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鴻生（自由作家）

1938年岸里社公學校畢業學生與師長參拜豐原神社。（圖片來源：《台灣史》，台北：自刊，2017年11月，戚嘉林提供）

多年前（2014-2018）曾經有過一次「戰後30萬日本人秘密轉為台籍，成為今天台獨運動的骨幹」的傳言，這個傳言在兩岸流傳甚廣。為了澄清歷史的真相，《兩岸犇報》在2017年以社評的方式寫就〈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慎防種族清洗的危險情緒〉一文，來嚴正駁斥此傳言的虛假(《兩岸犇報》第143期，2017-02-15)。2018年的二二八紀念日之前，陳扶餘先生又將此社評補充修訂，以〈光復初期「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謠言分化兩岸同胞情感〉為標題，登在《兩岸犇報》的微信公眾號，此文稍後也在多處網路媒體轉載。

本以為這是孤例，然而大約在2016年起又出現了另一則類似的傳言，而且至今（2021年）還在傳布。相較於前一個「30萬日裔台灣人分布於全台灣」的說法，這一個則聚焦在台南市，其標題就是〈台南市六十萬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為日本裔〉。這個有60萬人口的台南市指的應該是縣市合併前的舊台南府城，而其中有6萬人竟然是秘密留下的日本人後裔？

這兩則傳言，一個涵蓋全台灣，另一個聚焦於舊台南市，但說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戰後有大批應該被遣返的日本人，集體改變戶籍成為台灣人秘密留下來，並成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的骨幹。這種傳言延伸出來的涵意即是，台灣人中混有為數不少的日本血統，而台獨運動就是以這批人為主力；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出台獨運動不是真為台灣獨立，而是要將台灣變回到日本統治。如果真是這樣，那兩岸之間的問題就不是民族內部的問題，而是中日之間尚未清理完全的問題了。

這種傳言一再發生，讓我極感好奇，覺得事情並不單純。這些傳言都不像一般在網路上看到的粗製濫造的假新聞，而是充滿著具體指涉的精微細節，讓人以為就真的在訴說者的身旁發生，是一種很高明的，有著專業水準的偽造。而且2014年那次傳言的編造者還不怕麻煩地用筆寫成信函，再經過郵局投稿到某媒體的民意論壇，而非便捷地在電腦上打字後經由網路傳播。把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看，這些傳言極不像只是個別人士製造假新聞來發洩情緒、混淆視聽而已，讓人想到是否有可能是什麼集團的幕後操作？

2014年那次傳言已經有陳扶餘先生和其他學者以詳實的歷史資料加以駁斥，而對於後來言及舊台南市的這次傳言，我恰巧是戰後出生的所謂「正港台南人」，自幼在台南舊府城裡長大，有著那時台南府城眾生相的第一手經驗與記憶，能夠加以駁斥。

於是我就發心想將這兩次事件的來龍去脈整理出來，加上我對台南府城傳言的駁斥，並進一步分析這種傳言可能產生的效果，探索誰有動機製造這種傳言，誰有能力製造這種傳言，而這種傳言的效果最終將對誰有利等這些問題，或許我們可由此推斷出可能的幕後黑手。在爬梳這些線索的同時，我又想起20年前我與一位來訪的西方著名學者的際遇，他在來台公開演講的場合，曾經說過關於兩岸之間的很有爭議的話，如今想來他說的話與這種傳言的作用極為相關，於是也把對這位西方大學者這部分的分析納入本文作為參照。

因此底下基本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先將2014年的事件與陳扶餘先生的駁斥先爬梳一遍，並分析其內涵；第二部分則主要是我以台南人的身分對台南府城傳言的分析與反駁；第三部分是對這種傳言的編造者的可能身分的整體分析，並初步指向一個可能的謠言編造者（集團）；第四部分則引入20年前那位西方學者的爭議之言，並加以分析比較，而與第三部分的結論有所扣合。如此那個幕後黑手或可呼之欲出了。

「種族清洗」的危險情緒令人憂心

台灣光復後有三十萬日本人秘密留下？

根據最先接到這封讀者投書的媒體人的回憶，「2014年3月18日『太陽花』學生闖入立法院…。同年6月5日總主筆收到楊振明先生投稿，交我處理，文中提到『約有30多萬日本皇民，放棄日本國籍，歸順為中華民國國民，落地生根』。…來信寄件欄地址只有『台北市延平北路』…。我看郵戳，信的確是從延平北路的郵局寄出」。

