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這樣的考古新發現,迫使考古學家保持謙虛」
1986年發現的三星堆遺址完全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推翻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單一觀念。但是,鑒於考古發現只能提供部分訊息,人們對由此產生的很多「文化之謎」沒有答案。考古學家需要小心對待他們所做的假設。三星堆這樣的考古新發現,迫使考古學家保持謙虛,重新思考古代文明是如何發展的,而不是固步自封,自以為是。
◎來源|瞭望智庫
◎作者|徐劍梅(瞭望智庫駐休斯頓研究員)
6月13日以來,隨著三星堆遺址公布最新考古發掘成果,一件件最新出土的文物再次讓世人震驚不已。
三星堆考古發現如此引人注目,其重大意義毋庸置疑。
那麼三星堆還能給世人帶來多少驚喜?三星堆新發現對考古學意味著什麼?
圍繞三星堆考古新發現和美國考古學界對此的看法,庫叔曾專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考古學和藝術史教授洛薩·馮·法爾肯豪森(Lothar von Falkenhausen,漢名羅泰)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考古學教授羅萬·弗拉德(Rowan Flad,漢名傅羅文)和波士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職副教授(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羅伯特·穆羅韋克(Robert Murowchick,漢名慕容傑)。
這三位學者長期從事中國青銅時代考古。他們一致認為,考古學是一門「慢科學」,考古發現只是不完整的訊息。而三星堆考古發掘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研究和了解三星堆新發現需要時間。他們還期待未來在長江流域更多地點,有更多令人興奮的考古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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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考古發掘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考古學和藝術史教授洛薩·馮·法爾肯豪森是哈佛人類學博士,長期從事中國青銅時代考古研究,曾在歐巴馬執政時期的美國文化資產咨詢委員會任職,所著《孔子時代 (公元前1000-250年):考古證據》曾獲美國考古學會圖書獎。
在曾7次到訪過三星堆的法爾肯豪森看來,三星堆新發現「非常重要」,「是考古研究歷史上一個非常激動人心的時刻」。三星堆考古發現是如此引人注目、重要和獨特,不需要做太多說服工作就能讓人們意識到研究它的必要性。
他說,三星堆在許多重要方面都獨一無二:
三星堆某些出土文物在這個時期的中國和東亞都前所未有。
這表明,當時的三星堆居民可能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思維模式、宗教信仰和習俗儀式。目前不知道它們具體是什麼,不知道三星堆人到底想什麼,但從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顯然表達出某種形式的差異。
三星堆發現表明,在中華文明早期,有幾個中心在同一時期運作,並且彼此之間,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之間,存在著聯繫。
例如,三星堆的青銅制造,技術上與同時期中國北方青銅制造密切相關,有很多技術細節相似。在三星堆發現的許多玉器來自新石器時代,而中國各地都有新石器時代玉器出土,有些出土地點還超越了當今中國的邊界。
三星堆是一個偉大的相互聯繫的中華文明的一部分,還可能與中國以外的地區相互聯繫。
這是一個複雜的、目前尚不明了的問題,但學界不應排除這種可能性,而是需要大量研究,使脈絡更加清晰。他期望對三星堆考古新發現的細致研究,能夠就此提供新的線索。
法爾肯豪森指出,1986年中國考古學家發現三星堆,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突破性的考古發現,之前沒人預料到。自此,人們對中華文明的理解有了新的基礎,能夠設想未來任何新的考古發現都有可能。此後,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早期的四川盆地考古也取得重要成果。
雖然與1986年發現三星堆的突破性不同,但由於新的發現,人們知道仍有很多東西在等待被發掘,未來還可以期待更多令人興奮的發現。新的考古發現拓展了人們對三星堆文化的了解,擴充了現有知識的基礎,使得考古學家可以把更多有代表性的考古材料放到更廣泛的背景下,進行更系統的整體性探索,了解三星堆文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聯繫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性。
