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2018）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推特，發布一張Ｇ7峰會上各國領袖環繞著雙手叉胸的川普劍拔弩張的經典畫面之後，今年Ｇ7峰會上，川普在有關全球氣候變遷的會議中翹頭缺席的場景，再度引起熱議。會議桌上空下的座位豎立著「唐納．川普」的名牌，與場外上萬名關心氣候問題群眾手中的標語，相映成趣。根據川普的助理在會前表述，川普對全球暖化不感興趣，認為G7討論這種議題根本是在浪費時間。稍早之前，日本放送協會（NHK）也做出預測，由於美國在全球暖化和自由貿易等議題上與各國存在著重大分歧，本次法國峰會可能無法達成共識，恐怕不會發表聯合公報。這將是G7峰會史上的第一遭。

2018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推特，發布一張Ｇ7峰會上各國領袖環繞著雙手叉胸的川普劍拔弩張的經典畫面。（圖／翻攝自推特）

近日來，受困於聯邦儲備局遲遲不願降息，以及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喜歡在推特上治國理政的川普，砲火四射，越來越難按耐下自己火爆的脾氣。除了宣布自9月1日起將對中國輸美價值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5%關稅，並將目前被徵收25%關稅的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調升至30%（10月1日生效），還揚言對日本、歐洲等傳統盟友加徵鋼鋁和汽車關稅。一般觀察家認為，美國與歐盟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大的雙邊貿易，2018年美國對歐盟的出口總額是對中國出口的3倍以上，如果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爭端加劇，對世界經濟所產生的衝擊將超越中美貿易衝突。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埃里克．瓊斯就發文警告：「美國和歐洲之間的貿易戰將比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更具挑戰性，因為這將削弱美國的跨國公司，縮小美國公司可以進入的市場規模，並促使美國公司從它們的外國資產中撤資，從而進一步激發外國競爭。」瓊斯表示，此舉將嚴重威脅跨國公司的商業模式，「換句話說，這將消除二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所有結構性優勢。」

喜歡在推特上治國理政的川普。（圖／翻攝自「川普中文同步推」）

川普一連串加徵關稅的舉措，表面上是對中國施加壓力，實際上是在懲罰自己。川普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必然引起中國政府的反制。問題是，中國在加徵美國產品進口關稅的同時，卻逐步下降對其他國家進口產品的關稅。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分析，2018年1月，中國對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國的進口商品平均徵收8%的關稅。及至今年6月為止，中國政府將美國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提高到20.7%，同時把對世界其他地方的關稅降到了6.7%，作為對美國啟動貿易戰爭的回應。其客觀效應是，6月份中國自美國進口的產品同比減少了31%，進口總額下降超過7%，但如果排除美國進口，整體進口情況保持穩定。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和消費者正在轉移對美國產品的進口需求，改向其他國家採購。

尤有甚者，川普政府繼去年3月考慮啓動「國家緊急狀態」，以限制中國對美科技產業投資，又一次搬出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EEPA），要求美國公司退出中國市場。8月23 日，在中國政府決定採取反制措施，對從美國進口的 5078 個稅目、約 750 億美元商品分段加徵10%、5%不等關稅，當晚，川普就在推特上揚言：「特此命令我們偉大的美國公司立即開始尋找在中國經營的替代方案，包括將你們的公司遷回美國本土生產。」消息傳出，包括蘋果、英偉達、美光和高通等美國公司的股價大幅下跌，債券收益率也應聲下滑。

所謂《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是1977年12月由美國第95屆國會通過，由美國前總統卡特簽署生效。根據該法案，當美國遭遇到對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的非尋常的來自外部的強烈威脅時，總統有權宣佈美國進入「緊急狀態」後，以阻止交易、凍結資產或沒收與威脅相關的國家或個人在美資產等制裁方式予以應對。從過去的案例來看，美國啟動IEEPA進行的制裁的原因，絕大多數是由於出現戰爭、動亂、恐怖主義威脅、侵犯人權、跨國犯罪等事件。將之用來處理貿易爭端，特別是為關稅問題辯護，川普是首創案例。

許多人都將討論聚焦於川普下令美國企業退出中國市場，是否逾越了IEEPA的授權範圍和「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宗旨，卻忽略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川普遂行意志的政策能力或法律手段有多少？而在於客觀上能不能做得到！企業界的回應頗堪玩味，他們正在為世界兩大經濟體展開曠日持久的爭鬥做準備，但卻沒有幾家公司打算徹底撤出中國，只不過醞釀把輸美產品的生產線分散到其他地區，但是供應中國市場和非美國市場的產品則繼續在中國生產。他們的考慮是，中國大陸在製造業供應鏈完整的產業配套和集群效應無可替代，從中國撤資雖然可以規避關稅風險，但是業務分散就意味著成本增加、交貨時間延長，同時要面對勞動力短缺和基礎設施不足的挑戰。其次，從中國撤資就意味著退出擁有14億人口，每年6萬億美元銷售總額的中國市場。川普啟動中美貿易戰爭為世界各國的企業打開中國市場的同時，卻將美國的公司關在中國門外，畫面確實有點諷刺。

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從加徵進口關稅、遏制「中國製造2025」、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到加強對台軍售、退出「中程導彈協定」並計劃部署在東亞地區，再到近日把對華貿易談判和香港問題掛鈎，甚至要求美國企業退出中國市場的一連串「組合拳」，頗有擺開對華進行新的冷戰遏制政策的陣勢。問題是，美國傳統的遏制戰略面對今天的中國是否還能行得通？針對這個問題，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文安立在美國《外交》雙月刊9/10月號發表題為《中國行為的來源——華盛頓和北京正在進行新的冷戰嗎？》的文章中作出回應。文章認為，美傳統遏制政策對中國不再行得通，因為中國經歷過長時期的經濟增長後，實力與潛力均超過冷戰時期的蘇聯；同時，今天的全球格局也與冷戰時期大所不同，世界格局由兩極對立變為多極共治。而美國在世界上的總體地位，也從未像川普執政期間這樣衰落，甚至親密盟友也不再將華盛頓視為可靠的夥伴。

文安立認為，從軍事和戰略角度來看，相對於中國，美國確實佔有巨大的軍事優勢。但在過去十年中，東亞的力量對比明顯朝對中國有利的方向傾斜。從經濟上來考察，今天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交織在一起的方式，也跟當年美蘇關係大異其趣。冷戰時期，美國根本無需遏制蘇聯，是社會主義體系國家通過拒絕加入世界經濟遏制了自己。中國則截然不同，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出口，而美國是其重要的貿易夥伴。他認為，試圖通過旅行限制、技術禁令和貿易壁壘等政治手段將美國經濟與中國區分開來是行不通的。從長遠來看，關稅壁壘最終可能會導致中國更加走向自力更生，但對美國聲望卻造成的傷害。特別是，中國呼籲全球團結一致應對氣候變化、貿易爭端和發展不均衡問題，更有可能在海外受到歡迎。這是當年蘇聯在國際關係上所沒有享有過的優勢。

因此，文安立的結論是，快速發展的經濟和技術變革將使美國傳統的遏制政策不再行得通，尤其對中國這樣不打算與世隔絕的國家來說。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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