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圖／海外網）

11月27日，炮製已久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終於在美國總統川普的簽署下，正式完成立法程序，也為香港持續五個多月的暴力叫囂暫時劃下句點。至此，美國在香港舞劍，意在北京的戰略佈局基本完備，街頭不再是鬥爭的主要場域。雖然該法案的通過，在沒有成功的誘使駐港解放軍介入或廣州武警部隊出面鎮壓的背景下，顯得沒有那麼體面，那麼的「理直氣壯」。但以香港街頭的煙硝和暴力為代價，以香港社會內部的嚴重分裂為犧牲，以香港的繁榮穩定為炮灰，美國已成功的在香港頭上安上了「緊箍圈」，從此香港做為自由貿易港、轉運站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職能能否持續運行，但憑美國的利益估算，或緊時鬆，隨心所欲。

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是一條美國聯邦法律，片面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侵犯香港人權的中國及香港官員，並要求國務院和其他美國政府機構每年進行一次審查，以確定香港是否能夠繼續享有美國給予獨立關稅區的特殊待遇。該法案的內容還涉及香港「雙普選」的政改進程、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相關」的法例立法，並指令駐港領事館維持一份活躍名單，提供因參加抗爭而被特區政府拘捕的香港市民赴美學生和工作簽證。

此舉，毫無意外的引起北京當局的憤怒，指控該「法案」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方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行，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採取進一步必要行動，堅定捍衛香港穩定繁榮，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果不其然，12月2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自即日起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赴港休整的申請，同時對「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人權觀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的非政府組織實施制裁，對美國的霸權主義行徑作出反擊。

美國以「國內法」為手段來編派世界秩序，干預他國內政，甚至顛覆當地政權的作為其來有自。回顧歷史，問題不在於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自我角色認知，而在於戰後極度傾斜的綜合國力對比，也就是說，不在於美國在主觀上「想幹什麼」，而是在客觀上「能幹什麼」？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標示著以歐洲為中心、以殖民地再分配為表現形式的國際體系，進入了以美蘇對抗、以東西方集團軍事對峙為框架的冷戰體制。美國首先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用以鞏固並促進美國所領導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蘇聯則提出「兩個平行市場」作為反擊，建立了一個包括蘇聯、東歐在內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COMEA，經濟互助委員會）與之對立。

美國是戰後初期唯一的經濟大國，是唯一有能力向外國提供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國家。兩次大戰期間的戰爭供應，為美國帶來資本積累的契機。1940-1945年間，美國企業實現稅後純利高達1,249.5億美元，這個數字是戰前6年的3.5倍。戰後初期，全世界資本總額的3/4，工業產能的2/3，黃金儲備的60%全部集中在美國，它的船舶噸位是世界船舶總噸位的一半，出口額也佔世界出口總量的1/3。而做為天平上弱勢的一端的蘇聯，二戰期間的戰爭死難者高達2,00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年輕力壯的男性勞動者，戰後農業勞動力減少2/3，工業總產能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

美國就是仗勢著這種強大的經濟力量，開始在世界範圍複製自己的形象，透過美國在世界經濟的活動，美國的財貨和意志可以無遠弗屆滲透到自由主義世界的任何一個脈管末稍；通過戰後援助計畫和貸款，可以讓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脈動和美國這個「搏動著的工農業心臟」聯繫起來。對於美國而言，鞏固並發展軍事安全防務體系和自由主義國際經貿秩序，是進行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戰略」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門。因此，戰後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和自由貿易體制：一方面通過「馬歇爾計畫」和「亞洲復興計劃」為美國的資本、產品開闢世界市場；一方面進行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管制，藉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

有鑑於此，美國在駐巴黎使館內設置了「巴黎統籌會」和「中國委員會」，每年定期審查對蘇聯和中國禁運清單，將「援助計畫」和「遏制政策」聯繫起來，任何國家只要膽敢違反美國的禁運政策，就被排除在經濟與軍事援助之外。為此，美國甚至不惜在1951年糾集了包括日本在內的49個國家，炮製了《舊金山對日和約》重新武裝日本，還要求各簽約國放棄對日求償，並將東南亞國家的資源和市場奉送給日本，作為奉行對中國禁運政策的報償。

但是，恰恰由於美國將西方集體安全保障體系和世界自由主義經濟體制聯繫起來，將經濟復興、貿易管制和軍事對峙綑綁在一起，導致美國國際收支長期處於鉅額赤字的狀態。這不僅挑戰了美元體系的穩定，威脅著自由世界國際經濟體制的框架，最終導致1971年8月在黃金大量流失的壓力下，美國片面宣布廢除「美元黃金匯兌制」，另行建構「石油美元體系」來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美國除了推行「戰略緊縮」從越南撤軍，並通過中美關係正常化「聯中制蘇」縮小包圍圈之外，更通過所謂《自由貿易法案》和《公平貿易法案》來展開一連串對東亞國家（特別是日、韓兩國和台灣地區）的貿易談判，將中國納入世界市場並調整東亞分工。

當時，美國依恃的經濟手段，就是採行「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政策」。首先，透過製造業外移，將美國從貿易出超國轉換成貿易入超國，維持美元的持續外溢，進行通貨膨脹輸出。同時，通過財政赤字，發行鉅額美元國債，誘導境外美元回流購買美國資產，轉移貿易對手國所生產的剩餘。這種通過國內政策和立法來干預世界經貿秩序，將「自由貿易」與「遏制政策」綑綁在一起的戰略手段，所依賴除了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和軍事干預能力之外，最重要的是美元霸權體系的支配力，開啟了冷戰後美國在世界範圍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序幕。

可惜的是，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結果，非但不是提供一個可以任由跨國製造業和金融資本自由進出、任意馳騁的世界市場，反而是在外部競爭的壓力下，創造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崛起的必要與契機，挑戰了美國一元單極的霸權體系。在可見的未來，或許不會有任何單一民族國家取代美國成為新霸權，也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取代美元的地位，取而代之的將是以區域一體化為主要形式，更多倚靠地緣政治關係的多極共治體系。

如今，世界的天秤已不再朝向美國一方傾斜，相信這是美國政策主導者所始料未及。美國意圖用香港問題來遏制中國發展的企圖，說穿了不過是在當前世界秩序轉移過程中的奮力一擊，非但對中國的威脅有限，反而揭穿了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美式價值的假面，提供中國人民反思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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