這位屬名楊振明、自稱住在台北的老人在投稿中宣稱「二戰結束後，有30萬的日本人留在台灣，變更姓氏為台灣人，台獨就是混在台灣內部的日本人之陰謀。現在他們在台灣後代估有200萬人之多，真正的台灣人不可不防」。又說「這不是胡說，也不是扣帽子，有史實可考，戶籍事務所應可驗證，政府接收時外交、內政部都應有公案文書可查」。並說「還有日本人知道返回日本生活艱苦， 將自己親生幼年小孩送給本省人收養，我的鄰居就收養一個女孩，現年已70多歲」。最後還說「民國36年政府遣返日本皇民，那時我才14歲在學，學校帶領學生到基隆碼頭為他們送行，我也參加了那雜亂淒涼的場景」，這位八十多歲老人以其「親身經歷」補足了整個故事的臨場感，可說十足的繪聲繪影。

這個自稱楊振明的人在台北市的老社區寄出這一封信，沒附上地址、電話與身分證號碼，完全隱藏真正的身分。陳扶餘先生報導說「由於該文作者未留地址，真實身份無法查證，因此該報編輯決定不予披露，但打字稿經編輯電郵給海外友人參閱，而在網路輾轉傳開」。於是這則傳言雖然未獲編輯採用，卻在網路上傳開了。這是2014「太陽花」那一年。

它在網路上傳開的數年之內就在兩岸氾濫成災，引起陳扶餘先生的極度憂慮。那幾年台灣不時有深藍名嘴加以引用來攻擊綠營，此時正是「318太陽花之後，國民黨在選舉上一連串的失利，台獨勢力沉渣再起，深藍群眾急需情緒的出口，就以此為據，廣泛寄給大陸對台研究機構和涉台單位…。影響所及，不但近年來大陸網路鄉民充滿殺伐之氣…，影響惡劣，對兩岸人民間的『心靈契合』起很大的破壞作用，實有加以澄清之必要」。於是乃有陳扶餘先生在2017年2月14日《兩岸犇報》的社評，以及2018年二二八紀念日之前在《兩岸犇報》微信公眾號上的補充修訂：〈光復初期『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謠言分化兩岸同胞情感〉，在羅列當時台灣人口變動統計資料，來澄清歷史事實之後，更指出這個傳言對兩岸人民的感情起了很大的破壞作用。

陳扶餘先生在文中以1945年日本戰敗後，原台灣總督府所作的《在台日本人歸國志願調查》（當時在台日本人總數為329,269人），以及1947年5月台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所編印的《臺灣省日僑遣送紀實》為主要材料，羅列了整個遣返作業的人數統計。從1946年3月起，日人遣返作業總共做了7次，最後一次是1949年8月，之後遣返的日人已是零星個案。

陳扶餘先生在此文最後點出他關切的重點，並直接對中國大陸網民表白他的極度憂心。他指出「更令人憂心的是，光復初期有『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的謠傳背後隱藏著『種族清洗』的危險情緒。過去70年來，在冷戰、內戰分斷體制下，透過國共當局的政治宣傳，海峽兩岸確實存在著對立的傾向，但向來只有對政權的敵視，從來沒有兩岸人民間的相互仇恨。經由上述不實說法的流傳，特別是將『台獨』標示上日裔血緣，已經在兩岸人民間畫下了一道難以彌合的傷口。如果不適時加以澄清，不但海峽兩岸恐無寧日，就連長居島內的各個族群和新移民，也無法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和睦共處，長居久安。」

這篇文章接著被轉載於數個台灣網路媒體如「風傳媒」、Yahoo等。

在這個謠言流播期間，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從事台灣族群研究的葉高華教授，曾在他的部落格「地圖會說話」裡，發表〈戰後有多少日本人留在臺灣？〉一文（2017年1月2日）。雖然不是針對這個謠言，但也間接回答了光復初期「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的問題。他引用人口資料得出的結論是「由此可見，大約有一千出頭的日本人未被遣返，也不屬於政府留用。這大概就是歸化為台灣人的日本人數量。…1956年，台灣舉行戰後第一次人口普查。針對本省籍者，特地調查其祖籍。結果有1233名本省籍者的祖籍為『外國』，其中男性73名、女性1160名。…這不就是歸化為台灣人的日本人嗎！」我們可以推想這一千多名外籍女性其中就有嫁給台灣人的日本女性，這應該是當年日本人被遣返時少數可以留下來的。

可以說陳扶餘先生和葉高華教授都提出了十分扎實的人口資料，來反駁「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的謠言。

