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人文社會」 / 「文學野草集」

四六與318——試讀藍博洲的《台北戀人》(緣起篇)

By 趙剛 / 2019-07-20 01:29:58 /
摘要:本文原載於2016年4月的《人間思想》第四輯。作者趙剛從藍博洲小說《台北戀人》的閱讀中,探究「四六事件」與「318太陽花運動」兩代台灣學運在思想上斷裂之因。尤其當香港「反送中」與台灣「318太陽花」合流之際,重新回到一個更長的歷史大河中,對於我們看清事情的真相與原委別具意義。由於原文2萬字,本報經作者同意將分四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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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戀人》是在我多年採集的四六事件歷史證言與相關史料的基礎上虛構完成的」(377)。這是作者藍博洲在2014年出版的記實與虛構之間的長篇小說後記〈多餘的話〉的頭一句話。這句似乎並不多餘的話站在左頁,右頁則是近四百頁的正文終了之處。在大河的出海口,我們見到了以下幾列望之如碑文(原文直排)的孤獨時刻:

2005年6月7日初稿於苗栗五湖山村
2014年2月7日完稿於北投溫泉蝸居
2014年3月19日定稿於北投溫泉蝸居
2014年7月27日再定稿於北京西單

於是,我們知道這部至少是從上世紀末就開始它的漫長資料蒐集與證人訪查過程的長篇巨製,是在2005年完成初稿後,還花了近9年的時間才完稿。然而,最吸引我的注意的還是第三道碑──定稿於2014年3月19日。會有讀者神經大條到無感於那是「318太陽花學運」登場的翌日嗎?

不是任何作家都會因為受到那個滔滔學運的影響,從而對他的已完之稿起了筆削之意。台灣的文學主流,不管是現代派還是「內向派」,其實長期以來都已在文學和現實、文學和歷史之際築上了高牆,既保衛了他或她的內在當下,也從而鞏固了外在現實。但我確信「這個作者」,因為他的文學與現實與歷史的纏繞萬端,一定不免受到「那個事件」的衝擊,而落到一種鬱結孤憤之中,從而不得不拿起筆來,加了一些那種經常是屬於獨醉的或獨醒的,雖說或許多餘,或者終將多餘,但還是不忍不說的片語隻字。為何我如此確信呢?還不只是因為作者的「現實主義」,更是因為這本《台北戀人》說的就是一個高昂的理想主義在兩三個世代之間蒸發且退化的故事,是一個乃孫不肖乃祖的故事。那麼,當他暗自目睹了那不妨皆可謂之「學運」的2014年的「318」和1949年的「四六」之間的驚人變異,以及當他瞥見了學運領袖中還包括了他素所尊敬的反殖反帝的左翼前輩的曾外孫時,他能只是一個看客嗎?當現實真正實現了虛構時,虛構者並沒有感受到一種「先知」的快感,反而是陷入到一種更加荒謬的境地罷,於是,他拿起筆來,該刪則刪,當筆則筆。當然,這總還是我的「虛構」。

但我旋即又想到,還好《台北戀人》是一個虛構。我由衷因此為作者感到慶幸。想想看,如果作者僅僅以他最嫻熟的報導文學或是歷史調查為形式書寫這本書的話,那麼,這本只能以還原當時歷史面貌為任的書稿,就只能在它發洩不出的憤怒中孤獨地冒煙冒火,但是,虛構給了作者自由,給了作者戰戟,向那個遺忘歷史的巨大當下現實發起另一波進攻,雖說這個進攻也許還是孤獨的,但是在風車或是巨人之前,又有哪個攻擊者不是孤獨的呢?然而,話又說回來,風車與巨人之所以存在,不正是因為反抗者們的疏離、分散,以及隨之而來的集體失語嗎?

攤在我眼前的這個今昔交織的虛構當然不是在2014年間完成的,更不可能是那個3月中的一兩天內完成的。我猜(我又虛構了),當作者在2005年完成初稿時,它最多是在一種「紀實文學」式的虛構中,也就是,它只以虛構的方式展現了以1949年4月6日為核心事件的昔日憤怒與昔日青春。作者對這個稿子不滿意,但也不知如何處理,稿子隨著他主人的身心困頓病奄奄地躺在那裡,直到2008、2009年左右,當馬政府成立以及學運(與社運)「再起」之時,作者目擊了學運所展現出來的各種心志狀態與政治傾向,撫今追昔,心有所感,於是拿出舊槁,交織今昔,架構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台北戀人》。

《台北戀人》話分兩頭,一條是回到過去,一條是正在發生,前者為主,後者為輔。兩條線索的報導者分別是兩位女性,一老一少。敘事就從四六事件五十年後,也就是1999年春天,林晶瑩,一位當初因參與學運被迫離台,在離開故鄉50年後年歲已屆70的原籍本省的老太太,在一種魯迅式的「為了忘卻的紀念」的驅動下回到了台北,企圖尋找長年失蹤生死未卜的愛人同志「老周」的下落這一點開始。相對於林晶瑩是一個在北京念過中小學的台灣人,她的戀人老周──師大學長周新華──則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敘事的主軸就是按照她在台北的所見所聞與特別是所憶前進發展的。林晶瑩,1947年到1948年在師大讀了一年後轉入台大,作者以她為主人公,把師大與台大這兩所台灣彼時的學運中心的大學,在敘事上串連起來。她以老周為傾訴對象,娓娓道來了他們所共同參與的那場在如今被台獨史觀建構為使台灣反抗運動為之寒蟬三十年的二二八事件後不到半年再度萌發的學生運動。隨著老太太仍然青春悸動的回憶,我們讀者也彷彿目擊了他們在串連與鬥爭中的學習、改變與成長,在當局鎮壓之下的信念、友誼與愛情,在時局與槍桿子下的運動崩潰,以及,脫網者或罹難者所遭遇到的時命播弄。

林晶瑩老太太在台北的居停期間,在師大校門口巧遇了由師大與台大青年學生組成的「四六事件平反委員會」的活動。其中一位參與者,一個外省第二代女孩,以「春天的微微風」為部落格暱稱,不定期報導了這個運動,而成為了林晶瑩理解這個正在進行的「平反運動」的一個線索。同時,小說也為我們讀者攤開了這個女孩的私人日誌,裡頭記錄了她與她的男朋友「老周」──同時也正是這個學運的領導者──的政治與情愛關係,當然以及運動的進行。這個名為周華光但因自恨其名而堅持以「老周」行的男友,竟然是五十年前因理想而罹難的老周的親姪孫,但「小老周」卻無法在思想與精神上認祖。小說於是見證了兩個世代的「台北戀人」,以及隔代的祖與孫,以及展現在他們身上與周邊的時代巨變。(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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