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大陸革命的台灣人 追風(謝南光)之女憶追風
【老台胞故事集】
謝秋涵的父親謝南光是上世紀30年代初參加革命的台灣人,為中國革命做出過突出貢獻,在大陸的台灣人中名望很高。在採訪中,謝大姐談得最多的是父親,通過她講述的一個個生活細節和生動故事,我頭腦中的那個台灣人形象逐漸清晰了起來——
父親一生性格的由來
「我父親在他所處的年代,是一個很有特點的人。」謝大姐對我說。謝南光原名謝春木,筆名追風。家裡有土地,又開了藥房,出身應當是地主兼工商業者。謝春木的父親謝滇是個讀書人,曾考中秀才,但考官向他索賄,他不從,結果就榜上無名。從此後他看透了官場,不再考功名,而是開藥房行醫濟世,經常為窮苦鄉親診病、施藥。他很年輕就去世了。謝春木的生母吳桂蘭,是他父親的小妾,是貧農的女兒。「我祖父去世時,她才二十幾歲,我父親也就兩三歲。」謝秋涵說,「我祖母熱愛勞動,有活力有正義感,還有反抗性,結婚之前,親身參加過漳泉械鬥。我父親就是這樣兩種截然不同性格的人結合的產物。」
二林公學校走出的「秀才」
生下來很小就沒了父親,而母親又是一個小妾,所以謝春木在家裡的地位是很低的。他有三個哥哥,但只有三哥是親的,與他同父異母,大哥、二哥都是抱養的,上面還有四個姐姐。謝秋涵說:「父親在家裡地位雖然低,但是很聰明,他是二林公學校第一名畢業,又以第一名考上了台北師範,這個學校在當時的台灣也是最好的學校。」日據時期,台灣人不能學工,更不能從軍,只有兩個出路,做醫生或做教師。「我們家是彰化縣二林方苑鄉陸上厝,當時全村人排著隊送他上學去。」
追風追隨蔣渭水
在台北師範,謝春木書讀得很好,且關心政治。畢業後考上了東京高等師範,讀大學,然後又讀研究生。那段時間接觸了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參加了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他利用在日本讀書的假期回台灣到處講演。「我父親口才極佳,而且能說能寫,很活躍。因為志同道合,又都是二林人,還是親戚,所以和李應章是好友。」謝春木參加的這些活動,貫穿一條主線,就是反日,同情勞工,同情下層民眾。後來又成立了台灣民眾黨,謝春木擔任秘書長、總幹事,是很重要的職務。後來民眾黨分裂成左中右,他屬於左翼。1929年,謝春木懷著對祖國的嚮往,曾以台灣民眾黨代表的身份專程回大陸參加孫中山遺體的奉安大典。他那次是從日本經朝鮮釜山、中國東北到北京,再到南京,他一路走,一路寫,記遊記行,然後出了一本書。謝秋涵很為父親驕傲,她說:「在台灣文學史上,我父親也應該有一筆,有一本台灣文學史上稱他是台灣寫白話詩的第一人。當時他用追風的筆名寫白話詩,也寫小說。在彰化八卦山上有一個文學步道,路兩旁隔不遠就有一個亭子,亭子裡有一個碑,碑上正面寫著這個人作品中的重要一段,背面介紹他的生平,這裡面就有一個亭子屬於我父親。」
革命低潮時期入黨
謝春木蹲過日本人的監獄,但很快就放了。後來,日本人又要抓他,他就逃到大陸,那是1931年底。來到上海不久,1932年他就和中共有了聯繫。他的入黨介紹人是王學文,這個人是中共有名的經濟學家,在延安時是馬列主義學院的副院長,當時是地下黨江蘇省委主要負責人。後來,王學文跟別人也跟謝秋涵說過,謝南光是在中共革命的低潮時期,也是革命最艱苦的時候入黨的,這和那些投機入黨的人有天壤之別。1933年,謝春木改名謝南光,在上海參加黨的活動,當時搞了一個華聯通訊社,發的稿子大都是反日的。謝秋涵還透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她說:「我父親還受黨的委託,和當時華僑聯合會會長許冀公一起到西北去見張學良。他們跟張學良談,勸他抗日,說得張學良痛哭流涕,張學良說我跟日本人不但有國仇,而且還有家恨,表示一定會怎樣怎樣。後來,父親又專程到西安見過兩次張學良,張對我父親再三保證一定積極投入抗戰。沒多久,就發生了西安事變,那幾次談話應該對張學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
不久,謝南光認識了王芃生,參加了當時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活動,主要從事對日情報收集和研究,很多台灣人都在這裡工作過,像李萬居等。