一個台南人的見證

經過陳扶餘先生和葉高華教授的扎實論證，這種「30萬日本人轉為台籍」的謠言應該可以止息了。沒想到接著又出現了另一則類似的傳言，我找到最早的是在2016年，到2021年還在網路上流傳。它有幾個版本，但大同小異，都號稱「節錄自一個朋（網）友的鄉間小語」。相較於前一種日裔台灣人分布於全台灣的說法，這一次則聚焦在台南市，都宣稱「台南市六十萬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為日本裔」，這還是其中一文的標題。這個有60萬人口的台南市指的應該是縣市合併前的舊台南府城，而其中竟有6萬人是秘密留下的日本裔？

這則謠言一開始就說「我的父母是基督徒，走後均葬於台南市的基督教墓園，環顧四周的墓碑上雋刻的大多有兩個名字，一個中文名字一個日文名字，或許你認為是日據時代安葬的人，錯了，墓碑後面刻的後代子嗣也是中日文並列著兩個名字，哇！原來戰後留在台南的日本人還不在少數」。這個造謠者以宣稱出生於基督教家庭，來支持他提到台南基督教墓園的「真實性」。

文中又說「家（友人）父當年擔任台南市文獻委員撰寫台南府誌，調查後發現台南市六十萬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為日本裔，他們均保有日本姓氏與日本名字，這些人打心眼就瞧不起台灣人（視台灣人為日本的三等國民，當然更仇視1949年打敗日本自支那來台的外省人）日常生活中他們不敢用日本名字，日本姓氏僅用在墓碑上，這些人是多麼的想再恢復日本統治再享受他們高於台灣人的尊崇」。這裡不同版本一個用「友人父」（2016年版），一個修改成「家父」（2019年版）。但不管家父還是友人父，文中提到「台南文獻委員」，提到子虛烏有的「台南府誌」，在在是企圖以「具體事物」來支持所言之真實性。

我恰好是台南府城人，1951年出生的戰後新生代，成長於其核心區，對於周遭有沒有日本人後裔，有著第一手經驗，就來談談日本人留在台灣的可能性。且讓我從頭說起：

1. 1895年乙未之變，日本佔據台灣之後，來到台灣的日本人會住在哪裡呢？日本殖民政府在全台基層設立派出所，派駐員警以便統治，所以日本警察全台灣不論城鄉，不論山地或海邊，到處都有。但這不是日本移民的主體所在，日本移民主要還是住在較現代化的大城市，首先就是台北與台南二個老城，再來是新闢的台中、高雄兩新都市，以及其他縣治如彰化、嘉義等。整個說台北與台南這兩都市是日本人最早的聚居地。我不是台北人，那裡的情況不敢多言，但台南府城的日本人聚居處我卻是清楚的。

2. 據家族長輩的回憶，日本人除了公教人員有其散佈在老城周圍的公家宿舍之外，日本移民（商店主、工廠主、律師、醫生等中產階級）首先聚在白金町通（忠義路），這是殖民政府較早從老街開闢出來的現代道路。後來在市區改正的計畫下在1930年代初又開闢了當時台南最大的馬路末廣町通（中正路），日本移民就多搬到這條最時髦的新路了，這條路上的「林百貨」就是當時日本移民首選之商店。據先母所言，這條大街台灣人基本上是住不進來的。但卻有不少台灣人趁機住進了日本人搬離的白金町。

3. 由此可知，日本人與台灣人住在台南城裡，雖然並無明文規定必須隔離，但就自然形成了分隔而非混居的狀態。當然混居也是有的，但非主要模式。例如家母回憶白金町的日本商家在末廣町通開闢後，走掉一半，空出來的就由本地人進駐了。因此可以說當時台南的日本移民基本上是抱團住在一塊的，那些住在公家宿舍區的更不用說是與台灣人隔離的。我想日本人在台南城裡的這種居住模式，在台北城應該也是大同小異。

4. 如此在日本戰敗退出台灣之後，這批日本移民的去處如何呢？我們首先要知道的一點是，在整個東亞及東南亞戰區，盟軍總部（也就是美軍）是下令要求所有日本人，無論軍民，一律儘速遣送回日本本土的。這也是有很多台籍日本兵流落東南亞遲遲回不了台灣的原因，因為所有船隻都被徵調將各地日本軍民遣送回日本。美國為何要急著這麼做，因為怕這些日本人留在各地繼續作亂。

