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戀人》作者藍博洲。

大陸「70後」關於臺灣的印象終究是陌生的，概念化的。讀過看過的許多臺灣文藝作品，對歷史往往若即若離或避而不談。於是常常唏噓於瓊瑤劇裡的喜怒哀樂時，卻淡漠了歷史造成的人間諸多悲歡離合。讀過藍博洲先生的新作《臺北戀人》，讓我在扼腕痛惜之餘，對臺灣的歷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1949年的「四六事件」不僅是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學生運動合流的開端，更是隨之而來的臺灣「白色恐怖」的濫觴。藍博洲先生直面真相，穿透籠罩在政治禁忌下的重重迷霧，探訪無數事件親歷者，採集大量證言，查閱歷史文獻，從龐雜冗繁的史料中梳理人物的命運，通過冷靜客觀的敘述、嚴謹縝密的考證，為我們娓娓道來一段真實的歷史，更潛心地進行著深刻的藝術構思和獨特加工，以豐富的想像和合乎邏輯的虛構架構起文本，終於成就了這本承載著歷史述說任務的小說《臺北戀人》。

《臺北戀人》以主人公「我」（林晶瑩）在離開臺灣五十年後自北京返台尋找「老周」（周新華）下落為主線，憶述了「二二八」事件後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和臺灣大學兩校學生發起的「反饑餓鬥爭」、「單車雙載」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1949年4月6日大逮捕的「四六事件」。作者又在小說中設置了另一條線索，即「春天的微微風」章節中的那個「我」，與事件親歷者林晶瑩不同的是，這是一個生活在當下的女學生，在戀人「草根文學社」社長「老周」的帶領下開展了對「四六事件」歷史真相的調查。這條線索並不是小說的「暗線」，它與主線相輔相成，互相呼應、互相關照，又承擔了不同的使命，我們暫且稱之為「輔線」。

更為巧妙的是主線和輔線中都用了「我」與「老周」的表述，讓讀者難免有一種「穿越」了時空的感覺。對此，作者只在「春天的微微風」章節開始不久，看似不經意地做了交待。雖然小說始終在兩條平行線上進行，而這兩條線在尾聲時卻出現了融合與接軌。故事也從「穿越」變回到了「現實」。

主線和輔線的設置，使小說有了更能接觸到歷史真相的可能性。林晶瑩雖是「四六事件」的經歷者，但作為當時的一個普通學生，「我」畢竟是單視角的，會有相當多不可能見到的東西。除了這樣那樣的盲區之外，「單視角」和「親歷者」也難免就帶有了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作者正是用輔線中的「我」填補了這些空白。於是小說就不再是單純的個人經歷和情感體驗，通過報章檔案文獻的摘引，諸多受訪者的陳述、日記的引用等，充實了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和證人證言，一步步接近事件的真相。小說中那一幕幕洋溢著青春氣息和戰鬥品格的文藝演出、營火晚會，也是基於相當深厚的考證基礎之上，藝術化地再現了當時的歷史場景，無一不體現了作者對於歷史現場的尊重。正因為此，小說才能夠全方位、立體化地為我們展現當年那段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

然而，僅僅靠繁雜的考證和嚴謹的態度是遠遠不夠的。藍博洲先生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實的上面，而是在歷史真實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虛構」和「想像」，完成了「虛化」與「再造」的過程，使作品有了更為豐富和廣闊的表現空間。以「單車雙載」事件的描述為例，在林晶瑩眼中就要生動得多了。作者不惜筆墨詳細講述事件發生後的全過程，情節豐富，細節描寫生動，使我們猶如置身於當年的遊行現場，更在字裡行間透露出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不露聲色地呈現了愛國學生義無反顧、不畏強權的精神風采。

就是在這樣的「虛構」和「想像」之中，作者客觀、冷靜、從容地「解剖」著歷史，抽絲剝繭似地「還原」著歷史的真實。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關注和反映的不是個人的小糾結，而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再現了一個歷史時代，關注人和人的命運。

