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先生旗幟最鮮明的，莫過於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統左傳承，由此也發揮了不小的號召力。而這個號召力的因素，首先來自他是一個極為優秀的小說家，他先以此奠定了文化圈的地位。這裡我們有一個魯迅的先例，魯迅首先也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很多年輕人包括我在內，是先被他的小說所感動，而後才繼續追尋他的思想理念。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陳映真先生也是先以優秀而感人的小說奠定了在年輕讀者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小說對年輕讀者的吸引力來自何處呢？這是我在這裡想要重新探討的。

陳映真小說
對年輕讀者的吸引力

陳映真先生的文學創作雖然不像同時代的金庸武俠小說和瓊瑤言情小說那樣通俗暢銷，但卻在比較有自覺地在尋找人生方向的年輕人中，引起莫大的回響。這個影響力的範圍相當廣泛，我們可以從雲門舞集在2004年作品《陳映真‧風景》的演出，看到這個影響力的深遠。

林懷民將年輕時讀陳映真小說〈將軍族〉、〈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山路〉等，所受到的感動和意象編成舞劇來向他致敬。首演極為成功，結束後掌聲雷動，久久不止。報紙如此描述：「雲門舞集《陳映真‧風景》昨晚首演，陳映真筆下台灣卑微的小人物，在舞台上迸發生命的力量。首演結束時，林懷民把玫瑰花束傳遞給坐在觀眾席的陳映真，陳映真紅著眼眶，三次起身致謝，巨大的身影在昏暗的聚光燈下，一如他的作品幽微卻隱隱含光」^[1]。

當場我遇到了不少像我這樣已過中年，頭髮開始花白，平常不會特意來看雲門演出的觀眾。他們這次都是衝著陳映真先生而來的，正如作家季季在一篇文章寫的：「林懷民把他的偶像陳映真，珍藏在心底四十年，不時回味，左右推敲，終於在二○○四年的九一八，把陳映真的小說從幽微的角落，推向燈光明滅，車輪隆隆的舞台」^[2]。這些中年觀眾就是來緬懷回味三、四十年前接觸到陳映真小說時的感動。

高科技的趨勢科技公司創辦人夫婦也坦言，他們在一九八○年代初羈留美國工作時，因為讀了〈夜行貨車〉這篇小說，而毅然決定回台創業。這也是陳映真小說影響範圍之廣的一個例證。可以說陳映真小說感動了各色各樣的青年讀者。這些人後來的思想與行動也是多樣的，大部分並沒能追隨他的政治理念，但當初都受到同樣的心靈衝擊。

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裡
是什麼東西吸引了這些人？

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裡是什麼東西吸引了這些人？我們先從時代考察起。他在入獄前撰寫小說的年代，正是自由主義影響台灣知識青年的時期，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殷海光、李敖等人以《文星雜誌》為基地，強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中西文化論戰」。但他顯然未受到影響，不曾對此發言。這意味著他並不認同全盤西化論，及其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思想。換言之，當時的年輕讀者不會是因為對自由主義與個體解放的追求而被他的小說吸引，而是被另一種東西吸引。那是甚麼東西呢？是左翼思想嗎？

雖然陳映真先生在1968年入獄前所寫的小說，如趙剛所挖掘出來的那樣，隱含了不少五十年代中共地下黨人的信息，然而左翼的理念卻完全沒有明示在這些小說文本上面。他的年輕讀者當時受到國民黨反共教育與西化派自由主義的雙重影響，在這種不曾受到左翼啟蒙的情況下，完全不可能讀出這些隱含的左翼信息。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吸引了當時的年輕讀者？

過去我一直用「人道主義」來指稱陳映真小說所隱含的思想，以此來解釋當時吸引眾多讀者的內在因素。他曾在1968年發表的〈最牢固的磐石〉這篇評論中明確地用了這個詞彙。黑澤明的電影《紅鬍子》在那年上演，台灣文化圈由於受到現代主義風潮的影響，譏評說這部電影既缺乏前衛新潮，又是「老掉大牙的人道主義」。陳映真先生的這篇評論反駁了這種論調，認為黑澤明在《紅鬍子》裡用很平白的手法所描寫的一位醫生的人道精神，正是我們社會所需要的一種從現實出發的素樸理想。

