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社評】誰能活下去?新冠病毒衝擊全球治理體系

By / 2020-03-25 12:13:34 /
犇報社評
國際
新型冠狀病毒
摘要:

病毒威脅的不僅僅是人類的健康,打亂了人們所熟悉的、慣性的生活方式,更暴露了資本主義全球治理體系的痼疾。如果說,21世紀初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病,將為人類文明帶來什麼進步性的啟示,或許是將人類社會從「以西方為中心」的,或者更直白地說是「以資本積累為中心」的,對於西方文明與制度盲目的自信中救贖出來。

xxx圖為被民眾戴上口罩的德蕾莎修女雕像。(圖/衛星通訊社)

當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中心,從中國武漢轉移到義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國家,考驗著西方各國公共衛生的應急能力,「封城」已經從西方自由主義者口誅筆伐所謂壓制人權的「武漢經驗」,轉換成各國施政者的不得不然的普遍作為。關閉邊境、中斷航班、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商店歇業、酒館封鎖、大型體育賽事和公眾集會禁止,沒有音樂會、沒有展演、沒有電影……一切人們所熟悉的,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商品交換和人際交往都只能暫時停歇。迄今為止,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已經超出了生物學意義上對生命的侵害,不僅僅只是奪命傷人,或將對全球經濟、政治,乃至於社會生活帶來巨大的衝擊,深刻地影響著未來的世界格局。

坦白說,面對迅猛的新冠疫情,我們對它的所知有限,所能夠做出的選項並不多:要嘛乾脆「放任自然」,以數百萬人計的血肉之軀當盾牌,將希望寄託於「群體免疫」以保護「醫療保障體系」免於崩潰,還要祈禱病毒不發生自然變異而功虧一簣;要嘛採取「減緩」策略,有限度地停止公共生活延緩病毒擴散,但要確保社會經濟生活維持運轉,保障工作崗位,爭取時間等待疫苗成功上市;要嘛採取嚴厲的「隔離抑制」以保護生命,爭取在最短的時間控制疫情,從而恢復社會生產,但要承擔巨額的經濟損失並無法保證「境外移入」所導致二度復發的風險。每一個決擇都是困難,因為它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統計表上抽象的數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你我生命意義和生活內容的家人,每一個生命都不可替代而彌足珍貴。

當然,病毒作為一種自然災難,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矛盾,無人可以倖免,但是「疫情」作為一種客觀結果,卻可以因為世界各國在制度、體制和文化的差異而表現出輕重有別。每次全球戰「疫」,甭管過程多麼曲折,歸根結底就是決定於科學技術和社會動員能力,前者是戰勝病毒的終極武器,後者是控制疫情、減少損失、為科學家贏得時間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不管病毒的根源來自哪裡,疫情傳播的速度與程度卻根植於自己。

這是一場互為因果的災難。過去數十年來,全球製造業平均利潤率下降,跨國企業在資本全球化的鼓勵下追逐租稅優惠,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成本與環境成本相對低廉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導致各國財政失衡。各國政府為了爭取國際貨幣組織的財政挹注,被迫接受條件嚴苛的「結構調整方案」,大規模的削減公共醫療預算,致使行政部門普遍缺乏因應大規模疫情爆發的醫療資源與財政能力;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全球供應鏈斷裂,社會再生產受到威脅,大量的資金以貨幣型態退出生產領域和股票市場避險,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大量裁減受僱人員,工作崗位流失,進一步摧毀既存的社會生產力,復甦困難。因此,各國政府對採取強硬的「隔離防治」措施投鼠忌器,遲疑不決,平白喪失了「武漢封城」為世界提供寶貴的「窗口期」,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以此次中國境外災情最為「慘烈」的義大利為例。這個位列七大工業國之一,在2000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評定擁有全球第二完善醫療系統,曾經在SARS期間和汶川地震給予中國大量醫療援助的國家,此刻正在面臨著一場「注定要慘輸的賽跑」。據媒體報導,從2010 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後,義大利政府執行樽節政策,除了取銷自動承保政策(包含所有公民、合法外國居民和持有居留證移民),大舉削減公共衛生預算,調高民眾看診自付額,關閉大量病房,裁撤10萬多名醫護人員,導致全國有15.5%的貧戶得不到醫療照顧。截至2015年為止,就有1220萬義大利人(相當於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沒有醫療健保。如今,全國確診病例已達6萬多例,累計死亡6077例,由於重症病房的缺乏,由於醫療資源缺乏,醫生必須被迫在「治療誰、放棄誰」中做出殘酷的選擇。

病毒威脅的不僅僅是人類的健康,打亂了人們所熟悉的、慣性的生活方式,更暴露了資本主義全球治理體系的痼疾。醫療與健保體系是人的創造物,理應用來為人們服務,為了保障醫保體系不崩解,資本積累不停滯,從而採取社會達爾文色彩的「集體防疫」,任由老年與低收入群體面對死亡威脅,其實是對施政無能的掩飾。勞動力再生產,是維持一切社會再生產的前提,當醫療不再是一個社會的公共保障,而是成為商品,成為過剩資本尋求擴大積累的殺戮戰場,誰才有資格得到社會醫療資源的保護,就成為赤裸裸的階級問題。疫病就從人和自然的矛盾,衍生為人與人的社會矛盾,最終威脅著社會再生產復甦的可能。

西方世界向來習慣於將病毒異己化,視為是外在於己的外部侵入,特別是通過外族的軍事行動將疾病與異族聯繫起來,從而將「邪惡」與「非我」、「異族」畫上等號。因此,英國人將梅毒稱為「法國花柳病」(French pox),法國人說是「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義大利佛羅倫斯人說是來自於拿坡里的「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日本人稱之為「中國病」(Chinese disease),而上個世紀七〇年代越戰期間,我們則稱之為「西貢玫瑰」。

可見,真正威脅人類社會再生產的不是病毒,而是政治經濟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的歧視,特別是利用疫情來進行的仇恨政治。

如果說,21世紀初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病,將為人類文明帶來什麼進步性的啟示,或許是將人類社會從「以西方為中心」的,或者更直白地說是「以資本積累為中心」的,對於西方文明與制度盲目的自信中救贖出來,開始學習對「自然」,以及對「非西方體系」異文化的謙卑,重新將人類社會,乃至於人與自然視為一個有機整體,學習如何截長補短,和平共處,平衡發展,而不是將身體疾病轉換成一種道德批判,從而再進一步的轉變成政治壓迫,尋找替罪羔羊。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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