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孝春（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圖為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內，一張張慰安婦的黑白頭像所排列成的牆面。

【犇報編按】

韓國作者朴裕河的《帝國的慰安婦》一書將朝鲜人與台灣人「慰安婦」視為幫助日本軍作戰的愛國者，曾引起韓國九位日本軍性奴隸制的受害者提出抗議，並向首爾法院提告。2017年《帝國的慰安婦》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後，沒有引起台灣社會的重視。本文是劉孝春女士針對「帝國的慰安婦」論調，從台灣人觀點進行的反駁與釐清。原文刊載於世新大學《通識學報》第八期。8月14日為「國際慰安婦日」，本報經作者同意轉載本文（分三次刊登），希望能喚起台灣社會對「帝國的慰安婦」說法的警惕。

三、日本軍性奴隸制的本質及事例

宋連玉的論文〈從公娼制度到「慰安婦」制度的歷史性開展〉中寫道：「日本軍『慰安婦』制度雖說是從十五年戰爭中產生的，但產生的是『慰安婦』這個名稱，並非制度。從承受殖民地支配的台灣或朝鮮來看，並不是十五年戰爭。從甲午戰爭發生的那一年算起。應該是五○年戰爭。如前述國家權力（政府、軍方、警察）利用賣春業者獎勵、強迫、保證士兵買春的制度，與近代日本帝國一同產生，隨著帝國的膨脹、軍備的擴張而越齊備。…取名稱為『慰安所』『慰安婦』，不只對士兵，對強逼其從事賣春業的女性，也是有欺騙的效用。」 筆者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甚至更應上溯至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因為若從受害女性遍布台灣、朝鮮、琉球、中國大陸等亞洲各地區來看，與明治維新以來開始的向外擴張用兵，征服亞洲的歷史息息相關。

1998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防止歧視、保護少數者小委員會採用了Gay J.McDougall所作的「武力紛爭下的組織性強姦、性奴隸制以及類似奴隸制慣行」最終報告書。在這份報告書的附屬文書中，將「慰安所」稱作「強姦所」：「從1932年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國軍隊強制性地將超過20萬名的女性，在遍佈亞洲各地的強姦所使其成為性奴隸。」 亦即「強姦所」「性奴隸」這些用語早已納入聯合國的正式文書了。以下筆者即以2000年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所作的朝鮮人受害者的口述歷史為例，說明何謂日本軍性奴隸制。

（1）朴永心的事例

在《帝國的慰安婦》中有段敘述：「在韓國最具代表性的慰安婦照片，是一張懷孕的慰安婦照片，照片說明僅寫道：『日本軍人因戰敗而將慰安婦棄之不顧。』關於『戰敗後的慰安婦與日本軍人』的關係，並未深入說明。本來，要保護管理那些女性的應該是『業者』才對，但在此卻完全略而不談。」 朴裕河在這裡說的懷孕女性，即朴永心。1921年12月15日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朝鮮平安南道江西郡即南浦市江西區域的石二洞。自幼喪母，有兄長二人和妹妹，朴永心作為長女，與父親共同扛起一家生計。14歲即離家到後浦洞村裡裁縫店作工。17歲那年日本警察到後浦洞招募年輕女性，騙說是到工場工作。朴永心與其他女性先是被帶往平壤，總共17人乘坐卡車被送往南京，大約是1938年的3月即「南京大屠殺」發生後不久之時。 今天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便是當年監禁朴永心的「慰安所」之一，裡面的一間房陳列著朴永心懷孕時被日軍強拍的裸照，這裡是經過朴永心本人確認過的日軍當年監禁凌辱過她的現場。 朴永心說：「『日本兵很粗暴，像野獸般』，總是想逃出。但是，士兵的監視很嚴格，最終無法逃出。」 她被拳打腳踢甚至脖子被日軍的軍刀砍傷血流不止，直到後來還留下5公分左右的傷痕。她在南京的「慰安所」待了3、4年，「在那期間，有七個同伴因生病或營養不良而死去，也有人是被殺害丟棄到河裡的。」 其中有一位是孕婦。日本兵原本應該使用保險套，但當中有士兵違反規定，因此導致一名24歲女性懷孕。「當肚子明顯大起來時，有兩名士兵撲向那位女性，即使有孩子仍用軍刀剖開肚子。那時女性的哀嚎，使慰安所的女性們全趕到她那裡去。朴女士也從房間衝出到那裡，而目擊了這個虐殺的現場。胎兒被拉出來，母子被殘忍地殺害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戰線擴大，爆發太平洋戰爭，日軍進攻東南亞，1942年朴永心與其他女性共8個人，在日軍監視下，從南京搭火車到上海，從那兒搭船經過新加坡，被送往滇緬戰場。朴永心被監禁於雲南松山（又叫拉孟）的「慰安所」兩年，當地的房間房頂是空的，受害者的朝鮮女性隔著牆壁可以交談，但是用朝鮮話交談便被訓斥「說什麼壞話」而被毆打，「朴女士們被禁止使用朝鮮話，而強迫其用日本話。」 朴永心被取名為「若春」，在南京時則被叫「歌丸」。滇緬地區戰況激烈，中國駐雲南的遠征軍於1944年9月7日松山戰役戰勝日軍。當地部分受害者被日軍拉去陪葬。活著的十幾位受害者中，唯一正懷孕的朴永心，在河邊被當地村民李正早所救，腹中胎兒早已死亡。1944年9月3日由美國戰地記者瓦爾特烏勒所拍的相片，於1984年被作為《太平洋戰爭寫真史》一書的封面，這張著名的四名朝鮮人受害女性照片，其中大腹便便的受害女性，已在2000年女性國際戰犯法庭上，經由各種人證、事證證明是朴永心，而當年被日軍強拍的懷孕裸照也證明是同一人，即朴永心。1946年朴永心回到闊別9年的故鄉，父親已過世。其後朴永心隱藏痛苦經歷並且結婚。因無法生育，而領養了一名孤兒。「為作證言來到平壤那天的夜晚，也夢見被日本兵追趕。每次談起往事都惡夢重現，痛苦和憤怒就湧上心頭。然而為了不能讓那樣的事再次發生，必須說出來。」 朴永心的願望只有一個，希望日本政府向其謝罪、補償。