我們可以理解，陳映真先生的小說正是充滿了這種具有人道精神的素樸理想，表現在他對眾多人事物的敘述中，不論是〈悽慘的無言的嘴〉裡逃亡的雛妓、〈將軍族〉裡那兩位苦命卻莊嚴的男女主角、〈六月裡的玫瑰花〉裡的黑人軍曹跟台灣吧女，〈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裡那個礦區小鎮的醫生家、〈第一件差事〉裡找不到心靈出路的胡心保，還是〈最後的夏日〉裡那個心理扭曲的外省教師裴海東，甚至〈唐倩的喜劇〉裡的女主人翁，可謂俯拾皆是。

對戰後新生代的台灣知識青年而言，六十年代最時髦新潮的詞彙都來自西方，西化派具有極大的話語優勢。我想陳映真先生也難免受到牽制，或許他那時還沒能找到真正適合的話語，而只能使用「人道」這種當時比較會被接受的理念。他應該是不滿意這樣的詞彙的，他內心有著與西方思想扞格不入的東西，從入獄前的小說〈唐倩的喜劇〉可以讀出他想擺脫西方意識形態桎梏的努力。只是他可能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甚麼樣的情懷。我自己也不滿意用「人道主義」這種話語來形容陳映真先生最深刻的內在思想，在我後來的回憶論述中，也試圖用論語所說的「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這種情懷，來描述其中深意，覺得是比較接近。

我們一直說陳映真先生是一個充滿中國情懷的人，但這中國情懷不會從天而降，而是有其社會基礎與歷史傳承。就像魯迅雖然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有著嚴厲的批判，但他的小說所展現出來的中國情懷卻又是毫不保留而能動人肺腑，陳映真先生的小說其實也正展現出像魯迅那樣充沛的中國情懷。這兩位偉大作家深厚的中國情懷應該都來自共同的社會基礎與歷史傳承，那時的陳映真先生沒條件把這個情懷說明白，只能借用「人道主義」這麼一個當時的通行詞彙，而今天我們以重新認識中國的角度來看，應該可以換成一個更具中國理念的，就是「仁愛之心」。可以說由於他的小說充滿著仁愛情懷，才能「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也才能在同樣有著這個仁愛之心的廣大讀者中引起共鳴。

直到晚年
都抱持著的仁愛精神

陳映真先生是抱持這麼一個仁愛之心在創作小說的，包括最後一篇2001年的〈忠孝公園〉。這篇小說聚焦在世紀之交台灣政局變動中，兩個歷史性悲劇小人物的生命歷程與交集，一個是國民黨的退休老特務馬正濤，一個是台灣人日本兵林標。台灣的日本因素尤其是皇民化運動，最後具現在台灣人日本兵身上，這個運動宣稱讓台灣人終於可以不再是二等國民，而能成為「真正的」天皇子民，並可加入皇軍為天皇與日本帝國奉獻生命。在戰爭已過五十年的新世紀之交，這些人還會穿上日本帝國的舊軍裝來宣示他們的皇軍身分。退休情治人員則比一般外省老兵承載更多對國民黨的指控、嘲弄與污名，而且馬正濤特別又是出身於帶著強烈日本因素的滿州國。

兩岸分斷深深涉及到中日兩國的糾葛，這一直是生於日據時期的陳映真先生自覺承擔而亟思破解的大迷障，因此在他苦心孤詣為分斷尋找化解之道時，也真誠面對了中日兩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相互糾結。他的〈忠孝公園〉在世紀之交的政局變動中，再次以其全中國與東亞的格局直接面對百年來的台灣與大陸，以及中國與日本，在國家、家族，及個人層次所形成的歷史難題。日本帝國與國民黨正是兩岸分斷的歷史因素，而陳映真先生仍然抱持著仁愛之心，哀衿勿喜地對待他一生的對手遺留在台灣的兩個象徵性人物。

陳映真先生的仁愛之心是超越時代的中國精神底蘊，重新強調陳映真小說的這個面向，或許能讓我們在解決兩岸問題上，重新召回他的小說所能感動到的廣大讀者，走向共同的中國道路。這一方面或許是我們今天要更進一步發揮陳映真先生在台灣的影響力，可以多加使力的一面。

[1]聯合報2004年9月19日頭版現場圖片說明。
[2]〈林懷民的陳映真〉，收於季季著《寫給你的故事》，印刻，台北，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