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國際》

因美國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遽增，在紐約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病逝，而又無人認領的遺體，被安排埋葬在公墓用地哈特島。（圖／美聯社）

關於新冠疫情的反中故事不只是建立在謊言之上，還是為了讓人們忘記新自由主義的失敗。

在1月初，新冠肺炎大體上只在中國存在。而今，只在三個月之後，它在中國境外大範圍傳播，而在中國國內則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目前全球大約有136萬人確診新冠肺炎，其中多於7.6萬人死亡。中國只佔全部確診病例6%，死亡病例4.4%。昨天，中國自一月以來第一次通報沒有新增死亡病例。

與此同時，西方各國進入了全面封鎖，醫院擠兌、市場崩潰。對在這裡的我們來說，疫情的盡頭還是看不到的。

儘管如此，一群意識形態操作者已經將目光放在疫情過後的世界，他們擔心中國將會成為新的全球超級大國。為了避免這種事態，這些人物認為各國應該要求中國為疫情「問責」，在努力地為此製造民意。

政治學者邁克爾·帕倫蒂（Michael Parenti）在其1997年的著作《黑衫黨與赤色分子：理性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推翻》中寫道：「在美國，在長達過百年的時間裡，統治利益集團在民眾之中不眠不休地宣傳反共思想，達到了它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分析、倒不如說更像宗教正統的地步。在冷戰期間，反共的意識形態框架可以把任何關於當年由共產黨執政的社會的資訊轉化為敵意的證據。」

從各種專欄作家、記者和政客的言行之中，我們看到他們在對中國幹同樣的事情。

當中國政府還未對千百萬人實行封鎖的時候，這被說成是出於他們與其積極抗疫、更在乎自己的形象。當中國政府真的實行封鎖後，這就與抗疫無關，而是獲取更多權力的極權主義手段。

當中國通報每日出現幾百名死亡病例的時候，糟糕的數字證明了中國政府的無能。當死亡病例逐漸減少的時候，這就是中國政府虛構數字的證據。

當國際上各大衛生組織對於中國處理疫情發表任何稍有批評意思的言論時，這就是中國應當被懲罰的證據。當它們發表任何肯定中國的言論時，那就是它們已經被中國買通了的證據。

當中國還沒有向外國提供援助的時候，中國被描繪為殘忍的國家。當中國真的向外國提供援助的時候，這就被說成是宣傳攻勢。

當中國公民抱怨他們的政府的時候，這被說成是整個國家即將崩潰的徵象。當中國公民讚賞他們的政府的時候，這就是他們被強迫或洗腦的證據。

因為新冠肺炎顯然是源自中國的，因此在某程度上，在談論疫情時大多會提及中國。然而，這不是意識形態操作者們一心聚焦在中國的原因。他們關注的是反中宣傳的意識形態功能。

那些在西方掌權或依附權力的人們，看到了他們的政府的抗疫失敗，但又不願意承擔任何責任。因此，與其批判自己推行了、又或者沒有推行什麼抗疫政策，他們更樂於將憤怒推向外部。

舉例說，美國網媒《Daily Beast》在3月21日報導，洩密者向他們提供了一份美國政府的電文，其中包括了「［美國］官員該如何回答或評論關於新冠病毒和白宮發表的與中國相關的回應的指導方針」。不出所料，這份指導方針要求美國官員在發言或回答傳媒問題時將疫情歸咎於中國。

那些沒有掌權的新自由主義者們，例如右派記者們，知道他們的意識形態完全不能處理疫情並因此被抨擊。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立場，便將責任轉移給一個在正確的方面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同的外國。攻擊中國一方面明確地為這種目的服務，也為反對共產主義創造機遇。正如帕倫蒂所指出，人們在長達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被培養了對共產主義的仇恨。

舉例說，加拿大媒體集團Postmedia的執行編輯凱文·立彬（Kevin Libin）在其刊登在3月23日《民族郵報》（National Post）的文章中寫道：「我們應該是可以堅持下去的，但世界再不能承受在威脅我們的集體健康和幸福的中共政權。」

這些針對中國的攻擊是毫無道理的。我在下文將會拆解媒體上最常見的三種反中故事，揭露它們如何建立在謊言或半真半假的陳述之上。為了確定這些論述的組成部分，我讀遍了在從1月到4月初為止，在《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民族郵報》（National Post）、《多倫多太陽報》（Toronto Sun）和《渥太華公民報》（Ottawa Citizen）上刊登的所有針對中國和新冠肺炎的評論文章。

故事一：中國監禁了一名吹哨者

關於新冠疫情的反中故事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中國政府逮捕了或監禁了一名新冠肺炎的吹哨者。

故事是這樣的：一名醫生發現了新的病毒，嘗試讓世界知道，因此被逮捕和監禁，然後死於病毒。論者們聲稱中國這樣做是為了掩蓋致命病毒的存在，因此造成了新冠肺炎更快更廣的傳播。

