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
熊貓外送員百人車隊遊行 要公司出面溝通

2月12日，熊貓外送員再度發起抗議行動，約150人聚集在台北敦化南路的公司總部，集體騎車遊行到營運部門，要求公司出面回應外送員訴求。外送員揚言若公司沒有在17日的勞資爭議調解前當面和工會溝通，他們也可能不出席協調會持續抗爭，呼籲公司拿出誠意，不要片面更改規定。

熊貓外送員因為不滿公司片面減薪，提出不合理的「預儲」的錢包制度，且外送員也缺乏和公司的溝通管道，從一月開始頻頻發起抗爭行動，繼罷工一日抗議和騎車繞行總部後，今日台北市美食外送司機工會籌備會發動150位外送員騎車遊行，要公司負責人方俊強及營運總監余岳勳出面和工會溝通，回應訴求。

工會委任律師陳又新表示，因為熊貓片面調整薪資，並推出要求外送員預儲的錢包制度等不合理規定，所以外送員再度發起行動，呼籲熊貓和工會協商改善問題。

陳又新批評，熊貓公司利用外送員模糊的勞動狀態，玩弄兩面手法，在片面減薪時，就宣稱和外送員是承攬關係，但是外送員不接單也會被公司停權，又是很像雇傭。他認為，外送員可能是介於雇傭和承攬間的新形態，希望公司好好和外送員協商，建立互動新模式和新型態的法律關係，保障外送員權益。

北市美食外送司機工會籌備會發起人陳泓瑞表示，目前外送員有很多訴求，像是公司一直在調整薪資方案，但根本沒解決減薪問題，且拒單也仍然會被拉休（強制休息），不符合承攬定義。他批評，每次公司都片面更改規定，讓外送員不滿意，認為開放溝通平台是最急迫的需求，呼籲和工會盡速建立協商管道。

外送員王先生則說，公司減薪後，他同樣跑法會少三成薪資，外送員已經是高風險、高工時的行業，當然也會想要高報酬的回報，公司就算要減薪也應該當面溝通。

當天上百位外送員集結總部外，高喊口號要求台灣區執行董事總經理方俊強出面溝通，並一路車隊遊行到位於內湖的營運部，遞交陳情書，但公司並未回應。陳泓瑞嗆聲，如果公司都不回應，他們也可能不出席原定17日召開的第二次勞資爭議調解，並持續發起抗爭行動。他呼籲公司拿出誠意，不要都片面改規定，改善薪資和錢包制度。

由於熊貓頻頻更改薪資規定引發眾怒，也有外送員跳槽到Uber Eats和戶戶送。一位參與外送員工會籌組的簡先生表示，他做了熊貓外送員十個月後，就歷經公司四度更改薪資方案，導致薪水頻頻下滑，索性跳槽改做Uber Eats和戶戶送，現在薪水相對穩定，戶戶送還有申訴管道。他透露，目前工會還在籌備階段，未來成立後各家公司的外送員都可加入，一起爭取更好勞動條件。

發生事情時，仲介卻要求噤聲…為什麼移工希望廢除仲介制度？

2019年移工大遊行前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與「印刻部」共同舉辦了「移工版畫工作坊」，偕同多名庇護中心的移工們創作出二十多幅版畫，眾人並將這些作品合印成「你選購我們但我們也是人」的大型版畫橫幅。

這篇報導中，記者採訪了這些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版畫的移工，寫下他們創作背後的生命故事。其中，印尼移工Wiwin和菲律賓移工Emily都提到他們對仲介收了錢卻不幫忙、甚至要求噤聲的憤怒，希望可以廢除私人仲介制度。

Wiwin：「為什麼仲介收了錢卻不幫忙，只是要我安靜？」

Wiwin，原本在印尼做保全，24歲的她想賺錢，也想看看台灣長什麼樣，借了很大一筆錢，在仲介的引領下，滿心期待來到台灣的工廠上班，要求自己把握住每個可以加班的機會，換取更為豐厚的薪水。只是，Wiwin沒料到，仲介不僅將說好的廠工契約，偷換成月薪只有一萬七的看護工契約，更強迫自己到豆皮工廠上班。

