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一毛錢的生薑、兩塊錢的雞蛋，大到幾千元的自建房、上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出國遊，從1979年開始，家住南京浦口的桂玉英把生活收支的點滴記錄在冊，四十年來未曾間斷。從事檔案工作的徐梅說，母親筆下，不只是瑣碎的流水賬，更是一份反映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居民生活變化的「家庭檔案」。翻看最早的帳本，封皮已經泛黃，空白處列著不少加減法算式。「1979年時，生活比較困難，除固定日常支出外，還要供養祖父母，負擔很重。」徐梅說，母親偶爾忘了記下當天的支出，哪怕睡下了，也要披衣起來，拿出帳本補記上。

桂玉英40年積攢下的部分「小帳本」。

1979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有387元。桂玉英在南門五金廠任會計，月收入30元5毛，丈夫在浦口火車站當技術員，月收入67元，相比鄰里還算寬裕。但隨著三個女兒相繼上學，日子也過得愈發緊張，便開始用記賬的辦法，精打細算每一筆收支。「每次開工資，老伴把錢上交，我第一件事就是買好米、油、鹽、煤，當時買這些都需要票證。」在桂玉英早期的帳本上，這四樣是「剛需消費」，每月都要優先保障。

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大陸，城市消費品供給採取統購統銷的方式，按人口定量發行糧票、布票等專用購買憑證，這些購買憑證通稱為「票證」。「我和老伴每月各領28斤的糧票，但一家五口還是不夠吃，得往糧食裡添山芋粉。」桂玉英說，食品支出佔了當時開銷的「大頭」。統計學上，食品支出佔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就是「恩格爾係數」，它可以用來反映一國消費結構的變化。2017年，中國大陸居民恩格爾係數首次低於30%，比1978年下降近35%。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陸家庭的食品消費佔比較高，且以主食消費為主，膳食結構單一。和眾多城市居民一樣，桂玉英家每到冬季就會「囤積」大白菜、大青菜。「我家一到冬天，會醃幾大缸鹹菜，四五百斤，就是為省吃儉用供三個孩子上學。」桂玉英說，那時帳單上記得最多的蔬菜就是蘿蔔和白菜。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改革，大陸票證制度逐步取消。為保證市民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鮮蔬菜，穩定價格，大陸政府提出建設「菜籃子工程」，新建許多肉、蛋、奶、水產和蔬菜生產基地。2018年，南京已建立「菜籃子工程」平價超市200餘家，並保證每個社區有4個以上「菜籃子」產品零售網點。四季豆、西蘭花、苦菊……如今，帳本上蔬菜品種越來越多，不僅時令菜蔬十分豐富，反季節蔬菜也頻頻登上餐桌。「現在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吃得綠色、營養、健康，價格不再是問題了。」徐梅說。

1982年，桂玉英的帳本記錄了第一件家用電器——70元的「蝙蝠牌」電風扇。「老大當時要參加高考，我們住的磚瓦房，屋頂低，一到夏天熱得很。為讓她靜心復習，就買了電風扇。」桂玉英說，從那之後，液晶電視、移動電話、IPAD、電動車，一筆筆支出被記錄在帳本上。

桂玉英的家庭合影。

四十年來，中國大陸家庭耐久性消費品不斷升級換代。改革開放初期，手錶、自行車和縫紉機是部分家庭婚嫁必備的「三大件」。八九十年代，家庭耐久性消費品轉向電氣化，「三大件」變成冰箱、洗衣機和彩色電視機。如今，移動電話、電腦、汽車等高科技產品「飛入」尋常百姓家。2017年，中國大陸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移動電話235部，電腦80.8台，家用汽車37.5輛。

變化依舊在持續。1986年，桂玉英的家庭帳單記錄了有史以來最大一筆支出。之前，她們一家五口擠住在一間土牆瓦頂的平房裡。桂玉英和丈夫算了算，籌措家中全部資金，又外借數千元，共花費4600元，蓋起一座兩層獨棟小樓。

同年，桂玉英的大女兒徐梅結婚，因借債蓋房拉了很多「饑荒」，夫妻兩人並沒給她準備像樣的嫁妝。1993年，小女兒結婚，帳本記載，桂玉英支出3000多元購置了電風扇、洗衣機、床被和一個樟木箱作為陪嫁。2000年，二女兒結婚，遠嫁新加坡，「準備了很多嫁妝給她，但她說帶出國不方便，沒有要。」桂玉英雖有惋惜，但還是為孩子們日益富足的生活由衷高興。

如今，桂玉英和老伴都已退休，兩人退休後收入近8000元，是40年前100倍。「孩子們都出嫁了，我和老伴也可以散散心，好好享受二人世界。」桂玉英說，2003年，她和老伴第一次出國到新加坡旅遊，花費了15000元。大連、青島、張家界、武夷山……桂玉英帳本上的「座標」越來越多，旅費也成為近年來最主要的家庭開支。

今年，讓桂玉英最開心的一件事，便是老伴學會用手機移動支付。「年紀大了，一些瑣碎花費有時記不清楚，用手機支付，可以查電子帳單，對照有無出入，很方便。」她說，雖有電子帳單，但這份「工作」還要繼續，新時代更要記錄每一點滴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