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社評】反共國家安全,民進黨兩岸政策失能的遮羞布

By / 2019-01-16 08:04:49 /
犇報社評
摘要:

在台灣,只要是叫得上字號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想當官,或者還在位子上,說起話來總有一點那麼「言不由衷」,總是與人民的日常經驗和實際需要相互背離,特別是表現在兩岸關係上。這一點,固然是跟台灣社會根深蒂固但也在日漸鬆解的「反中、恐共」冷戰意識形態殘餘有關,但更多的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美依賴,要看美國主子的眼色辦事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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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只要是叫得上字號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想當官,或者還在位子上,說起話來總有一點那麼「言不由衷」,總是與人民的日常經驗和實際需要相互背離,特別是表現在兩岸關係上。這一點,固然是跟台灣社會根深蒂固但也在日漸鬆解的「反中、恐共」冷戰意識形態殘餘有關,但更多的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美依賴,要看美國主子的眼色辦事使然。說穿了,「反共國家安全」是島內政治人物進入美日東亞安全體系政治編隊的「通關密碼」,也是他們謀求高官厚祿的「進身之階」,不分藍綠。

去年底九合一選舉「韓國瑜現象」似乎並沒有提供民進黨人太多的借鑑,在一片「謙卑反省」的聲浪中,不管是內閣改組、黨內人事更迭,還是蔡英文對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講話的回應,我們看到的更多不是對民心民意的傾聽,而是對2020年大選佈局的派系傾軋和資源爭奪,以及習慣性以「反共國家安全」來抱團過關的政治動員。至於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台灣人民的長遠福祉,每年絡繹奔走於海峽兩岸投資、經商、學習、旅遊超過400萬台灣同胞的所見所聞、所欲所求,乃至於根植於台灣社會底層的小農、小生產者和觀光餐飲服務業等店家老闆「貨出得去、人進得來,人人發大財」的殷殷企盼,從來就沒能進入他們的視野。台灣的民主政治,窮得只剩下選舉。

40年來,海峽兩岸在共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打破人為的藩籬,解除兩岸軍事對峙,通過探親、旅遊、貿易、投資、就學、就業和婚姻等各種形式,一步一步實現了兩岸產業互利互補,社會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歷史格局。特別是在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發佈「五點共同願景」揭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之後,不但落實了兩岸全面、直接、雙向的三通直航,恢復了海協、海基兩會制度性協商,簽署了包含「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內的23項協議,還在2015年實現了兩岸領導人自1949年以來首度的會見。這一切,在在都離不開體現「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兩會的平等協商就沒有互信基礎;少了「一個中國原則」海峽兩岸所簽署的任何協定都有陷入「國與國」關係的危機,蔡英文政府當然就不可能成為大陸當局對等談判的對象。

遺憾的是,執政兩年多來,蔡英文當局非但拒絕承認「九二共識」,阻撓兩岸正常的交流交往,更利用島內居民在歷史中形成的「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思想殘餘,要求「當家作主」的樸素願望,企圖在「中華民國」憲政框架下實現台灣「實質獨立」,在國際上炮製「二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假象。因此,習近平近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發表新時代對台工作的「五點主張」中,就直接繞過台灣當局,提出「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的慎重倡議。

也就是說,從1979年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的對台方針以來,大陸當局希望通過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來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和平協定最終實現和平統一的政治設想,在台灣當局拒絕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情況下被迫擱置,轉而全面落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對台方針,鼓勵臺灣各黨派、各界人士自行推舉代表性人士與大陸進行接洽,在台灣通過各類公職選舉所形成的政黨政治格局之外,另外組建一個平行的、有實質社會影響力參政議政隊伍。如此一來,有關兩岸關係的政治共識和制度性安排,毋需通過兩岸當局的政治談判,也可以直接通過大陸對台主管部門與台灣社會各黨派、各階層、各行業或身份界別自行組織的代表性人士進行平等對話、民主協商來達成共識,並率先在大陸地區單方面生效,通過一連串的協商成果來爭取島內民心民意轉變,改變島內的政治格局。

習近平講話的另一備受矚目的亮點,是首度提出兩岸共同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強調「“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換句話說,只要在不違反國家主權同時涵蓋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這一原則、不衝撞大陸現行體制和政權安全、不挑戰中國發展利益等前提下,臺灣內部要實施哪種「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包含政府體制、選舉制度、市場機制、社會治理、司法裁判和私人財産、宗教信仰等,都可以通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共同探索來得到尊重與保障。此舉,不但涉及統一前兩岸關係的制度性安排,還涉及統一之後的台灣社會治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從號召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方針,走向統一後台灣社會治理方案的探討。

蔡英文回應習近平講話的「四個必須」,特別是強調兩岸協商「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充分說明了台灣當局在兩岸事務上逐漸被邊緣化的焦慮。可以想見,當台灣社會各黨派、各界別人士絡繹於途的與北京當局進行對話協商,台灣當局只能被動以「強化國家安全」來刷存在感,全面禁絕民間自發性地與大陸涉台部門進行協商,並加強對島內促統力量的肅清,加速台灣社會的裂解。例如1月3日四位所謂「獨派大老」在逼宮蔡英文的公開信中,就不顧顏面的卸下「自由、民主」的假面具,建議蔡英文要趁著民進黨還握有立法優勢「該立什麽法就立什麽法」,並要求從嚴執法以立威,在臺灣內部進行定點狙擊和清理。「反共國家安全」成為民進黨兩岸政策失能最後的遮羞布。

習近平的1月2日的講話,說明了中共中央對台方針政策絕不因島內政情的變化而有所動搖,台灣當局不再是大陸當局唯一的談判對象。習近平的講話,不但是啟動新時代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的動員令,也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承諾書,更是向國際社會提出不要介入兩岸家務事的最後通牒,同時是兩岸關係從融合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路線圖。不管台灣當局同不同意,樂不樂見,在小英政府拒絕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當下,大陸單邊主導推動統一進程的工作機制已經全面啟動,不再留給國際社會和藍、綠或其他政治宗派不必要的錯誤的想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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