這個故事大部分是虛構的，或起碼是從半真半假的陳述構建出來的。

李文亮醫生是眼科醫生，不是流行病學者。他起初把新冠病毒誤以為新的一次非典爆發。在12月30日，他將這個說法和病人的醫療紀錄，在一個微信群和幾位同事分享，而不是向任何醫院或公共衛生機關報告。李文亮並沒有遭到逮捕或監禁。在1月3日，在微信群訊息被截圖外傳造成恐慌之後，李文亮被傳召到某派出所。在那裡，李文亮因發表關於非典爆發的不實言論而被訓誡，被要求簽署承諾不再傳播這種錯誤訊息的文件後自由離開。不幸地，李文亮醫生確實在2月7日因新冠肺炎逝世，據報他是被一名他治療的病人感染的。

西方媒體關於李文亮醫生的說法，也起到了淹沒另一串事件的作用。

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察覺到四名求診的疑似肺炎病人——一對老兩口、他們的兒子還有一位來自某海鮮市場的商戶——都有同樣的不尋常CT影像，因此相信他們患上了不正常的病。第二天，曾在2003年抗擊非典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張醫生，將有關情況向院長匯報。在之後的兩天期間，省和市的疾控中心獲得了有關訊息，並啟動了對張醫生所在的醫院的全面調查。

上述事件全部都在李文亮醫生在微信群發佈訊息前發生。張繼先醫生並沒有因上報可疑病例而被懲罰——省政府還嘉獎了他。

我用了ProQuest資料庫搜索我在上文提及的五份報刊的全部實體版內容。李文亮被提及了44次，張繼先則是完全沒有。

故事二：中國的反應不夠快

反中故事的另一個核心部分，在我查閱的全部評論文章都有出現：那就是中國出於惡意而沒有盡快應對疫情爆發。

在這裡只引述我查看過的大量例子中的若干語句：「北京威權政府隱瞞了關於［病毒的］來源、傳播和嚴重性的資訊好幾個星期。」；「只在1月20日，即病毒被首先發現的40日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才第一次下令控制疫情，然而為時已晚。」；「我們知道他們在通知［世界衛生組織］之前就隱瞞了疫情起碼一個月」；「［中共政權］將當時不知名病毒在武漢肆虐的訊息包裹在共產黨的沈默守則之下、視為秘密，直至事態洩露。」

這些文章全部都沒有提及處理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的各種獨特困難：從察覺不正常的事情正在發生、到識別病毒和確定其危險程度的整個過程都需要時間。這種查證病毒的工作不應該被看作是中國只為本國而做的事情，它實際上是為全世界而做的。任何一個國家遇上了疫情爆發，都會需要做中國做過的事情；在採取影響廣泛的抗疫行動之前，必須要經過若干的步驟。

承接上一段提及的事件，下面是中國抗疫工作的一種時間線：

12月31日，即在張繼先醫生察覺到不正常的CT影像的幾天之後，武漢市衛健委發表了有關的情況通報。在同一天，中國官員通知了世界衛生組織。在1月1日，當局封閉了他們相信病毒從動物傳播至人類的那個市場，一天後世衛組織啟動了其事件管理系統。1月7日，中國分離首株新冠病毒毒株。以上全部發生在首宗確診死亡病例（1月9日）出現之前。

1月12日，中國與全球分享開發檢測工具必須的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次日，泰國發現中國境外的首宗新冠肺炎病例。

到了1月14日，世衛組織仍指出當時「沒有人傳人的明確證據」，這是決定一種病毒的危險性的重要指標。在一週多後才確定有人傳人病例。到1月30日，世衛組織才宣布新冠疫情為全球衛生緊急事件。

換言之，關於新冠肺炎在中國及其鄰國肆虐多時後，中國政府才採取了任何行動的說法是虛假的。這不是說中國的應對是完美的，但完美會是怎樣的情況，恐怕是沒有人能說清楚的。

關於中國應對疫情爆發夠不夠快，在當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在疫情過去後很久、當人們能夠從全局看待事物的時候，我確信這個問題將會被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各方辯論和調查。但在當下，我們可以先看看專家們對於中國抗疫表現的評價。

1月30日，世衛總幹事召集的突發事件委員會發表的聲明寫道：「對中國政府最高領導人的領導作用、政治承諾和在透明度方面的決心，以及為調查和控制當前疫情所做的努力，委員會表示歡迎。中國迅速識別了這一病毒，並分享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導致迅速開發了診斷工具，使其他國家能夠迅速作出診斷和採取防護措施。」

在其同日發表的一系列推特之中，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寫道：「在不少方面，中國正在為應對疫情爆發制定新的標準。」

世衛組織在2月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面對此前不為人知的一種病毒，中國推出了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抱負的、靈活的和進取的遏制疫情的行動。」報告進一步說：「中國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們在分離病源病毒毒株、制定檢測工具和確定關鍵傳輸參數（例如傳播途徑和潛伏期）中展示的驚人速度，為中國的抗疫戰略提供了必要的證據、為抗疫工作爭取了非常寶貴的時間。」