法爾肯豪森說,三星堆考古發掘仍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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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考古發現都不能被發掘兩次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考古學教授羅萬·弗拉德專門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與青銅時代複雜社會的出現與發展,多年深入四川盆地考古。他說,三星堆新發現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是讓學界和公眾重新關注三星堆。
在公眾想像中,對一項考古發現重要性的理解,是隨著時間推移而減弱的。新的重大發現激發大量媒體報導和公眾討論,讓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公眾共同思考中華文明的起源,思考先人做了些什麼,中華文明從哪裡來,又如何演進到今天。
二是隨著考古科學水平的提高,新發現擴充了人類知識庫。
不管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地,考古學家經常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所做大部分工作都是破壞性的——發掘一處遺址時,就會在這個過程中破壞它。一旦有了新發現,就再也不會發現同樣的東西。換言之,任何考古發現都不能被發掘兩次。
1986年發現的三星堆遺址完全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推翻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單一觀念。當時的中國考古學家盡了最大努力來發掘和仔細記錄一切,進行了出色的歷史敘述和田野調查,但當時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分析水平和今天完全不同。
在從那時以來的近40年時間裡,中國考古技術、考古方法和科學分析水平有了很大的進步。例如,40年前,針對動物骨骼和植物遺骸的考古學研究在中國還是空白。中國考古學家從上世紀90年代起開始展開這些考古方法的研究,如今在這一領域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三星堆新發現中的絲綢殘留,很可能20世紀80年代三星堆發現的化石中就含有,但當時沒有被檢測出來。
三是三星堆考古新發現中的許多細節,將增進人們對中華文明早期階段的物質文化和藝術的了解,它們對學界了解當時人們的生活方式,探尋三星堆文化如何融入更大範圍的中華文明也非常重要。
考古新發現,以「新的、高度細致的工作為這個重要遺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細節,這是了解東亞早期狀態的一個重要窗口……三星堆的發現徹底改變了我們對多元、地域不同但相互關聯的早期文化如何相互交織的認識,產生了後來被詮釋為‘中華’文明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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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令人震驚的發現
波士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職副教授羅伯特·穆羅韋克研究的領域包括中國和東南亞早期冶金發展、考古遙感以及考古與政治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他還是波士頓大學亞洲文化遺產研究計劃主任,並參與編訂阻止中國文物被走私到美國的「中國文物紅色名錄」。
穆羅韋克從1986年三星堆被發現時起,就一直密切關注著三星堆考古進展。他說,三星堆遺址的發現,「顯然是中國考古學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首先,三星堆的發現表明,成都地區是中國古代另一個不為人知的「國家級社會」/文明崛起的中心。
過去,多數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集中在中國青銅時代早期華北平原即中原地區的「三代文化」(三代指夏商周),華北平原被視為「中華文明的搖籃」。從上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中國青銅時代考古學集中在這裡,形成一種循環:對華北平原的更多研究產生更多驚人的考古發現,而這些發現又帶來更多研究投入,但是沒有尋找或認識到中國其他地區的早期文化發展。
三星堆的發現改變了這一局面。突然之間,人們認識到在中國西南地區,存在另一個複雜社會早期發展的重要中心,其青銅器制造的質量和數量都十分壯觀,與商朝文化旗鼓相當。但在中國古代文獻裡,這裡只有早期的「蠻族」文化,在東周之前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其次,三星堆的發現,揭示了一種有豐富宗教信仰的文化。
雖然目前尚不清楚三星堆新出土的青銅雕像和面具是否描繪的是神祇形象,但其青銅藝術是純粹的當地藝術風格與至少一些間接的華北平原影響的結合,後者被加以改造以適應當地的藝術品味。三星堆許多青銅器的整體形狀和裝飾類似於商尊,但規格不同,受到華北平原青銅器影響,但是屬於當地的創造。
