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武漢市江漢區西北湖附近高層建築外牆打出「武漢加油」等字樣。（圖／新華社，空拍機照片，肖藝九攝）

春暖花開，伴隨著武漢疫情的有效控管，也伴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在全球93個國家和地區大面積的爆發，許多在武漢疫情公佈初期見獵心喜，迫不及待「黑污」中國的論點不辯自明，如今只能掠在一旁臉紅心熱，嘟嘟嚷嚷。「武漢防疫經驗」是中國人民，特別是武漢居民用他們的自覺和奉獻，展現出堅韌的集體行動和合作精神，肩負起阻止病毒蔓延的共同責任。作為總結，或許還言之過早，但作為經驗積累，提供給各國以及全球防疫機構作為借鑒，卻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資產。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數據，截止2020年3月8日，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經超過10萬例。3月7日當天，全球新增病例3735例，其中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是102例（其中部分屬境外輸入），除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新增確診3633例。有外電稱，「中國採取的防控措施在世界衛生組織看來是唯一已被證實對控制疫情有效的方法。估計到本月中旬，除疫情中心武漢以外，可能將不會再有新增確診病例。」稍早，由中外25名專家所組成的聯合考察組也在世衛組織總部召開記者會，感謝中國政府的干涉措施改變了疫情的「蔓延曲線」，尤其是全民動員和科學防控的做法，為世界爭取到寶貴的窗口期。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已經解除危機，接下來所要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防範輸入型病例的新增。

遺憾的是，這樣來自國際衛生組織的證詞，並不能杜絕有心人士的悠悠之口。西方人向來秉持單向線性史觀，習慣將自己的現狀視為文明的終點，是人類社會制度與體制完善化的判準，非西方體系的各民族、各國家只有沿著西方的路徑匍匐前進，才能實現自己的現代化進程。因此，所有基於文化與制度差異所展現的有效治理，恰恰成為他們質疑非西方體系國家制度與文明滯後的口實。例如，為了防止疫情大範圍蔓延的「武漢封城」，特別是面臨中國大規模春運的當下，這是個人命關天的大事，整個社會所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決策者所要面對的風險有多高，全面落實的困難度有多少，顯而易見。但是，落在西方主流媒體和政客的口中，這種區隔防控措施就是一種「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的過度反應，是大陸當局極權專制的體現。但是，當病毒在西方蔓延而不得不採取類近中國「封城」的區隔防治措施，因為文化與制度差異所出現寬緊不一的情形，卻成為體現西方民主與自由的「義大利式封城」。又例如，在中國，因為病毒篩檢由中央機構統一發布所造成的時間滯後，就是「隱匿疫情」；在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以「數據不準」為理由，停止公佈接受病毒篩檢與確診人數的公告，就是為了「避免恐慌」。

當然，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先不談武漢「防疫經驗」的良窳，單就治理模式就存在歷史、文化和發展路徑的差異，無法全盤複製，本來就應該因地制宜。例如，西方的現代化導因於小商品生產者的興起和農奴解體，極端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自由主義色彩向來都是現代性判準。而東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其實是面對西方殖民主義擴張不得不然的被動因應，由於農耕文明對於大型水利設施和大規模自然災害防治的歷史積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國家和人民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是一個民族生存、繁衍對抗外部壓迫的不二法門，早已深入人心。這一點，不管從日本的福島核災、中國的汶川地震和武漢疫情治理，我們都可以看到居民自覺服從的積極表現，未必跟表面上的政治體制簡單的直接聯繫。

其次，由於中國特殊的社會性質和國家體制，決定了大陸當局「以人民為中心」，而不以「資本積累」為中心、「以選票為中心」的施政理念。中國大陸實施嚴格的區隔防治措施，所付出的代價不僅止於社區居民人身自由的暫時性讓渡，同時也是生產、流通、消費等涉及社會再生產領域的暫時性中斷，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循環的斷裂。一個涉及1500萬人大型工業城市的隔離，意味著全社會再生產體系停擺，甚至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暫時性休克，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金融危機，所要付出的經濟成本和政治壓力，是西方世界以「資本積累」為中心的政治制度所無法也不敢想像的。它向當前瀕臨崩解的資本主義世界治理體系提出一個嚴肅的命題：到底是人命重要，還是市場信心和經濟發展重要？

再次，西方輿論隔岸觀火、幸災樂禍，將「武漢防疫經驗」歸咎於中央集權體制，甚至再度叫囂所謂「中國崩潰論」。但是，我們所看到的事實，不是滿街的武警、公安和城管，而是將權力直接下放到基層，將城鄉社區的自治委員會推上防疫抗災的第一線「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甚至明文禁止地方政府向社區居民委員會額外攤派工作任務、要求文件等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作風。大陸自建政以來，就有走群眾路線的傳統，在武漢疫情的防治措施中，一般只看到大陸中央和地方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能夠將資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的制度優勢，卻忽略了大陸當局多年來推動基層民主改革，以及將政府職能從政治管理轉換成社會治理的努力。武漢防疫經驗的成功，可以說是大陸十多年以來積極推動「城鄉群眾自治制度」的一次成果展現，是一次基層民主改革的總驗收。全國城鄉社區工作者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所作出的貢獻與犧牲，值可與在抗疫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相互輝映。

最後，相對於西方社會在疫情衝擊下，普遍出現搶購生活物資的恐慌（美國更出現搶購自衛武器），中國大陸在長期社區隔離下，卻能夠做到生活物資供應的基本保障，破除了西方輿論炮製的所謂「人道危機」。這一點，除了要歸功於政府職能的有效管控和社區居民的自覺配合之外，建立在技術革新基礎上的物聯網購物模式的普及化，功不可沒。早在2006年的十六大五中全會，大陸當局就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規劃，多年來在農村地區推動「道路、水電、廣播、通訊、網路」等完善基礎設施的「五通工程」，造就了覆蓋率達國土面積95%，為數將近9億網民的互聯網系統，並在這個基礎創造了全世界最發達網購市場，甚至在疫情中發展出「無接觸購物」、「互聯網診療」和「互聯網上課」等新形式的社會交換和交往模式，實現了「人員隔離、物資流通、資訊暢通」的防疫要求。這一切都不是一蹴可幾，需要長期的積累。

「武漢經驗」之所以讓西方主流媒體如鯁在喉，關鍵不在於病毒的傳播，而在於中國治理經驗的擴散，在一定程度將對早已千瘡百孔，日顯疲態的資本主義全球治理體系敲響警鐘。許多人都為中國在西方話語權下的被動處境叫屈，甚至強調要「講好中國故事」。但是，中國的傳統智慧告訴我們，只有不在乎是非，才能遠離是非。「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中國故事。近日，武漢疫情稍歇，大陸當局就席不暇暖的召開「決戰決勝扶貧攻堅座談會」，開展下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征程，就是這個道理。歷史從不等人，總是把流言蜚語拋在身後。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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