責人徐巍說，道路的智慧化主要是通過設置在道路兩側的新型燈杆實現的，燈杆可以即時採集人流量與車流量，通過人工智慧演算法分析，自動調整信號燈時間，實現「車多放車、人多放人」。

深圳市深南大道新舊市容對比。

數位政務是深圳利用科技手段解決的另一個「痛點」。2018年8月起，深圳市稅務局與騰訊公司聯合推出了區塊鏈電子發票。目前，這項服務已經覆蓋了金融、零售、餐飲酒店、停車服務、交通行業等多個民生領域。據深圳地鐵測算，使用區塊鏈電子發票後，每年可節約發票印製成本約40萬元人民幣。

2019年1月，深圳推出了全市統一的移動政務服務APP——「i深圳」。掃碼乘車、生活繳費、醫院預約掛號、汽車搖號競價、不動產查詢……通過「i深圳」，深圳市民動動手指、刷刷臉就能實現辦事少跑腿，帶部手機就相當於隨身攜帶了身份證、駕駛證、醫保卡等多種證件。資料顯示，這個APP已接入4217項市政服務和15類個人電子證照、5類電子證明。

隨著城市空間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密集，深圳的城市安全也越來越依賴最新科技的成果。在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術研究院，研究人員利用技術手段識別出了深圳的213類風險。不論是危險化學品、建築施工、火災等17個行業領域的事故災難，還是洪澇、氣象、地質等7類自然災害，只需要一張電子地圖就能查詢。不同的風險等級被標注上紅、橙、黃、綠不同的顏色，令人一目了然。

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中國城市未來的模樣，或許都能在這裡找到影子。深圳這座城市科技感的來源，一方面是由於新業態、新事物層出不窮，各個領域對科技手段的需求迫切；另一方面，這裡聚集了華為、騰訊等一批科技龍頭企業，它們積極推動自身技術落地應用。不依靠資訊技術，不在管理創新上下功夫，很難想像僅靠有限的人力、物力就能高效地管理越來越龐大的城市。深圳的發展確實具有「示範區」功能。

深圳奇蹟：體制改革與創新之路

前海全景對比圖，上圖為2013年6月，下圖為2016年1月。

《深圳奇蹟》一書由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主編，本書探討了深圳發展的幾個亮點內容，譬如「為什麼英國選擇香港，而中國選擇深圳」、「深圳如何破解城市發展的財政與稅收難題」、「為什麼500強企業紮堆深圳」等。主編張軍在書中提出，過去20年，中國大陸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中總是能找到深圳早期試驗的影子，本文摘錄片段與讀者分享：

第一，建築工程廢除官方包辦的敝習，引進和採取公開招投標制度和承包制（contracting）。今天中國大陸在基礎設施和公共工程建設中早已建立起一個國際規範的、透明的競投標合約制度，可是它最早是在深圳的蛇口工業區被嘗試的。根據調查，嘗試這樣新的體制加快了工程的建設工期和建築的速度。例如，在實行招投標制度之後，六層住宅樓從200天施工的時間縮短為100天。高層建築從原來25天一層的速度提高到了3—5天一層。

競爭招投標制度也進一步派生出更加細致的分工和專業化的合約結構，即承包公司內部再進行的逐級向下的發包制度（subcontracting），而且承包出去的不僅是工程，還承包造價和質量。經濟學家對這樣的發包制度是有成熟的理論分析的。「承包」（或者包工）這種市場合約體制成為今天中國大陸在建築施工領域的基本制度規範。

第二，人事制度改革。在人事體制方面，深圳蛇口工業區最早的試驗涉及的只是屬於經濟學和管理學上所講的「人力資源管理」的範疇。蛇口工業區企業高級管理人員、政府部門主管的任命工作都從過去的上級主管部門直接委派改革成聘任制度，取消職務終身制度。聘書上寫明的是職責、權利、待遇、解聘和續聘等內容，公開透明。一般任期為兩年。這樣的改革試驗顯然加快了管理部門的人力資本的更新速度，為職業經理人市場的建立和後來向公司治理模式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第三，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中國大陸自從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之初就實行「統包統配」的固定用工制度。它的經濟學性質被形象地描述為「鐵飯碗」和「大鍋飯」。深圳的勞動就業制度試驗是1980年左右從在蛇口的外資和合資企業中開始的，之後推廣到整個深圳特區。1982年深圳根據蛇口的經驗制定了《深圳市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把勞動合同制作為特區的主要用工形式。

眾所周知，勞動合同制的引入需要有完全社會化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持，所以深圳率先在大陸建立起來了由勞動保險公司統籌辦理的「社會勞動保險基金」。由這個基金來解決勞動合同執行中因為解雇和辭退等造成的職工困難補貼和退休金的來源問題，基金由企業和職工按月繳納。

1979到2018年深圳地區生產總值圖。

在這個制度的試驗中，深圳採取了「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雙軌過渡的方式，以避免就業體制轉軌引起的社會成本過高的問題。實際上，這個試驗給大陸其他地區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經驗。

第四，工資決定機制的改革。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必然也要求改革原來的工資決定機制。蛇口工業區最早的工資決定是按照十類工資區的標準支付基本工資和基本工資的1—1.5倍的工業區補貼。儘管在當時這個工資水平大大高於內地，但依然是延續計劃體制的做法。而且到了1982年前後，其弊端越來越暴露出來。

根據南開大學經濟學家對蛇口工業區13家企業的工資改革的調查，1983年10月蛇口開始對工資決定機制進行改革，主要是實行多元工資制度。根據他們的調查，蛇口工業區改革後的工資由基本工資加崗位、職務、職稱工資，再加邊防津貼和副食品補貼，最後加浮動工資四大部分組成。根據1984年3月的統計，在工資總額中，基本工資佔30.5%，兩項補貼佔10.3%，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佔37.2%，而浮動工資佔22%。

在這個工資結構中，基本工資、邊防津貼和副食品補貼是基本固定的，因此真正可變的是工資的另外兩項內容，即崗位、職務、職稱工資以及浮動工資。而且，蛇口工業區的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被細分為15個等級，最高158元，最低30元。浮動工資是浮動的，其來源有三：其一，按照人均工資提取每月14元的獎金；其二，每月16元從基本工資和崗位、職務和職稱工資中提取的浮動部分；其三，從利潤留成中提取的基金。

第五，關於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這是中國大陸經濟改革40年來，在財政分權的狀況下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制度，也是隨著問題的暴露，最近幾年在大陸的學術界最有爭議的一個制度。

對於深圳特區而言，土地批租制度的引入顯然是解決融資問題的需要。據說，就在1979年4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去鄧小平家裡匯報廣東關於單獨管理和特殊政策的設想時，曾經提出請中央給予資金上的支持，但是鄧小平的回答是「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因此，深圳特區最先嘗試了有償使用國家土地的制度。在總結土地有償使用和土地出讓試驗的經驗基礎上，《深圳特區土地管理條例》於1988年1月3日正式實施。條例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相分離。政府擁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土地的使用權不但可以出讓，而且可以轉讓、抵押、出租。就在同年4月，「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也寫入了大陸《憲法》中，等於追認了深圳土地制度改革的合法性。

深圳率先實行的這個土地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在土地國有制的局限條件下，對於城市土地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的改善當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幫助實現了土地的級差地租。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