《臺北戀人》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對「四六事件」本身的「探究」上，因為一段歷史絕不是孤立的，隨之而來的是臺灣的「白色恐怖」時代，在這樣嚴酷的政治環境下，那些青年學生的命運如何是無法回避的問題。作者通過對周新華下落的「探究」，巧妙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回到臺灣之後的林晶瑩執著于尋訪周新華的下落，由於時隔50年，這樣的尋找無疑是艱難和曲折的。隨著林晶瑩的尋找，作者不動聲色地一一揭示了當年的熱血青年不同的遭遇、想法以及命運，並設置了大量的懸念和伏筆，步步為營地講述了周新華從躲過一劫、回家、上山直到犧牲的經歷。

在對於「四六事件」後臺灣歷史全貌的探究過程中，《臺北戀人》描寫了「白色恐怖」之下人的相互傾軋和相互支撐，人的內心的扭曲和掙扎，他們的失落、猶豫、苦悶、彷徨、迷惘，都是緣於在面對歷史時的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由此，我才體會到作者對於愛情描寫的良苦用心，他藝術地找到了書寫書寫歷史的更大的空間，這其中的故事也變得非同尋常，更加具有藝術張力。

其實，小說通篇關於感情的戲份並不多。林晶瑩與周新華的愛情是建立在革命精神基礎之上的，沒有卿卿我我，你儂我儂。他們為了信念、信仰，不離不棄，但最終卻被分隔在海峽兩岸……而在故事臨近結尾時，林晶瑩才追憶了和周新華一起泡湯求愛的情形。這樣的情節設計並非為了嘩眾取寵，而是把忠貞的愛情推向了極致。如今，「身體已經老化得不再可能有任何激情的我終於刻骨地體會到這是我這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啊！」

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遺憾？藍博洲先生一句也沒有多說，一句也不用多說。也許比「生與死」更為慘痛的人間悲劇就是一道五十年無法逾越的海峽。這樣的愛情不是更能打動人心嗎？

同樣，輔線中的「我」與周華光就要幸運多了。「為了維繫我們的愛情，除了跟著他做他愛做的事之外，我還能怎樣呢？」在父親責令「我」「馬上脫離老周及其領導的調查工作，或者搬出去」之後，「我就負氣離家……決定跟老周同居了。」從這些為數不多的敘述之中，我們既可以看到兩代人不同的愛情和不同的命運，也看到了時代的進步。

無論是主線和輔線的穿插設置、虛構與真實的交相輝映、歷史與現實的相互關照、革命與愛情的水乳交融，都反映了藍博洲先生的大歷史觀。具有這樣歷史之眼的作者選擇了對於歷史真實的藝術表達，用「想像」和「虛構」將歷史的碎片彌合成精美的「瓷器」，使之觸手可及。或許正是他處於當下臺灣社會環境中的一種書寫策略，這既是出於表達歷史真實的需要，也是文學接受的需要。在嚴苛的社會環境之中，作家只能借助于藝術性的表達來完成歷史書寫。

文學作品只有完成讀者的閱讀、理解、欣賞這樣一個文學接受的過程，才能實現其價值，否則，再好的作品，其價值也只能是潛在的，成為「睡眠作品」。用虛構的小說藝術地表達歷史，讓讀者從小說中窺見歷史的真實，這本不是小說的功能，卻是藝術表達的力量。藍博洲先生關於歷史的藝術表達，來自於創作過程中的探索、想像、虛構和實踐。雖然我在仔仔細細讀過之後還是無法一一分辨他筆下的人物、情節、場景哪些是「實」，哪些是「虛」，但感覺卻比讀真正的史書距離「真相」還要更近一些，正因為此，《臺北戀人》實現了歷史真實性和藝術表現力的有機統一。

*作者李強就職於中國作家協會。因為篇幅限制本報略作刪節。

（原文刊載於《兩岸犇報》第81期）

【「四六事件」70週年紀念】
我讀《台北戀人》
在虛構中探究真相──《臺北戀人》關於歷史真實的藝術表達
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上）
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