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出現的地景，空無一人的街道、廣場和購物中心，烘托出全球主要城市地標性超高建築的冷峻與荒涼。圖為美國紐約，一名戴口罩的騎車民眾經過曼哈頓時報廣場。（圖／新華社）

這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出現的地景，空無一人的街道、廣場和購物中心，烘托出全球主要城市地標性超高建築的冷峻與荒涼。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主要是城市居民）被程度不一的封鎖在家庭或社區隔離防疫，國境關閉、工廠停工、商店歇業、學校停擺、大型賽事和公共集會禁止……幾個世代以來人們所熟悉的工作型態和生活內容和交往形式都被迫中斷。高度集中的城市人口，以及跨區域的人員流動，在時間和空間上壓縮了病毒蔓延的速度和廣度，成為過去兩個世紀來人們因工業化、城市化以及資本全球擴張所帶來的文明自信的反諷。

新冠疫情的爆發與擴散或許是個偶然，但如果結合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制度性缺陷，災難就成為必然。它不僅嚴酷的考驗著各個民族國家面對公共衛生危機的治理能力，也暴露了過去數十年來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結構性矛盾。所有人都意識到這個世界正在改變，也必須有所改變，但沒人能說得清楚「未來」！

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在2004年出版《世界是平的》一書，以「自由貿易人」、「熱情推土機」自許而揚名立萬的湯瑪斯・弗里德曼。過去，他相信「小政府、大市場」，宣告科技進步與社會協定的交合將剷平各個民族國家所人為構築的高牆，讓資本、商品、服務和人員等生產要素無遠弗屆的在全球範圍自由流動，而跨國公司的全球佈局不但是實現最佳效率和最低成本的靈丹妙藥，全球供應鏈的形成，將加大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存，讓戰爭變得更加不可能。現在，他則支持「大政府」，認為新冠疫情將是新的歷史分期的起點，只有政府干預「收緊我們的文化，同時放鬆我們的錢包」才能拯救危機，並且允諾一個「強大、美好」的未來。

長期對新自由主義採取批判態度的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也將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指向「市場失靈」，並認為西方文明已經走向毀滅性危機的邊緣。他指出，相較於17年前SARS疫情的攻克，得利於各國研究機構對病毒鑒定、測序和疫苗的研發，但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卻將我們命運交給了大型製藥公司。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新自由主義試圖讓我們擺脫政府，讓我們將對公眾做出決定的權力移交給不負責任的私人暴政」，他認為「對大型製藥公司來說，製造新的潤膚霜遠比研發保護人們免受徹底破壞疫苗更有利可圖」。

舉例來說，二戰後全球面臨「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症）的嚴重威脅，當時的羅斯福政府不但提供財政支持政府機構研發Salk疫苗，並向所有人開放，最終在這個世紀初基本上消滅了小兒麻痺症的傳染。但是，「新自由主義瘟疫」阻止了這個做法。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下，政府介入藥物研發變成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喬姆斯基表示，本次疫情已經將「新自由主義」的所帶來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暴露無遺，他相信在不遠的將來，許多國家都將做出重大轉型。但是，他也警告，未來「一個野蠻的新自由主義體系可能會被『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用強大的國家暴力重新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可能會發生的噩夢。我們只有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民主參與，才能克服這個「民主衰退」的危機，並避免迫在眉睫的核子戰爭和全球暖化的威脅。

無獨有偶，美國著名的左翼地理經濟學家大衞・哈維也對疫情後的社會變革表示憂心。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70%甚至80%是由消費主義所驅動的，但2019冠狀病毒預示的並不僅僅是一次劇烈波動，而是針對大多數最富裕國家中盛行的消費主義核心的強力撞擊。他指出，當前佔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日益依賴於虛擬資本、貨幣供給和債務所產生的大幅擴張，已經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無法通過消費實現資本所能產生的價值。

他斷言，如果疫情持續蔓延，將會導致資本流動性的阻礙和中斷，從而帶來包含勞動力價格在內的資產貶值，而生產供應鏈中斷也會帶來工人休假或失業，不僅直接消費品的需求衰退，就連對原材料的生產性消費也會減少。永無止境的資本積累螺旋正在從世界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發生內部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則是一場由政府出資和激發的無中生有的大眾消費主義。幾乎可以肯定，如果不實施大規模的政府干預手段，以抗衡新自由主義潮流，失業率會上升至與1930年代相當的水平。

這就意味著國家在經濟過程中角色的重置，是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起，由雷根與柴契爾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模式的再度翻轉，一場不以社會主義來命名的「經濟社會化」。大衞・哈維認為，如果中國大陸不能像2007-2008年面對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那樣通過大規模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來提高生產性消費，從而帶動全球復甦，那麼擺脱當前經濟危機的擔子就會落到美國身上。如此一來，川普政府就可能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旗號下，實施比他的競爭對手伯尼・桑德斯都更具「社會主義色彩」的救援計劃，以拯救資本和世界免於暴亂和革命。只不過，他擔心的是，如果某種程度的「社會主義」成為不可避免，美國的寡頭統治者將會確保其成為「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t），而不是人民社會主義（people socialist）。

當然，人們不至於會幼稚到將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社會變革寄託於一次偶然性的疫情災害。西方國家的治理模式及其主導下的全球秩序服務於資本積累的機制只是暫時休克，而不是死亡。新冠疫情的蔓延，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終結的不是資本積累的內在驅力，而是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空間佈局。未來的世界格局，到底是在規模經濟的制約下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從市場一體化、貨幣一體化走向財政一體化）作為過渡型態，形成一個和平發展的多極共治的局面？還是在政治民粹化的壓力下，退回去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的壁壘化的「城邦經濟」互相傾軋，甚至用武裝衝突來延緩危機爆發？目前還充滿變數。

後者，證諸美國總統川普近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要求兩黨必團結一致，實現「能源獨立，製造獨立，經濟獨立，以及用國境線所保證的領土獨立」，以確保美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的講話，以及歐洲國家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實在無法掉以輕心。這是一場持久的鬥爭，只要追求資本積累和利潤率的極大化仍然是世界經濟的內在驅力，資本以及過剩商品跨越國界活動的慾望就不會終止，國家職能在社會與市場間的擺盪，就暫時無法停歇。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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