5. 台灣遣送日本人的情況又是如何呢？當時所謂知日派的行政長官陳儀對日本人並沒那麼擔心，他擔心的是如果日本的行政管理與技術人員全部撤離，會造成青黃不接，對他在台的治理會有即刻的麻煩，因此希望保留一些。負責接收台北帝國大學的台灣大學第一任校長羅宗洛也有同樣的憂慮，教授都走了，學校怎麼辦下去？他也希望留下一些教授。因此在台灣的主事者與盟軍最高司令部之間是有不同想法的，於是就有了拉鋸，而其中還多了台灣本地人要求清除所有日本公教人員的激進訴求。李東華的《光復初期台大校史研究》與杜聰明的《回憶錄》都談到這些情況。先父母曾在1947年到1949年住在台北青田街的台銀宿舍，他們住處對面的台大宿舍就住著暫時被留下來的日本教授。這批最後的日本專業人員在那二、三年內還是全部被遣送回日本了。相較之下，住在台南市末廣町通與白金町通的日本平民，更是沒有資格被暫時留下而遭全部遣送了。

6. 前段提到光復之後，台灣本地人有要求清除所有日本公教人員的激進訴求。整體上台灣人如何看待日本人？我們可以從我們的長輩，接受日本教育的乙未世代，來觀察其中的一個面向。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辦的中學分成兩種，首先開辦的是給日本子弟就讀的，原來只叫某某中學校或高女。在後來開辦給台灣人就讀的第二類中學校時，就將原先日本子弟就讀的冠以一中或一高女之名，例如州立台北一中（現在的建國中學）、州立台南一中（現在的台南二中）、州立台北第一高女（現在的北一女）、州立台南第一高女（現在的台南女中）等，排名在先。後來開辦給台灣人就讀的則冠以二中或二高女、三高女之名，比如州立台北二中（現在的成功中學）、州立台北第三高女（現在的中山女中）、州立台南二中（現在的台南一中），排名在後。成績好而能夠進到日本人讀的一中的台灣人，就表示是個傑出的台灣子弟，是可以光耀門楣的。然而這種以族群為區隔界線的教育體制，對能夠進入日本人學校的台灣子弟而言，即使可以因此驕傲於鄉里，卻也是個屈辱。父親曾以優秀成績進入那時的台南一中，卻因與日本同學衝突打架而被退學轉到二中。四叔先是就讀台南一中，也有挨日本同學揍的經驗。光復後原台南一中廢校停課，日本學生全部隨其家庭遣送回日，四叔和幾位台籍同學只好轉到台灣人就讀的原台南二中。在四叔他們幾個學生集體來到二中時，看到校門口的二中學生，以為是列隊歡迎，卻遭到他們斥罵「三腳仔」，還被拳腳相加，作為見面禮。日據時期台灣人很粗暴地罵日本人為狗──日本狗仔，有四隻腳；而為日本人做事的，比如警察之類的，夾在人狗之間，就是屬於三隻腳的。當時的台南人不僅廢了日本人就讀的一中，還把台灣人讀的二中改名為一中。從這些事蹟，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剛接受過皇民化教育不久的一些台南青年對日本統治的態度。這只是其中一例，當時也留下不少日本人挨台灣人揍的報導。日本殖民政府將台灣人當成二等國民對待，大部分的台灣人，包括那些就讀二中的台南青年，對這種政策心理上是極為牴觸的，在這種氣氛下日本人有可能裝成台南人留下來嗎？

7.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住在白金町與末廣町的日本移民，有秘密留下來的可能嗎？我老家恰好就在那棟現在有名的林百貨後面，叫做檨仔林的巷弄老社區裡。走幾步出了巷口就是原來的末廣町通，再多走幾步就到了白金町通。在民國四十、五十年代，這兩條馬路的小孩都跟我同一個學區，上同一個小學永福國校。各自的家庭背景對我們而言毫無神秘可言，不少人是在戰後日本商家被遣回日本時，各顯神通取得這些商家的產權的。台南人老社區有很多三姑六婆的小道消息，台南人也頗保守，真有什麼日本人留下來是藏不住的。我從小到今只聽先母提過其中一戶是福州人，那還是較早的移民，而他們的子弟可都是同我們一樣說台南腔閩南語。我在台南求學期間，只知道有一個同學與日本有關係，他的母親是日本人，一位在日據時期就嫁給台南人的日本女性，這在當時是下嫁，也是較難得的。此外有一個特例是有名的湯德章，父親雖是已去世的日本人，但早已改從台灣人母親的姓了，而這個也不是秘密。

8. 說起台南腔閩南語，外地台灣人說著非台南腔的台灣話，會很容易被區別出來。小時候，住到北部的堂表兄弟姊妹回到台南老家過節時，他們的腔調總是會引起我的好奇。戰後若有什麼日本人秘密留下來，也很快會從其台灣話的口音被台南人識別出來。更何況日本人在戰敗前是高台灣人一等的，是不會想學台灣話的，反而是台灣人要學日本話。同時語言這東西也不是一時想學就可學會的，除非是語言天才，何況日本人並不以學習外語能力見稱。戰敗後這些日本人一時面臨要被遣送回國，臨時要學台南腔的台灣話，學的來嗎？這一點恐怕是所有這些日本後裔傳言的最大破綻之一。

