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今年7月份中國大陸豬肉價格同比漲幅為27%。面對近兩年來算是比較高的豬肉價格，陸網友戲稱：「二師兄」（豬八戒）的肉比師父（唐僧）還貴！據公開報告顯示，1至7月，大陸各養豬企業也是拼命地增加生豬繁殖量，如天邦科技累計出欄生豬167.8萬頭，同比增長55%；正邦科技累計出欄365.3萬頭，同比增長26%；傲農生物累計出欄生豬39.9萬頭，同比增幅達63%；牧原股份累計出欄649.5萬頭，同比增長13%……。為穩定生豬生產供應，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農業農村部等部門也推出多項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隨著一系列措施落地，大陸生豬養殖企業產能是否會逐步恢復？非洲豬瘟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豬肉價格是否能夠回穩？2019年下半年成為關鍵期。

重慶市榮昌區昌州街道石河社區的養殖基地。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研究員呂德文，通過一個養豬專業村的興衰史，述說當前大陸豬肉市場波動問題。以下為該調查的摘要：

養豬專業村（「A村」）

在2004-2014年的十年間，該村在村的村民，幾乎家家戶戶都養豬，少則幾十頭，多則幾百上千頭。這種規模化的家庭養殖方式，雖然告別了傳統意義上的散養方式，卻又和資本經營的養殖場有本質區別。有研究顯示，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大陸農業經營領域掀起了一場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的轉型。這不僅在種植業中表現出規模經營的趨勢，在養殖業中亦表現突出。

這個過程，和A村的養豬變遷歷程是匹配的。在2004年之前，A村農戶也養豬，但每年存欄在1-2頭之間，養豬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在村莊範圍內自給自足，具有鮮明的小農經濟特徵。但這十年間規模化的家庭養殖，其實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養殖方式。一是它需要較高的資金投入。二是它需要較高的技術要求。三是有較為發達的市場網絡。

鮮明的政府導向

A村養豬方式的轉變，並不是小農經濟內部發育的結果，而是有鮮明的政府導向。從2004年開始，每個農戶可以貸款3-5萬元人民幣，這給A村村民發展養豬業提供了絕好的支持。只不過，從實踐中看，高度市場化的家庭規模經營，也意味著高市場風險。事後，A村養殖戶總結了養豬的市場規律：三年一周期，一年賺，一年賠，還有一年平。

每一次豬價大跌，都會淘汰掉一些實力不夠雄厚的養殖戶；但每一次豬價大漲，亦會讓那些有計劃的養殖戶增加底氣。客觀上，留在村裡堅持到最後的養殖戶，都算是「中堅農民」。這些養殖戶利用養豬賺來在鎮裡蓋了幾十萬一間的樓房。

環保政策推行後

2014年開始，大陸的環保政策開始收緊，A縣也適時推出了壓縮養殖規模，消滅家庭養殖政策。客觀上，A村的生豬養殖的確造成了生態汙染，不少村民又在政府的政策鼓勵下，發展林下經濟，種植林芝、百香果、金線蓮等。儘管轉產效果不佳，但A村在2017年還是成了無豬村。

2018年受非洲豬瘟的影響，豬價低迷，很多養殖戶都感嘆，幸虧清欄及時，否則必定造成一大批養殖戶血本無歸。而今豬價又大漲，不知A村的村民作何感嘆。

國家與市場的雙重塑造

長春市一家農貿市場，一位豬肉經營者在核算貨單。

A村的養豬簡史看來簡單，但它卻很能說明一個道理：中國大陸的養豬業，其實一直是國家和市場雙重塑造的結果。這些年，「農民增收」已經不再是三農政策的重心，各地出於環保和菜籃子工程的雙重原因，政府傾向於放棄家庭規模養殖業，轉而鼓勵支持大型養豬廠。

2007年，大陸開始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推動畜牧業從傳統向現代轉型，轉型的方向是「標準化」、「專業化」、「規模化」，並通過「全國生豬調出大縣」、「生豬標準化養殖小區」等項目進行推動。在政府補貼的刺激下，萬頭養豬場和千頭養豬場不斷湧現，農戶散養進一步消逝，而農戶規模養殖也面臨一系列挑戰。不少經濟發達地區，明確劃定了禁養和限養區，A村養豬業也就是在這個政策背景下衰退的。

2018年的非洲豬瘟之所以對豬肉市場有如此之大影響，很大程度上還是這一意外的市場因素傳導給了地方政府，為很多地方政府實行禁養政策提供了契機。地方政府對養豬業，無論是支持也好，還是抑制也罷，其市場效應都不絕對取決於其理性決策。根據業內估計，這次豬肉價格的高位運行，還得持續個一段時間。畢竟，豬不像雞鴨，至少需要6個月的成長周期。不過，那些覺得豬肉會貴到吃不起了的想法，可是杞人憂天了。除了儲備的凍豬肉外，巴西、歐盟、澳洲等豬肉養殖大國都在盯著中國大陸這塊市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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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