像這樣的評價還有很多。但問題來了：為什麼專欄作家們覺得自己比世衛組織更有資格評價中國的抗疫工作？有些人會說世衛組織在撒謊，但哪一樣是更可能的：世衛組織被陰謀封口，還是一個禮拜前還在寫關於網上羞辱的文章的那種專欄作家搞錯了？

故事三：中國要為全球危機負責

那些現在還指控中國沒有及時應對疫情的論者們，大概不是出於關心中國公民的福祉。或許，在疫情剛爆發時，他們曾經有過這種動機，但隨著有13億人口的中國成功地將死亡病例控制在大約3300人左右，這些關注似乎有別的動機。

這些論者有時明確地說出來、在別的時候則暗示的理由，是他們認為中國導致了新冠疫情在別國的大量傷亡。這裡只引用表達這種想法的大量頭條或聲明的幾個例子：「中國的謊言讓新冠病毒爆發得以擴散」；「現在整個世界在為北京的行為付出慘重代價」；「病毒本身不是陰謀，而只是北京幕後操縱者們悲劇地搞砸了的一場天災。」

這些說法是絕對錯誤的。儘管可能難以接受，新冠疫情在我們身處的西方各國之中造成的慘重傷亡，差不多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政府的罪過。箇中最明確的例子，就是南韓和美國處理新冠疫情的鮮明對比。

南韓和美國都在1月20日通報了其首宗確診新冠肺炎病例。由此至今，在本文撰寫之時，南韓通報了大概1萬2百宗確診病例、其中192人病亡。與此同時，美國通報了超過36萬7千宗確診病例、其中1萬9百人病亡。按兩國人口比例，美國的確診病例數是南韓的5.6倍，病亡人數是南韓的9.5倍。

美國總統川普最近預測，新冠疫情在美國發展的最好結果是10萬至24萬人病亡（儘管收集相關數據的專家們已聲明，他們不知道川普是怎樣由此推出他的數字的）此時的南韓則似乎遏制了病毒，在4月7日只通報了6名死亡病例。

這些鮮明的對比，完全是由兩國不同的抗疫政策所造成的。

舉例說，在3月中，當南韓已為29萬人進行新冠肺炎檢測之時，美國只做了6萬件檢測。按兩國人口比例，南韓的檢測數量是美國的31倍。據美國《民族雜誌》（The Nation）報導：「南韓的很多檢測在全國各地的免下車中心進行，任何要求檢測的公民都可以免費得到，結果在6至12小時內通過手機短訊或電郵發出。」

再者，南韓人被鼓勵戴口罩，口罩的供應是穩定的。人們每週可以從藥房索取兩個口罩，分配順序由每人出生年份的最後一個號碼決定。與此同時，口罩在美國嚴重短缺，前線醫護人員亦不能免。近日來，美國政府竟然訴諸了攔截他國訂購的口罩和要求廠商終止向別國（包括加拿大）輸送口罩的手段。

南韓不只是唯一抗疫表現比美國，或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國更好的國家。舉例說，人口9500多萬的越南，只有大約240名確診病例，無一人病亡。越南資源短缺，抗疫成功的主因不是大量檢測，而是積極追蹤接觸者、嚴厲執行隔離、徵召醫學生和退休醫護人員參加抗疫。

以上種種都是為了說明，無論中國當初如何處理新冠疫情，都同今天我們在西方各國看到的厄運無關。恰好相反，正如記者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在《每月評論》中主張，中國在事實上為全世界爭取了時間。因此，現在陷入了危機的那些國家的困境，全部出於他們推行的政策。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承擔抗疫失敗的責任，而不是中國。

我之所以寫了這篇文章，是因為如果任由關於中國的謊言傳播，從而掩蓋我們西方各國現在遭難的前因後果，將會導致這兩種結果：一，降低人民對我們自己的政府的義憤，而只有人民的義憤，才能迫使政府採取行動挽救最多的人命；二，把新冠肺炎造成的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說成是一個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外國政府的罪過、而不是本國資本主義的失敗，將會妨礙我們在疫情過後建設我們希望見到的社會主義世界。

這裡的第二點，不管你如何看待中國，對所有左翼的人來說都是至關緊要的。像帕倫蒂所指出：「古往今來，很多左翼人士都沒有意識到，不論他們是不是共產主義者，那些為社會弱勢族群爭取社會變革的人們，都會被保守派精英扣紅帽子。對於統治利益集團來說，無論是『共產主義顛覆分子』還是『忠於國家的美國自由派』挑戰他們的財富和權力，都沒有太大分別。他們都面目可憎，都會被扯在一塊。」

隨著反中宣傳越演越烈，東亞裔人民在西方因此成為仇恨犯罪的目標，左翼有進行反擊的責任。

◎文章來源：《國際》─不要把你們政府抗疫失敗的責任推給中國
◎英文原文：Don’t Blame China For Your Government’s COVID-19 Fail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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