9. 如果台南城的情況是這樣，那其他城市如台北、台中、高雄、基隆、彰化、嘉義、新竹等，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別。日本人要冒充台灣人留下來，個別的有可能，但集體的是不可能的。這類傳聞有些還繪聲繪影說，各地的戶政事務所的身分紀錄已被竄改。這未免太小看日本人建立起來的戶籍制度了，個別的有可能，集體的則是不可能的大工程。

10. 這篇傳言還提到日本人的基督教墓園的事。我從小到大經常去掃墓，先祖的墳塋分在好幾處，有兩座是在南門城外桶盤淺的台南傳統墓區南山公墓，其中一座墳墓的附近就有個基督教的墓區，排列整齊，與台南傳統墓區每座墳塋都有各自的風水地理極為不同，吸引我去探查，那些大半是在日據時期就葬在那裏的。台南的基督教徒不多，主要是前清時期就來傳教的長老教會，基本與日本人無涉。日本人主要信仰的是神道教與佛教，也非基督教。這篇提到光復後台南還有日本人基督教墓園，那真是不知所云了。

11. 真正的「灣生」只能在日本找到，在台灣出現的只能是「假灣生」，如多年前鬧出事情的那位。2017年的假灣生事件，首先出來揭發的還是一位駐台日本記者。日本人對身分問題極為嚴肅，不會隨意讓「外人」宣稱是日本人，也不會輕易變成外國人，更不用說會集體轉換身分成為台灣人了。

12. 最後還有一個特大的因素讓日本人偽裝不了台灣人留下來，就是台灣社會在民國四十到五十年代的嚴密偵防布建，當時的民國政府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在其眼下嗎？

由此看來，「台南市六十萬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為日本裔」的說法，可說破綻百出，完全經不起檢驗，是有心編製的謠言。可以斷言，台南市在光復後不可能有日本移民集體而秘密地留在台南繁衍後代。

誰會編造這種謠言？

這類傳聞版本多種，但大同小異。接下來的問題是誰會編造這種謠言呢？

由於這類謠言的內容充斥著地方知識的複雜性與編造的困難度，還不厭其煩透過郵局系統寄出，並且一再發生，這似乎顯示不應該是某個人興之所至而為，而可能有個集團在背後操作。因此底下我們就主要從可能的集團來追索。底下我們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各種集團的可能性。

第一個方面是技術能力。從技術層面上來看，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些編造者不管是何方神聖，表面上看起來對台灣社會有所理解，很熟悉政治層面上的藍綠、省籍、統獨等的對立紛擾，也掌握台灣近現代史的一些浮面知識。此外他們也引用了不少「親身」事例：如鄰居收養了一個日本女孩，現年已70多歲；如日本人將財產轉給台灣人，在早期的《台灣新生報》可以查到資料；如他的父親擔任過台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死後還葬在周圍都是墓碑刻有日本人名字的基督教墓園等等。這些在細究之下就會露出破綻的包裝伎倆，卻足以讓不是出身於台灣人社區的，或不明事理的人，會一廂情願地以為真的是一些老台灣人的肺腑之言。

是什麼樣的集團會有如此高明的包裝伎倆，來偽造這種假事件、假歷史？

第二個方面是心理動機，哪個集團會有動機做這種事？這個動機可以從其造成的效果來回溯，即是這類謠言產生的效果對誰有利？如此應該比較容易找出元凶。

前面提到陳扶餘先生的深沉憂慮：這些謠言在兩岸流傳，以致「以訛傳訛，積非成是。影響所及，不但近年來大陸網路鄉民充滿殺伐之氣，…影響惡劣，對兩岸人民間的『心靈契合』起很大的破壞作用。…更令人憂心的是，[這個]謠傳背後隱藏著『種族清洗』的危險情緒。過去70年來，在冷戰、內戰分斷體制下，透過國共當局的政治宣傳，海峽兩岸確實存在著對立的傾向，但向來只有對政權的敵視，從來沒有兩岸人民間的相互仇恨。經由上述不實說法的流傳，特別是將『台獨』標示上日裔血緣，已經在兩岸人民間畫下了一道難以彌合的傷口。如果不適時加以澄清，不但海峽兩岸恐無寧日，就連長居島內的各個族群和新移民，也無法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和睦共處，長居久安」。

