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總統候選人韓國瑜造勢晚會的現場畫面。（圖／翻攝自韓國瑜臉書粉絲頁）

過去數十年來，如果說有什麼社會動員，能夠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隙縫，甚至連家庭內部也沒放過，搞得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牆、夫妻失和、情侶分手，讓吃瓜群眾時而亢奮、時而沮喪，更多時候處於集體焦慮狀態的，應當是非「選舉」莫屬，尤以2020年的大選為甚。

解嚴以來，以選舉為主要表現形式的「兩黨政治」，說穿了，不過是兩黨政治菁英所蓄意共構的現代性騙局，用「藍綠對決」來掩蓋社會階層分化的事實。他們擅於操作議題，特別是「統獨問題」，無所不用其極的將對手妖魔化，對群眾進行情緒綁架。事實上，兩黨的社會屬性相近、願景相仿，為資本服務的熱忱不分軒輊，就連利用行政資源來宦養扈從、貪污腐敗的手法都如出一轍。他們一個是「不想統」、一個是「不敢獨」，「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偏安格局才是藍綠共同的政治想像。如果不是韓國瑜意外攪局，以「庶民經濟」招喚出辛勤勞動，一直在社會底層打滾營生、自顧不暇的小農、小生產者、店家老闆和攤商的政治熱情，讓台灣島內的選舉活動開始塗抹上一點「階級政治」的況味，整個社會還真的以為可以「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各行其是，各安其份，各取所需。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人類的經濟活動首先是表現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類社會通過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來佔有自然、改造自然，讓自然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但是，人畢竟不是生活在社會和歷史的真空之中，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關係中生存與活動，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人們才能獲得維繫他們生存、發展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實現著他們的物質利益。因此，人類的經濟活動也體現了一種人與人的社會關係，而政治正是這種社會關係的集中表現，所有的經濟活動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政治，政治活動及其結果也規定了經濟利益的實現方式。

只不過，經濟利益的交換與獲取，在很大程度上是個體之間的行為，而政治活動是以階級、集團或政黨為主體，通過強制性手段，對社會利益進行總體的再分配。當社會各領域的問題、矛盾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就會向政治領域集中，尋求最終的解決方案，運用政治權力進行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轉變所帶來的政策轉移，將會長期、穩定地發揮作用，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利益的分配。所謂「政治利益」，本質上就是對於社會領域中各種物質利益的分配方案。

2016年，民進黨贏得大選，說穿了就是拜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潰敗，社會分配結構惡化所賜：生產要素全面流通，導致發達地區勞動力就業困難；過剩資金在非生產領域的股市、匯市和房市橫衝直撞，形成社會財富過度集中；社會購買力不足，製造業利潤率下滑，經濟增長放緩，年青世代看不到出路陷入集體焦慮，亟思變革。這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在全球範圍泛起的「政治民粹化」，「青年政治狂熱化」彼此遙相呼應。街頭的煙硝、石塊或許來自不同的政治方向和訴求，但毫無例外的都在挑戰執政當局的統治基礎，要求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不分左右。2016年，巧妙的將自己妝點上社會運動進步色彩的蔡英文，贏得大選並不意外，對於大多數的青年人來說，「打破現狀」就是勝利，一切苦果只能由執政的國民黨當局來概括承受，「兩岸和解政策」背了個大黑鍋。

遺憾的是，綠色「全面執政」三年多來，蔡英文當局非但不思從調整分配問題入手，不懂得在當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勢頭下因勢利導，通過兩岸服貿、貨貿與租稅協定來擴大財政基礎，改善福利政策來優化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格局。反倒是為了配合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強行中斷兩岸政治對話與制度協商，限縮兩岸經貿與社會交流，一方面削減社福預算，大砍軍公教退休年金，惡化分配結構；一方面將珍貴的財政資源用來挹注受困的廠商，以8800億前瞻計畫進行政治綁樁，甚至大舉購買美國過期軍火導致財政空虛。為了轉移台灣社會內部漸漸升高的不滿情緒，不惜走回軍事戒嚴的老路，挪用冷戰反共概念，強行通過所謂的「國安五法」和審議中的「中共代理人法」、「反滲透法」，將原本在東亞分工鏈結上，作為台灣出口主要標的、也是台灣產業經濟活水源頭的中國大陸塑造成外部威脅，在內部遍尋敵人，栽贓政敵。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雖然政治活動及其結果規定了經濟利益的實現方式，決定著社會利益的分配。但是，所有的政治活動都必須有經濟作為保障，一切的政治議題都是環繞著經濟問題而展開。當執政者意圖以政治強制反過頭來制約經濟發展，人為的扭曲分配結構，就地分贓，往往就是一切社會變革運動的開端。2018年，平地而起的「韓流」，客觀上就是來自台灣社會底層的政治反撲，是在台灣經濟總量占比不大，但在就業結構上占最大多數的自雇營生者的一次歷史性集結，「苦民所苦」是他們卑微的願望。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韓流的崛起或未涉及，也不會涉及台灣資本主義社會性質的全面翻轉，但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格局。與其將韓粉「貨出得去、人進得來，台灣發大財」的訴求視為民粹，不如說是來自底層社會求生存的吶喊。

韓國瑜成功的用庶民語言動員群眾，運用充滿「國家主義」色彩的黨國符號將原本在生產上零碎分散，各自獨立，缺乏有機聯繫的小生產者包裹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遏制「台獨」危機，也用「國家主義」來調和他們和軍公教體系間的利益殊異，形成一股堅實不破的政治潮流。但也是因為過度操作國家主義的符號，顯得老氣橫秋，與長期浸染在網路無政府主義情緒下的年輕世代顯得扞格不入。這是他邁向執政之路的第一個難題。

韓國瑜的另一個難題是，用「國家主義」介入經濟過程，如果不能有效的利用財稅和貨幣手段調節分配，改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格局，所謂「庶民經濟」就是一句空話。但是，如果過度強勢的干預經濟過程，特別是調整分配，卻又與國民黨黨內盤根錯節的技術官僚菁英的政治信仰和社會基礎背道而馳。郭台銘參選所暴露的所謂「知識藍」、「經濟藍」反韓現象，反映的就是傳統菁英政治的對「庶民經濟」的抵制和擔憂。因此，恢復並深化兩岸關係的正常交流、交往，無疑是韓國瑜所能提供的唯一解方，只有把台灣產業經濟的餅做大，才能在不大幅度牽動既得利益格局的情況下，同時滿足庶民社會養家活口的卑微願望。

只不過，以「國家主義」作為選舉訴求，擺放在兩岸關係國共內戰的歷史殘餘尚未取得制度性的解決的當下，韓國瑜過度操作充滿黨國色彩的「國家主義」符號，無疑是一把兩面刃。如何排除北京當局的疑慮，在重建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上，走出服務於西方霸權國家利益的冷戰意識形態和國共內戰的歷史泥淖，通過「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倡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突圍，或將成為試金石，考驗著韓國瑜及其幕僚集體的政治智慧與執政能力。

明年1月11日的「勝選」或許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真正開始。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17期

【延伸閱讀】
國民黨不分區提名，是菁英傲慢而不是權力貪婪
RCEP，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下的「中國因素」
民進黨新「決議文」：台灣離今日的香港還會太遠嗎？
大選迷航 消失在台灣視野的RCEP
韓國瑜困局，不敢直面兩岸關係和階級問題的本土化
是民進黨造就了韓國瑜，而不是韓國瑜拯救了國民黨
改變台灣，要超脫「主權國家」執念在區域一體化的架構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