這段時間,謝南光無論是在福建、香港還是重慶,都從事第二條戰線的工作。還因為是台灣人的關係,在重慶參加了台灣革命同盟。當時參加的有李友邦、宋斐如、謝東閩、游彌堅、李純青等,都是台灣人在大陸的傑出人士。謝南光是台灣革命同盟三人常委之一,1943年任主任委員,這個組織實際上就是台灣人在大陸的抗日聯合陣線,廣泛團結了在大陸的台灣抗日人士。謝南光認為:「台灣革命乃中國革命之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之日,即台灣各民族爭得解放之時。」
謝秋涵說:「抗戰勝利後,很多台灣人都想回去,當時台灣的呼聲也很高,民眾以為謝南光可以當台灣省長,結果大家的願望沒有達到,只有個別台灣人任了副職。其實我父親當時不願意回去,他不想讓人以為他出來抗日是為了當官。」
逃離虎穴龍潭
這時,謝南光被國民黨委以新職,加入駐日盟軍中國軍事代表團赴日,擔任政治組的副組長。(關於這一段經歷,筆者曾撰寫了《台灣新文學第一人——追風(謝春木)與冰心夫婦的革命情誼》一文,發表於《兩岸犇報》第174期,讀者可參看。)謝秋涵向我講述了謝南光逃離龍潭虎穴,歷盡艱險回到祖國的驚險經歷——
謝南光當時在日本比較有影響,經常講演,還參與處理過一些華僑的具體事務,身份漸漸暴露,國民黨要抓他。那年,派「太平號」軍艦到日本,名義上是修船,實際是來抓謝南光。「當時我們正好隨母親去了東京,他們把我們家抄得亂七八糟。」謝秋涵說,「回到橫濱後,下人很驚恐地向我母親講述了抄家的經過,說很危險。當時在我們家門口,日本警視廳也派人監視他的活動。」
後來,情況比較危險,組織上決定讓謝南光回大陸。謝南光通過地下交通線偷偷地上了一條貨船。謝秋涵說:「這裡面還有一個插曲,船走到台灣海峽時風浪很大,再大就不得不去台灣靠岸避風。那時離台灣已經很近了,連岸上走動的人都能看見,如果去了台灣我父親就很危險了。但這時候風小了,船不用靠岸了,之後就到了香港,再以後就通過我們的地下交通回到了大陸,那是1952年。」
回到大陸後的歲月
回到大陸後,謝南光繼續從事對日問題研究,還研究台灣問題。他的公開身份是搞僑務工作,先是當全國政協委員,後來又當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文革前人大常委人數很少,都是級別很高的人。」謝秋涵說,「組織上對我父親的政治安排是在當時台灣人中最高的。」文革中,謝南光沒有受到衝擊,據說得益於總理周恩來提供了一個需要保護的人的名單,其中就有謝南光。謝秋涵說:「台灣人中受這種保護的應當很少,好像還有蘇子蘅先生。雖然文革中父親沒怎麼受到衝擊,但他的心情也不好,他是在憂慮國家的前途。」
謝秋涵說:「父親的特點是工作努力,勤奮,也很聰明,能說能寫;另外,他又很有革命性。他很清楚只有中國人民的解放才有台灣人的解放,而且堅定不移,從來沒有動搖過。他的思想經歷了從民族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程。他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吸收新生事物。再有一點,就是真的不愛錢,駐日本時國民黨的軍事代表團的人幾乎都倒騰黑市,只有他和吳文藻不屑,他們這類人是很清廉的。他剛回國的時候,組織上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錢子清,當時機關裡都管他叫錢顧問。他曾經寫過一篇自述性的文章,名為《風塵錄》,裡面提到自己很喜歡這個名字。」
父親教我做人做事
謝秋涵說:「回顧我的一生,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父親。父親對我的影響一個是做人要正直,要正派,不愛名不愛財。他讓我對一件事不要輕易下結論,也不要輕易對人對事有成見,要公正地看待任何事情。我父親應該算是台灣人中的知日派,而且能夠寫出來;他對工作很鑽研,很努力;能自覺接受新生事物;他為人正派,我覺得這些都很重要。一個人要革命,不能僅僅是因為受到壓迫才革命,而是真正從理論上認識到這個世界需要改變,那麼他就從必然世界到自由世界。」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