顯然這類謠言的目的是要影響大陸中國人將台灣人當成具有日裔血緣的異族，如此統一大業不再是兩岸同胞的家事，而是打擊異族敵人。這類謠言的影響雖然到目前為止只侷限於少數人，但如上述確實也達到某些效果。如此以效果論，我們接下去就要問，誰會希望有這樣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對誰有利？

第三個方面是身分的敏感度，通常族群身分是很認真而嚴肅的事，一個族群本身不會拿自己的身分當工具來隨意操弄。這裡牽涉到三種身分：中國、台灣與日本，會玩弄這幾個身分的集團應該是對這幾個身分沒有心理瓜葛，而可以工具性地拿來玩弄的。除了兩岸與日本外，其他地區或國家都有這個條件。

這三個方面的滿足是元凶的必要條件。而牽涉到兩岸問題的就只有那麼幾個集團，底下我們就做起偵探從這三個方面來一一分析。

首先是台灣島內的台獨團體，他們應該是最不可能編造這種謠言的。在技術方面他們確實有能力編造那些包裝細節，因為他們的骨幹就出身在那樣的社區。在動機方面，他們雖然親日戀殖，但看不出這種謠言對他們的事業有何有利之處，何況這些謠言的表面內容就是在打擊台獨。首先把他們的運動變成日本人的運動並不會得到基層台灣人的支持，不會在選戰上有任何好處，親日戀殖還有其階級侷限性。再則把兩岸的問題變成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問題，對台獨運動而言只會帶來災難而無任何好處。

更重要的是在身分方面，他們遺傳了父祖輩曾被殖民壓迫而哀怨自憐的孤兒潛意識，並不敢去高攀作為殖民主的日本人身分，當然極少數假灣生除外。在公開言論中他們對身分問題從未出現過台灣人有日裔血統的說法，目前較流行的倒是台灣人的原住民血統論，希望能由注入台灣原住民血統來變成一個新興民族。而在私下言談中，我的老同學、老朋友與親族中有台獨傾向者，也從未表現出以日裔血統來對抗中國身分的心態，因為大家彼此知道這不是事實，會被嘲笑的。由上所言，我們應該可以確定台獨團體不可能編造這類謠言。

再來考慮中國大陸，他們也是不可能製造這種謠言的。就技術能力而言，我的理解是不論官方還是網民，除了少數台灣問題研究者外，一般是不太理解台灣基層社會的，就是說他們應該沒有能力編造那些包裝細節。個別鷹派網民會見獵心喜，但這些人沒有能力編造這類謠言，也不可能到台北來投遞郵筒。而官方不管對內對外，在身分上從來最基本的態度與宣示都是「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兩岸問題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不容外人干涉」；台灣人拿台胞證入關，走的是本國人通道。而從1970年代起，他們也讓美國基本接受了這原則。總的說，單就技術能力而言基本上就可將其排除了。

那台灣的深藍人士會有可能藏身背後嗎？我覺得也是不可能的。不成集團的「深藍群眾急需情緒的出口」，可能會見獵心喜，不經意地傳布，但是他們基本上不熟悉台灣基層社會，應該編造不出這種需要精細包裝的謠言。他們雖然充滿打擊台獨的心理動機，在身分問題上可能也有一些曖昧心情，以致一些深藍名嘴會跟著引用，但從技術層面也是足以將其排除的。

台灣的左統人士從各方面都不用多說，只會積極站出來駁斥這種謠言，如陳扶餘先生所為。

如果上述幾個團體都不可能，那誰會是背後的藏鏡人？剩下的只能是牽涉兩岸關係的外在勢力了。這種可能的外在勢力也不多，只有日本與美國。

先談日本，他們也是極不可能的。雖然他們目前對中國並不友善，對台灣基層社會也基本有所掌握，但如同上述，他們對身分問題的嚴肅性，既不會功利地要求當年的日本移民去偽裝成台灣人，以便日後起來跟中國搗蛋，也不會編造這種謠言來混淆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種族差異。第一個出來拆穿2017年「假灣生」事件的竟是駐台日本記者，就是一個鮮明例證。由此可見日本不會幹這種事。

最後只剩美國。首先他們是有能力編造這類謠言的，冷戰一開始，美國就培訓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情報人員，散布在世界各地進行社會調查，尤其是在關鍵地點。而在作為冷戰前哨的台灣，不論以前的美國大使館及其相關組織或現在的AIT都是規模龐大，為其服務的NGO與線民更是遍布各個領域。我上大學的民國六十年代，在學生的活動網絡中就出現有偽裝「進步」的美國情報人員。總之他們對台灣社會所掌握的知識應該遠遠超過中國大陸官方，在技術上他們編造這類謠言的能力自是不在話下。

