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澎湃新聞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圖／視覺中國）

至今困擾著我的最早的回憶發生在1930年代，主要是關於「法西斯瘟疫」在整個歐洲的無情蔓延，以及它將如何結束。後來，當內部文件被發佈後我才發現，美國政府的分析家在當時及隨後的幾年裡預期戰爭將會結束。戰爭將以這個結局結束：世界被分為美國主導的區域和德國主導的區域。因此，我兒時的恐懼並沒有被完全消除。這些回憶現在又回來了。

我記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在收音機裡聽希特勒召開的紐倫堡集會，我聽不懂那些詞，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理解那種心情和感受到威脅。我不得不說，在我今天聽到川普集會時的演講，引起了我對於那段回憶的共鳴。川普不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他沒有太多的意識形態，他只是一個有著反社會人格的個人，是一個只關心自己的人，但是那種情緒和恐懼是相似的。並且，現在國家和世界的命運被交托掌握在一個反社會的丑角手中，這令人震驚。新冠病毒已經足夠嚴重，但值得回顧的是，還有兩個更大的威脅正在逼近。

人類正重新走向災難邊緣

我們正在走向災難的邊緣，而它遠比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任何事情都要糟糕。川普和他的奴才們在爭先恐後步入深淵，已經處於遙遙領先的位置了。實際上，我們面臨著兩個巨大的威脅。其中之一是核戰爭威脅變得越來越大，由於遺留下來的軍控體系被撕毀，核戰爭威脅變得越來越大；另一個當然是日益增加的全球變暖的威脅。

這兩種威脅都可以被解決，但是我們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新冠病毒非常可怕，可能會帶來可怕的後果。但是我們要意識到，有的事情是會恢復的，而有些事情將不會被恢復。如果我們不好好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就完了。所以，童年的記憶又開始回來糾纏著我，但這次，這些回憶卻是從另一個層面襲來。

核戰爭的威脅並沒有使人知道世界所處的真實位置。回看今年1月，（就像你們知道的），每年「距離世界末日的時鐘」都會重新被設定，其分針被重新定在離午夜有一定距離的位置上（午夜意味著世界的終結）。但自從川普當選以來，分針已經越來越接近午夜了。去年，分針距離午夜只有兩分鐘的距離。今年，分析師把分針換成了秒針，我們距離午夜只有100秒。這是最接近的一次。我們可以看到三件事：核戰爭的威脅，全球變暖的威脅和民主的衰退。

民主的衰退看似不屬於這個分類，但它確實有著直接的影響，因為民主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民主將會讓我們克服危機，並讓公眾控制他們的命運。如果那沒有發生，我們就註定要失敗。如果我們把命運交給那些反社會的丑角，我們就完了。這已經（離毀滅）很接近了，川普是最糟糕的，這是因為美國的力量是壓倒性的。我們談論的是美國的衰落，但如果你去觀察世界，你卻看不到美國的衰落。

美國像劊子手一樣，實施著破壞性制裁。美國是唯一可以這樣做的國家，每個人都必須遵循它的規則。歐洲可能不喜歡、事實上討厭針對伊朗的行動，但他們必須追隨主人（master），否則他們就會被趕出國際金融體系。這不是自然法則，這是歐洲的一個決定，要服從於華盛頓的主人；至於其他那些國家，他們甚至沒有選擇。

從古巴獲得獨立的那一刻起，古巴就一直飽受其苦，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倖存了下來，仍保持著韌性。而這次病毒危機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一點是，古巴正在幫助歐洲。我是說，這太令人震驚了，你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德國不能幫助希臘，但古巴可以幫助歐洲國家。如果你停下來想想這是什麼意思，你會發現自己無法用語言來解釋它。就像當你看到成千上萬的移民和難民死在地中海地區。他們逃離一個遭受了數百年苦難的地區，卻最終被送往地中海地區，然後死去。你不知道使用什麼樣的詞彙去形容這樣的事情。對於這場危機而言，此時西方的文明危機是毀滅性的。

回想起來，這確實讓人想起童年時代聽到希特勒在收音機裡對著喧鬧的人群胡言亂語的情景。這讓你懷疑（人類）這個物種能否存活下去。

新自由主義瘟疫比新冠病毒更可怕

現在有20億人在隔離，其中大多數在印度。對於印度人來說，他們過著停手停口的生活，他們孤立無援，隨時可能餓死。在文明世界中，富裕的國家將向需要幫助的人提供援助，而不是扼殺他們（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這樣的扼殺集中發生在印度，但在世界許多地方也上演著同樣的事情。這種危機是否會在像印度這樣的國家內（持續爆發），我不知道。要記住，按照目前的趨勢，如果它們在南亞持續蔓延，南亞將在幾十年之內變得難以生存。今年夏天，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氣溫達到了50度，並且還在持續上升。

眼前的問題是，新冠病毒很嚴重，必須加以處理，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正迫在眉睫：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文明的危機。我們現在因為新冠病毒而有時間去思考我們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想要這樣的世界嗎？我們應該考慮這場危機的根源。為什麼會發生新冠病毒危機？它來自於巨大的市場失敗。它可以追溯到市場的本質，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深層的社會經濟問題，野蠻的新自由主義使市場加劇惡化。

眾所周知，人們認為大流行很可能發生，一種由SARS改變而來的大流行很可能會爆發。15年前，SARS被攻克了，病毒被鑒定，測序，那時我們有疫苗可用。那時，世界各地的實驗室可以著手開發針對潛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保護措施。他們為什麼不那樣做？因為市場給出了錯誤的信號。我們將命運交托給了私人暴君——製藥公司，而他們是對公眾不負責任的公司。在這種情況下，對大型製藥公司來說，製造新的潤膚霜遠比研發保護人們免受徹底破壞的疫苗更有利可圖。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自我隔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接受了DiEM25 TV主持人霍瓦特（Srecko Horvat）的邀請，分享了他對於本次新冠肺炎危機的反思與看法。

