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每一次的量化寬鬆，就是向使用美元做為儲備和支付手段國家徵收的「鑄幣稅」，同時達到稀釋美國國債的目的。（圖／網路圖片）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延燒，迄至4月21日凌晨為止，全球有185個國家（地區）傳出確診案例，病例數已突破247萬，逾17萬人不幸喪生，世界各主要國家紛紛採取封閉外部邊境和居家隔離等措施來抑制疫情擴散。在實施全面篩檢資源相對匱乏，相關疫苗的研發和上市時間尚不可預期的情況下，「隔離管制」無疑是迄今為止唯一被證明有效抑制疫情擴散的手段，但此舉對於以國際分工、商品交易和金融流通所交織出來的網絡化的世界經濟，卻是一次嚴重的斷裂與窒息。

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新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將2020年全球經濟的增長率預期下調至-3.0%，這個數字相較於三個月前疫情尚未擴散時的樂觀估計（全年GDP增長3.4%），足足下修了6.4個百分點，而預計今年全球貿易總量（貨物和服務）也將出現11%的負成長。IMF 首席經濟學家 Gita Gopinath 在報告中指出，這是一場與眾不同的危機，今年全球經濟「很可能」經歷自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其程度遠超過10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

報告指出，如果疫情在下半年得到控制，預計 2021 年經濟將實現局部復甦，但 GDP 仍將低於病毒爆發前的水平，經濟回升力度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關鍵的因素在於疫情與防控措施所持續的時間，以及各國提供經濟刺激政策的力度。如果疫情和防控措施持續更長時間，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會受到更嚴重打擊，金融狀況持續趨緊，或者如果企業關閉和長期失業造成大面積創傷效應，經濟增長結果就會比現在預測的糟糕很多。

因此，IMF認為，當務之急除了是通過醫療體系多邊合作控制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之外，還需要實施有關經濟政策，以緩解經濟活動下降對個人、企業和金融體系的衝擊。IMF主張各國政府需要制定大規模、有針對性的財政、貨幣和金融措施，為受影響的家庭和企業提供支持。這種行動將有助於在整個封鎖期間維持經濟關係，一旦疫情消退、防控措施取消，將對促使經濟逐步恢復正常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報告還強調「國際社會應加大對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資金援助。對於那些面臨巨額債務償還的經濟體，可能需要考慮債務的延期償還和重組。」

IMF在報告中樂觀地認為，相較於上個世紀 30 年代的大蕭條期間由於缺乏一個國際性的多邊機構提供貸款，導致各國為了爭搶全球流動性而實施重商主義政策，加劇全球經濟下滑。當前危機的一個重大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擁有一個更強的全球金融安全網，處於其核心的國際貨幣組織已經在積極地向脆弱成員國提供幫助。」並暗示，只要各成員國像2008-20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一樣再次採取行動，進一步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源，通過其貸款機制（包括快速撥付的緊急融資）限制經濟受到的破壞，就能夠確保在疫情消退、工作單位和學校重新開放、就業回升、消費者重返公共場所之後，全球經濟得以恢復。

IMF的解決方案看似可解全球流動性短缺的燃眉之急，但是其思路仍然不脫貨幣主義的巢臼。先不提國際上已經有輿論指出，伴隨著IMF的援助計劃所附帶執行的「結構調整方案」，部分國家因主權債務危機申請融資而被迫大幅度削減公共衛生與醫療支出（如義大利與西班牙），是導致此次新冠疫情失控和高死亡率主要原因之一。單就IMF的全部可動用資金，大約也就在6000-7000億美元左右，相較於預估全球5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以及迄今為止各國預計啟動總數近8萬億美元左右的「財政刺激計劃」，不但是杯水車薪，也看不到因各國競相執行大幅度的量化寬鬆所可能導致資產泡沫化、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三毒齊發」的因應措施，更不用說當中所隱含著美元信用危機。

3月27日，美國國會近乎全票通過了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其中包括向每位美國人提供的1000美元和500美元的支票，總額為2500億美元；3000億美元的小企業貸款，2000億美元的穩定基金以及延期納稅。加上3月12日美聯儲為了救市向華爾街注入的1.5萬億美元，總計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就已注資3.5萬億美元，藉以挽救可能因疫情所引發的經濟崩塌。有專家指出，美國如此史無前例的「大灑錢」並無法治癒美國經濟的三重結構性沈痾，包括：因實體經濟的衰敗導致的經濟結構失衡（製造業僅佔GDP總額的11.6%，且持續下滑）；偏向資本的分配結構使貧富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社會整體經濟活力衰退；高度全球化的資本流動導致美聯儲對金融資本的控制力不斷減弱，難以「按照美國的需求」控制金融資本的流向和流量。新冠疫情所導致的流通中斷，以及國際石油價格暴跌，只不過是壓垮美國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

美儲的量化寬鬆和川普政府的財政刺激措施能否奏效還有待觀察，但是它對世界經濟的劫掠卻是顯而易見。美元是目前國際上最主要的儲備貨幣，全球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依賴於美元進行定價、結算、貿易和交易。據統計，截至2019第一季度底，美元佔全球外匯儲備的比例高達61.82%，在國際支付市場的佔比也高達40.1%，但美國的經濟總量僅佔全球GDP的1/4。這就意味著必須有大量的美元通過放貸、直接投資和貿易帳逆差溢流到境外，才能滿足世界貿易與其他交易需求。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數據來估算，在國際市場上不由美國境內金融機構監管，不受美聯儲相關銀行法規、利率結構約束的「歐洲美元」接近60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總量的三倍。因此，美元是當前世界上唯一不會因為執行量化寬鬆而直接導致國內市場等比通貨膨脹的主權貨幣，而是由全球的貿易對手來承擔。換句話說，美聯儲每一次的量化寬鬆，就是向使用美元做為儲備和支付手段國家徵收的「鑄幣稅」，同時達到稀釋美國國債的目的。

3月23日，美聯儲面對美國股市數度熔斷，宣佈的無底線救市方案而大印鈔票，說穿了就是為挽救境內資產貶值，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而不擇手段向全世界輸出危機。但是，美聯儲救得了金融市場恐慌，但卻救不了美國經濟。長此以往，必然導致世界各國對美元信用失去信心，逐步擺脫美元做為儲備貨幣的制約，以削弱美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甚至帶動地緣政治變革，以區域經濟一體化來帶動去美元化的貨幣同盟，藉以緩解美元貶值壓力。

台灣位處東亞地緣政治敏感地帶，進出口貿易總額有超過七成與東亞區域內國家相關，長期執行「親美仇中」政策，非但必須承擔4000億美元外匯存底與國民儲蓄貶值的現實，還要面臨ECFA中止與RCEP脫鉤的壓力，更要承擔中美關係從戰略夥伴轉換到戰略競爭對手所帶來的戰爭風險，處境實在令人堪憂。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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