早上5點到晚上12點，Wiwin被丟著一個人工作。「照顧」了很多豆皮，老闆卻總是對她發脾氣，當她接觸到不明液體時，「很痛，可是老闆沒有保護我，只叫我不用休息、繼續工作。」而她最要緊的加班費，老闆卻是一毛都未給，甚至連飯也不給她吃。找不到人求援，卻再沒有體力支撐下去的她只感到害怕，終於打了1955（外籍勞工24小時諮詢保護專線）求救。沒想到，被仲介發現後，Wiwin反而遭到嚴厲的責罵，「妳為什麼那麼麻煩？」，並且要求她在勞動部詢問時，謊稱自己在照顧阿嬤，或者保持安靜，否則「再給老闆找麻煩，妳就回家！」所幸，Wiwin在一次外出吃飯時，朋友得知遭遇後驚訝地問，怎麼沒去找TIWA求助？最後，TIWA與警察相偕將她從工廠救出。

Wiwin的中文能力有限，但是很希望讓人明白自己的氣憤與失望。即使已經來到庇護中心，她講起在豆皮工廠的遭遇，仍然激動顫抖，氣憤地問為什麼？為什麼老闆不給我吃飯，沒有吃飯我會一直生病，卻要我一個人做那麼多事？為什麼仲介收錢了卻不幫忙，只是要我安靜？

現在的Wiwin，被台灣政府認定為「人口販運受害人」，因此得以擁有「臨時身份證」，讓她在配合出庭、作證之外的時間，可以跟台灣人一樣，不需透過仲介而自由轉換工作與雇主。在這期間，她不只書寫了自己遭遇的歷程，收錄進《移工的仲介故事書》當中，也熱心地穿針引線，協助曾經像她一樣求助無援的移工們來到TIWA。

Emily：「我不是犯人，為什麼在台灣被上銬？」

25歲的Emily來自菲律賓，原本在工廠工作，也曾擔任櫃姐，為了給予小孩子更好的未來，選擇出國賺錢。以家庭看護工的名義來台，實際的工作內容卻是打掃、幫傭，一個月僅休一天。來台灣七個月，每次出門都會被雇主檢查包包，有一天卻突然被指控偷竊了一支筆、一條BB霜。後來，雇主通報警方，警方便以「現行犯」規格將她上銬、逮捕至警局。仲介到了警局，卻只跟TIWA對峙，堅持不讓Emily到庇護中心安置，並且義正嚴辭地阻擋，「這是我的移工！」、「我可以每天收安置費用」（據移工透露，一天三百至五百元，卻只能睡在公司沙發上）。

講到事發經過，Emily還是睜著大眼說，「我不是犯人，為什麼在台灣被上銬？」最後，檢察官發現雇主說謊， 讓她氣得想反告誣告，可是，在償還完債務、賺錢完成回鄉蓋房子的理想之前，「我還需要為我的孩子們奮鬥」， 她仍然得將所有心力放在工作上，並且相信未來會遇到好的台灣雇主。

私人仲介制度之惡

TIWA專員陳容柔指出，其實每一個來到TIWA求助的個案，都是第一時間向仲介求助時，被要求「忍耐」，或者遭「已讀不回」。她也談起印象深刻的工作經驗，就是帶著移工來到就業服務站找工作，不少仲介絲毫不避諱移工團體同在現場，便開始「喊價」、收取違法的買工費；而移工們知道買工費違法，只是更為清楚，工作機會被仲介壟斷，只要不付錢就不會有工作，「一切都很赤裸」。因此，移工團體才會積極倡議廢除私人仲介制度，減少移工遭受剝削的可能。

「移工為何被迫陷入脆弱與剝削的迴圈中？」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林淑芬認為，目前的私人仲介制度，導致仲介得以壟斷工作機會與資訊，藉以掠奪移工的金錢，甚至侵害人身自由與尊嚴，而移工的公民、政治權利又受到極大限制，造成其權益不受政府重視。此外，她認為對於仲介制度的思考，還是要連結到國家「選擇性地退位」。她解釋，在聘僱跨國移工所涉及的國與國之間的雙邊協定以及仲介制度的法令設置，國家是不可能缺席的，但卻透過選擇性地退位，形成協議、法令，構成一個高度剝削的跨國勞動力市場。最後，她也進一步提出，「是不是在我們的共同生活裡，有些人、有些事物是不該被徹底商品化的？」

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尤其藍領勞工，是非常需要仰賴仲介的；結構上如何讓這些人不被綁住、不得動彈？長年從事移工個案服務、政策倡議的TIWA研究員吳靜如說，也許我們可以從非常簡單的關懷出發，「跟我們共同生活的這些人，是背著怎樣的血汗跟我們一起活著的？我們願意他們這樣活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