從心理上來看，他們也有著製造兩岸人民感情裂痕的極大動機，尤其在中美對抗的這十多年來。美國雖然從1970年代開始被迫承認一個中國，但一直保留著兩手策略，盡力維持著台獨運動的熱度，以便隨時可用。然而在中國大陸將台灣人視為同胞，將台灣視為不可分割的領土的大格局下，美國難以放手一搏。因此他們是有動機想在兩岸人民之間製造種族仇恨，以便造就出不可挽回的情感破壞。

他們又是可以功利地把中國人/台灣人的身分問題拿來操作，而無絲毫心理包袱的，就像台獨是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的一張牌，因為這無關美國本身的國族身分意識。

此外我們從這類謠言的敘述角度來分析，也可看出另一些端倪。這類謠言的編造者都自稱是「有著中國人認同的老台灣人」，而他們為文攻擊的對象都是台獨與日本人。前面提過，這樣的立論位置雖然會吸引深藍人士，但在台灣卻很快被揭穿，只有在中國大陸沒有人能去揭穿的情況下，才會吸引很多不熟悉台灣內情的網民來按讚。這顯示出編造者可能就是以中國大陸網民為目標來精心設計這類謠言，企圖影響他們對台灣人的同胞之情，作為釜底抽薪之計。就這點而言，美國也有最大的嫌疑。

談到這裡，讓我來重提20年前我與一位西方民族理論的著名學者，在有關兩岸身分問題上的遭遇，對我們追查元凶的探索應該有所幫助。底下一節是我在多年前談及那次遭遇的一篇文章節錄的修訂版。

班安德森的幽暗用心

世紀之交的2000年3月正值陳水扁當選總統，促使台獨運動邁向新階段之時，國際知名的民族理論大師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下文簡稱班安德森）教授，應邀來台給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想像」演講會，我也應邀在會上發表回應。

那時正值民進黨首次取得政權，社會氣氛有了大轉變，台灣意識頓時高漲，台獨人士對獨立建國更是滿懷憧憬。班安德森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早已翻譯成中文出版，在台灣的知識圈廣為流傳。他的民族想像理論極為鼓舞台獨人士，引為獨立建國的理論依託，我在會場上可以充分感知到他們的興奮。班安德森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來到台灣為他們打氣。

班安德森的民族建國理論，是以二戰後東南亞民族國家獨立建國的歷史為素材歸納出來的。他想指出的是東南亞的這些被殖民帝國隨意瓜分而出現的國家，是在國家成立之後才用民族主義的方法去建構一個民族共同體；卻因為這種「民族」不是「天然的」而是人為的，所以問題重重。

這本書又是從西方殖民者觀點，來批判和貶抑二戰後從殖民帝國控制下獨立的東南亞新興民族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然而台獨派學者，包括他的學生，卻把他的理論倒過來使用：既然「民族」這個東西可以人為建構，那我們也要用同樣的方法從無到有來建構「台灣民族」這個東西。聰明的班安德森當然知道他這些學生的用心，並沒表示異議，反而推波助瀾。

不管他這套理論是否如實呈現東南亞國家的狀況，當被用到有著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與歷史的台灣，卻是問題重重。我在那次回應中除了考察「台灣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條件外，也提出一些問題。顯然班安德森的民族理論有嚴重缺陷，以致於應用到中國的歷史情境就破綻百出。或許我們用「民族國家」、「東方專制主義」或「天朝模型」等來觀察中國以及台海兩岸關係，都是犯了薩依德（Edward W. Said）指出的「東方主義」的錯誤，這是我當場對班安德森提出的一個理論問題。

班安德森在這次演講會上還提到他從留美台灣學生聽到的一件事。他說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男留學生，對於台獨主張十分激憤，以致說出要X盡所有台灣女人這樣的話來。班安德森覺得這事很有象徵意義。

無論班安德森轉述的內容是否屬實，我們知道全世界帶有法西斯種族主義傾向的男人，都會有這種集體強暴敵對者婦女的念頭。較近的例子是21世紀初巴爾幹半島的族群衝突；再早的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更早的還有1895年日本軍隊攻佔台灣時，在鎮壓了台民的武裝反抗後，對婦女施以姦淫凌辱的手段，這些都是載之史冊的。這種集體強暴行為並不只是在發洩性欲，更是勝利族群的男性向敵對族群男性耀武揚威的一種精神鎮壓。這裡或可看出族群政治裡所潛藏的男性的、法西斯的心理因素，是那般充滿著集體的精神病徵。

