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相對於中國大陸號召「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有家國情懷，也要有人類關懷」，為實現民族復興而奮鬥，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的高蹈紀念。台灣社會或許是疲倦於街頭的民粹主義叫囂，或許是厭煩了假民主之名的選舉分贓，也或許是因為對台灣何去何從的四顧茫然，不但朝野兩黨政治人物若無其事的保持緘默，庶民百姓也陷入2020年大位競逐的混沌焦慮而無暇它顧，就連知識界也自我閹割的一片寂然。

當「科學」被窄化為一種生產技術，而不是一種生活態度；當「民主」窮得只剩下選舉，不再是人民尋求自我解放、實現公平正義的程序和手段；當藍綠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爭先恐後地前往美利堅合眾國朝覲認證；當「去中國化政策」讓台灣人再度淪為美國價值與日本殖民崇拜的精神奴隸….，今天的台灣，五四運動所標誌的反帝愛國主義思想和進步精神就顯得如此「扞格不入」，「紀念五四」成為政治不正確的「時地不宜」。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歷史拐點，是一場由先進知識份子帶頭，以文化運動為路徑，喚起社會大眾思想覺悟，各民族各階層廣泛投入一場反帝反封建愛國主義運動。它是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從器物革新走向制度與文化革命的歷史產物，也是中國現代化歷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還間接的促成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和「農民組合」的成立，深刻地影響了幾代台灣知識份子的反帝愛國主義思想和實踐路徑。從日據時期非武裝抗日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到戰後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最終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被屠戮的地下黨，再到七〇年代重新標舉「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保釣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揭櫫的反帝愛國主義思想、科學民主的現代化判準一直都貫穿其間，內化為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內涵。

深刻聯繫著海峽兩岸歷史命運的甲午戰爭，打破漢代以來華夏居內、夷守四方的「華夷秩序」，也打破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打破鴉片戰爭以來「中體西用」的思想，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器物革新走向制度與文化的革命，為日後的「全盤西化」鋪平道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包含的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啓蒙主義精神，本身就與中國人民為救亡圖存、捍衛民族獨立、自由與尊嚴，追求民族復興的社會動員結構在一起，成為實現中國現代化命題的兩個面向。大陸學者袁成毅就指出：「中國的現代化本來就不是中國社會內部自身現代性積累和成熟的結果，而是對外部挑戰所做出的回應。」

從一般的意義來說，所謂的「現代化」涉及一個社會從小農、小商品生產向機器大工業過渡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領域的總體變革，其中包含廣泛運用自然力（機械力）取代人力的工業化，打破封建束縛讓勞動力能夠自由遷徙的城市化，以及以自由、平等和利己主義作為基礎進行交易的市場網絡化、強調普遍參與的憲政主義和民族國家，以及除魅化、理性化和科學主義的國民精神，說穿了，本質上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

但是，鴉片戰爭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構造，制約了中國自發性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可能。特別是，帝國主義侵略擴張，主要是為了取得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場，必然聯合殖民地封建統治階級（在中國，主要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買辦）共同壓制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無法實現自主的民族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存在著一組看似矛盾又互為條件的命題，那就是，既要「師夷之長以制夷」的學習帝國主義，但又要反抗帝國主義追求民族獨立；既要實現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化，又要超越資本主義，充分動員廣大農民的支持，「自力更生」的轉移農業剩餘來實現民族工業化。

正因為這組矛盾的性質，決定了中國現代化路徑從舊民主主義轉向新民主主義發展，而五四運動則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五四運動後，孫中山為了對抗北洋軍閥，完成國民革命，在內部缺乏強大的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基礎，外部又失去西方帝國主義的金融奧援的情況下，獨排眾議實行「聯俄」、「容共」、「扶持工農」的三大政策，一方面引進蘇聯的軍事技術和財政支援成立黃埔軍校，組建武裝力量；一方面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張，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改造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去世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與其說簡單的說是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勝利，勿寧說是「三大政策」體現了中國特殊的社會性質和國際環境，符合當時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需要，得到廣大中國人民的擁護。可惜的是，北伐期間寧漢分裂，蔣介石清黨，使得原先內在於國民黨的「五四精神」被外部化，不再繼續承擔引領歷史前進方向的進步力量，最終在抗日戰爭勝利的高峰後，短短四年間就丟了江山，退守台灣。

也正是因為這組矛盾的規定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建政後採取有別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方案，一方面進行社會革命建立工農政權，取得農民的支持，自力更生的轉移農村剩餘完成重工業化發展路徑；一方面把握世界形勢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實施改革開放，在初步完成重工業化的基礎上，引進並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性要素，完善國民經濟直奔小康，加速發達進入現代化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俱備的物質生產力與精神文明基礎。也就是說，中國對現代性的尋求始於殖民主義時代，包含抵抗帝國主義和批判資本主義的歷史含義，它是在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條件下才得以進行，並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的，因此，中國的現代性必然是和社會主義實踐連在一起，並且有別於「資本主義現代性」，如今受到西方霸權勢力的質疑和反對，並不意外。但平心而論，也恰恰是因為這種現代化路徑的特殊性，客觀上也留下諸如「城鄉二元化」、「社會主義官僚化」、「現代性與民族傳統斷裂導致倫理失能」等等，有待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要共同克服的難題。

這是一條迂迴曲折的現代化路徑，說明了巴黎和會之後，在重構世界秩序的過程中，中國如何因地制宜的突破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宰制，追求民族獨立、自主與發展的艱辛歷程和國民志氣。這是五四運動留給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共同的精神遺產，也是我們今天之所以要記念五四運動真正意義。從這個角度看，在當前面對世界秩序從一元單極朝向多極共治轉型過程中，如何總結中國現代化的經驗，提供世界上各民族，特別是從殖民地解放出來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一個自主發展的實踐路徑和借鏡，具有世界史格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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