圖為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便是當年監禁朴永心的「慰安所」之一，入口處的懷孕慰安婦銅像即為朴永心。

（2）河床淑的事例

有些日本軍性奴隸制度受害者在日本戰敗後，卻因各種原因未能回到祖國，河床淑及其他數十名受害女性戰後即留在武漢。河床淑被監禁所在的漢口「慰安所」，從日軍攻佔武漢的1938年11月開設到戰敗的7年間，關於其加害的證言及與朝鮮總督府或漢口領事館等的公文書頗多，而且1932年上海事變時，自稱是創設慰安所制度第一人的岡村寧次，也是創設漢口慰安所時負責的第11軍司令官。這位岡村寧次在日本戰敗時是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但卻能逃過戰犯審判安享天年，於1961年以82歲高齡去世。其原因有三：「①依國民政府要求不將武器彈藥、兵員交給共產黨方面，而對國民政府協助有貢獻。②國民黨追究的是『南京大屠殺』等『暴行』，岡村並非直接有關係（針對共產黨華北根據地的「三光」罪行並未追究）③為了和包括天皇在內日本的戰爭責任並不熱心追究的美國之間的協調。」但具決定性的應該是①吧。在岡村寧次主導下的受害女性必須承受一生的痛苦，然而岡村卻從未因創設日本軍性奴隸制的責任，而在戰後受到任何制裁。

河床淑於1928年出生於忠清南道瑞山，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母親制作糖果，由父親拿去賣以維持生計。河床淑9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因再婚，搬到禮山。河女士12歲便當保姆照顧孩子，並到當地的陶磁器工場作工。因隔壁在日本工廠作工的姊姊邀約到上海的工廠，其後因來訪的朝鮮男人和日本男人也邀約，因此決定去中國。1944年6月17歲時與兩名朝鮮男人搭火車到首爾，在獎忠壇附近的旅館時，換一對夫婦接應，由其命名為「君子」。停留一個月期間，女性人數增至40多人，這時，聽那位姊姊說不是去工廠，而是慰問團。其後與軍人們一起搭火車到南京。1944年12月輾轉到達武漢，「火車費、服裝費，在本人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預借金，被要求三年分的精算。因此，在漢口慰安所的八個月期間，完全沒拿任何錢。」 河床淑到達漢口三天後，經過軍醫檢查性病和避孕處置，其後到「慰安處」領「慰安婦」許可證，實際上正式列入日本軍的管理管轄下。因為許可證是18歲以上才發，河床淑才17歲，但仍許可的原因，「是慰安所主人送金錢給慰安所處，其後和軍醫『睡覺』，因此年齡謊報增加1歲。就這樣，到戰敗為止大約8個月期間，從故鄉出發時想像不到的『慰安婦』日子便開始了。」 而其日子則是被監禁，必須一人接受20到30個士兵的強姦，連生理期也不放過。 從上述例子可見從朝鮮到中國招募、移送受害女性，沒有朝鮮總督府及管轄下的警察的協助是不可能的。

當日本戰敗時，「慰安」關連的資料與其他調查資料集等全被燒毀，湮滅證據。歸國時的待遇，日本人和朝鮮人也不同。河床淑因怕回朝鮮後不知該做甚麼而未搭上回故鄉的船，但其後雖與中國人結婚，卻堅持保留朝鮮籍，以示不忘本。然而「1992年韓國與中國恢復邦交之後，若中國籍則可以回國，但因是朝鮮籍，無法回到故鄉現在的韓國忠清南道。她對我們所說的『歸鄉和金錢』，亦即『回復現狀和補償』，實現微小的、理所當然的要求的責任，並不在朝鮮政府、韓國政府、中國政府而是日本政府。」 以上僅是沉默忍受了50年後，勇敢站出來的兩位日本軍性奴隸制受害者的經歷，到底尚有多少受害女性在黑暗歷史陰影下悲慘地度過其一生呢？

（未完待續…）

《帝國的慰安婦》與殖民地傷痕（上）
《帝國的慰安婦》與殖民地傷痕（中）
《帝國的慰安婦》與殖民地傷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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