由此來看，中國大陸留美學生中極少數人會有這種想法本就不足為奇，反過來亦復如此，也有一些強烈主張台獨的男性想去對岸幹同樣的事。但是，這種歷史上經常發生的現象並不是班安德森的重點，他要強調的是男性集體武裝者只會對敵對異族的婦女進行姦淫，而不會對自己族群的婦女同胞幹這種事；因此當他聽到有大陸中國人想對台灣婦女幹這種事時，就想到已經開始有大陸的男性不把台灣人當成自己的同胞了！

當然班安德森不會無知到以為那位大陸留學生的念頭具有絲毫普遍性，但以他的民族理論以及同情台獨的立場，自然會想到若兩岸之間的問題是兩個異族之間的問題，就有了解決的曙光。於是那天他就進一步說，如果有很多中國大陸男性都有這種想法的時候，就是他們不再把台灣人當成同胞的時候，那台灣民族就有可能成立，台灣獨立的問題就解決了大半。

雖然班安德森這種想法太過一廂情願，但他確實碰觸到存在於兩岸之間的一個重要關鍵。身分認同是互相的，你即使取得美國國籍，很多美國人還不見得會完全接受你為美國人。你再怎麼裝扮成日本人，日本人也會把你當外人。但是你去中國大陸，他們卻還是把你當同胞，不管你接不接受，喜不喜歡。因此台獨對他們而言是背叛同胞，而不是敵對異族。

大陸中國人把台灣人當成同胞的心理，其中當然有打造中華民族的現代因素在內，但主要還是來自前現代的傳統心理。就像以前台灣人一向都稱南洋華人為華僑，把他們當成中國人，這種前現代觀念碰上二戰後紛紛成立的、界線分明的現代民族國家，當然屢被指責為撈過界的大中國心態。

但不管政治正確與否，這種不完全與現代民族國家配合的文明包容觀，其實是台灣人長久以來的潛意識。解嚴後開放出國觀光，很多台灣人第一次到新加坡，還會驚訝於新加坡人也會說「台灣話」。其他的因素不談，這裡是包含著一種把新加坡華人視為自己人的底層心理，這是中國人把有相同文化和宗族連帶的都認為是自家人一樣的心理。而正是這種身分認同的底層心理，是難以用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來輕易加以解消的，就構成了台灣民族建構的一個障礙。

以班安德森教授的聰明及其對東亞/東南亞的知識，他是看到了兩岸之間與台灣內部在身分認同上不是可以輕易解決的這個麻煩。他也看到了他那套現代民族建構理論的困境，是他當時心裡的疙瘩。所以會一廂情願地寄望有朝一日大陸中國人不再把台灣人當作同胞，以為這樣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可以看出這個一廂情願是他的民族建構理論的自然衍生。

幕後藏鏡人呼之欲出？

上一節引入班安德森教授20年前在台灣的公開發言的討論，主要是用來顯示前述那些謠言的編造者不是在憑空瞎編，亂槍打鳥，而是有西方學術理論作為依靠。

班安德森教授以他對世界各地族群衝突的深入認識，一廂情願地寄望有朝一日大陸中國人不再把台灣人當成同胞，兩岸問題不再是內部問題而是種族問題，如此台獨便有成功的希望。其實他個人對台灣沒有什麼利益瓜葛，卻還有著如此的幽暗用心與深入認識，他的想法應該是有代表性的。

如此我們可以將班安德森教授的幽暗用心連回前述那些謠言的實質作用。正如前面分析所得，這類「戰後30萬日本人秘密轉為台籍，成為今天台獨運動的骨幹」的謠言，最終的受眾目標，且真的受到最大影響的，正是中國大陸的網民，並似乎開啟了將兩岸問題變成種族問題的效果，雖然只有一點點。這不就是班安德森教授在20年前的幽暗企盼嗎？而如今會是誰或哪個集團，在對兩岸介入之深，利害牽涉之大，並且對兩岸信息的掌控，都遠遠超過班安德森教授的知識、用心與利害瓜葛？

我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不論從動機、身分，還是技術能力方面來說，美國都是唯一具備足夠條件來加強兩岸分裂狀態的集團。加強兩岸分裂狀態──名之曰「維持現狀」，的其中一種手段就是設法讓大陸中國人不再將台灣人視為同胞，讓兩岸問題變成種族問題。當然有此動機與能力並不一定會去執行，然而我們想想，這十多年來美國正處於將中國從競爭者一步一步變成敵對者的戰略轉移時刻，難道他們在兩岸問題上不會採取「班安德森式」的做法？

如此，這些謠言背後的藏鏡人豈不是呼之欲出了？

【引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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