相較於戰時動員，政府介入藥物研發似乎是不可思議的，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清楚地記得，在當時，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是一個可怕的威脅，但它被羅斯福政府支撐的政府機構所發明的「沙克疫苗」終結。「沙克疫苗」沒有專利，向所有人開放。他們這次也可以這樣做，但新自由主義瘟疫（neoliberal plague）阻止了這樣的做法。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之下，經濟學家對此負有很大責任。因此，這種來自公司部門的意識形態，以雷根帶著他陽光燦爛的笑容，閱讀公司老闆交給的劇本，將政府視為問題所在。

新自由主義試圖讓我們擺脫政府，這意味著，讓我們將對公眾做出決定的權力移交給不負責任的私人暴政。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柴契爾告訴我們，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個人必須因為某種原因被扔進市場以求生存，除此之外，個人別無選擇。世界被富人困擾了多年，而現在正是改變的時候。我們有可以採取的措施，例如政府直接干預「沙克疫苗」的發明。但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新自由主義的瘟疫），這樣的做法是被禁止的。

野蠻的新自由主義體系正在形成

現在的關鍵是預防這種新冠病毒的流行。事實上，美國政府有許多可供閱讀的資訊，實際上病毒是在爆發之前的2019年10月被發現的。美國機構通過預測該瘟疫在美國範圍內的傳播情況，對瘟疫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情況進行了預測。但是，政府與機構沒有繼續制定相應的後續措施。現在，由於政治體制的背叛，危機變得更加嚴重。我們沒有關注到他們所能知道的資訊。

12月31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報告新發現的特殊肺炎，其伴隨著病因不明的症狀。一周後，一些中國科學家將其病毒鑒定為新型冠狀病毒。此外，他們對其進行了排序，並將資訊提供給了全世界。那時，病毒學家和其他不願閱讀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的人都知道他們是新冠病毒，並且知道如何處理。他們做了什麼嗎？有些國家（中國，韓國，新加坡）採取了行動，通過很多遏制措施，至少抵禦住了第一波瘟疫的爆發。

在歐洲，較為糟糕的是英國，最糟糕的是美國。川普在第一天說：沒有危機，它就像流感一樣。第二天他說：這是一場可怕的危機，而我從一開始就知道了。第三天他又一次改口：我必須讓企業來處理它，因為我必須贏得選舉。

新冠病毒在歐美的蔓延是從巨大的市場失靈開始的，但新自由主義瘟疫使它更加惡化，伴隨著各種功能性結構（如果它們起作用的話，可以對處理瘟疫有幫助）的崩潰，這種情況還在繼續。正如我所說，我們應該更深入地思考我們想要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中？如果我們以某種方式克服了問題，那我們將會有條件作出選擇。

1980年代，喬姆斯基與傅柯曾辯論「什麼是人性」。

我們應該記住，高度專制的邪惡國家是與新自由主義相容的，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大師們，從米塞斯到哈耶克都對大規模的國家暴力非常滿意，只要它支援他們所謂的健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起源於20世紀20年代的維也納，米塞斯對它被掌握在奧地利國家的原法西斯主義者的手中，並粉碎了工會和奧地利的社會民主制度感到高興不已，他讚揚了法西斯主義，因為其保護健全的經濟。

當皮諾契特在智利建立了一個如劊子手一般的殘暴獨裁政權時，他們（新自由主義者）都對此表示喜愛。他們都在那裡戰鬥，幫助創造了這個「奇跡」，它通過傷害了一小部分人口，帶來了健全的經濟和巨大的利潤。所以，一個野蠻的新自由主義體系可能會被「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用強大的國家暴力重新建立起來，這樣的想像並不過分。這是一個可能會發生的噩夢的一部分。但這樣的做法並不是必須的，人們可以通過組織，參與的方式，（就像許多人做的那樣）帶來一個更好的世界。

現在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不僅僅是因為冠狀病毒，我們應該認識到世界的缺陷與不足，整個社會經濟的功能失調的深刻缺陷。如果要生存的話就必須解決這些問題。因此，這可能是一個警告、一個教訓，不光是讓我們在今天來應對它（新冠），防止其進一步的爆炸；而且要想想它的根源，想想這些根源將如何導致更多的、甚至是比這更嚴重的危機。

我們正處在有害的「社會孤立狀態」

在過去的幾年中社會出現了一種自我隔離的形式，這非常有害。現在，你進入麥當勞，看看一群圍坐在桌子旁吃著漢堡的青少年。你看到的是，他們同時在進行兩種對話。其中一個，是他們之間進行的淺談；另一個，是每個人都在他的手機上，和一個同樣與朋友一起的，很遠之外的人進行著對話。這在很大程度上將人原子化和孤立化。被濫用的社交媒體使人們變成了非常孤立的生物，對於年輕人而言尤其如此。

實際上，在美國，有的大學的人行道上設有提醒人們抬頭的標示。因為每個孩子都在邊走邊盯著手機。那是一種自我誘發式的社會孤立，這是非常有害的。我們現在處在真正的社會孤立狀態，必須通過以任何可行的方式重建社會紐帶來克服它。在互聯網時代，我們要盡可能地把人們聚集在一起討論，一起找出他們面臨的問題的答案，再一起解決問題，這是可以做到的。

@本文於4月30日重新編輯整理為摘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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