再次,三星堆顯示了一條跨文化接觸的路線。
這條路線可能是古代長江流域東西之間的貿易路線,連接起古代四川、湖北、湖南與古代江西和安徽地區。在今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有一些和川蜀考古類似的有趣發現,它們表明,早期中華文明中可能存在廣泛的遠距離接觸及貿易和文化的影響。
這些文化接觸是否意味著貿易接觸?軍事征服?宗教擴張?人口流動?還是這些因素的組合?三星堆發現因而非常令人興奮。
此外,三星堆新出土文物,特別是青銅像、頭像和面具,在中國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假設它們被盜墓者挖走並從中國走私到國際藝術市場上出售,沒有人會相信它們真的是中國古董,因為沒人見過這樣的中國文物。三星堆新發現特別重要的一點是——這些文物是由考古學家以科學方法從遺址中挖掘出來的,人們確切知道它們來自哪裡,知道它們的出土背景和年代等。它們是迄今為止四川盆地存在未知的複雜古代文化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雖然三星堆常被描述為一個「獨特」的遺址,也確實是迄今為止已知的唯一這樣的遺址,但如果在未來幾年在更多地點有這類發現,他不會感到驚訝。穆羅韋克列舉了雲南、貴州、廣西、廣東等地,說:「我們應該期待在未來會有更多類似的令人震驚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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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令考古學家保持謙虛
法爾肯豪森強調,考古學是一門需要時間的慢科學,而不是一門通過觀察一些驚人的新發現就能立刻知道發生了什麼的科學。考古學家需要進行非常認真仔細的研究,以理解這些新發現意味著什麼。
三星堆當年的發現經過相當長時間才被中國考古學家所「消化」,在外國考古學家的知識庫中還沒有得到充分整合,這項工作仍在進行中。他預計三星堆新發現也需要很長時間讓考古界真正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
當然,人人皆知三星堆的新發現非常重要,但重要性具體在哪裡,關於古四川、古中國以及複雜文明的崛起,這些發現究竟能提供什麼訊息,考古學家在得出結論前,需要時間來研究材料和證據。
弗拉德則說,包括考古學在內的人類學研究,是在同時進行兩項工作:
一項是試圖把陌生的變得熟悉。
比如,三星堆考古新發現中的一些獨特文物,令很多人感到陌生,在媒體上流傳著可能來自外星文明的猜測和諸如此類的說法。
而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想要通過研究表明,在技術、社會、經濟、儀式上,遠古發生的事情是今人可以理解的,因為其中一些元素是今天的我們所熟悉的。古代物質文化的每一個方面,都可以通過將其與我們更了解的事物進行比較來理解,其中貫穿著一種共同的人性。
另一項是把熟悉的變得陌生。
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正在人們熟悉的事物中尋找和呈現「陌生」,因為有些古代事物看上去和現在一樣,但並不意味著它們真的完全一樣。人們需要了解古代事物發展的特定歷史環境,以及那些令各種文化和文明獨特而有趣的特定歷史敘事。
弗拉德說不相信三星堆文化有外星人的影響,並且認為這種解釋是對當時三星堆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蔑視。他說自己對三星堆考古發現的看法,是基於四川地區考古進展和四川盆地的年代變化。很多時候人們談論外星人,是因為存在一種偏見,即認為當時的人沒聰明到那種地步,這是一種消解人類複雜性的思維。
穆羅韋克認為,考古學是一門必須處理非常不完整訊息的科學。
因為,只有部分古代材料得以保存和得到考古發掘。除非在特殊環境下,大多數古代有機物的遺留,如木材、紡織品和屍體,都會腐爛消失,只有耐用材料,如石頭、青銅、玉石和燒制陶瓷等,能夠留存下來,為後人提供一些關於它們產生於其中的文化的訊息,但必須明白,它們提供的不是全部訊息。
三星堆遺址也是如此,對這一遺址奇妙的發掘讓人們開始了解一個以往不曾發現的文化。但是,鑒於考古發現只能提供部分訊息,人們對由此產生的很多「文化之謎」沒有答案。考古學家需要小心對待他們所做的假設。三星堆和許多世紀之後蜀文化之間的聯繫,也必須等待實際證據的證明。他也說,希望關於三星堆的媒體報導能更多關注真正的考古學,而少談論所謂的「外星人接觸」。
總而言之,三星堆這樣的考古新發現,迫使考古學家保持謙虛,重新思考古代文明是如何發展的,而不是固步自封,自以為是。
這正是考古學工作的本質:依憑證據,發展假設,將假設與新的考古發現和數據進行比較研究,從而修正原有的想法。每一代考古學家所呈現的圖景都是利用當時可以得到的數據得出的最合理結果。
在21世紀,考古學家能夠獲得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大量嶄新、美麗而複雜的數據,從而能夠以更細致入微的視角來看待人類的過去。毫無疑問,再過50年,未來的考古學家會發現我們此前擁有的觀點變得過於簡單和過時。
◎來源|瞭望智庫
◎作者|徐劍梅(瞭望智庫駐休斯頓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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