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以「小爭執」形容近來中美貿易談判的發展。經過一年多來，11輪的談判，中美貿易摩擦仍然無法獲得圓滿解決，可見其中存在「大分歧」。

這些分歧可以歸納為三大類：1、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2、「強迫」外國公司進行技術轉讓，以作為其進入廣闊中國市場的前提條件；3、停止政府補貼搞產業政策，即《中國製造2025》。

對於美國的第一項關注，中國一再聲明中國並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由於計算方法不同，中國海關的數字和美國商務部的數字，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貨物貿易方面中國有順差；但在服務貿易方面，美國有順差，兩相抵消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就大大地降低了，更何況這些利潤約有50%落入中美合資的公司口袋中。中國曾屢次提出，減少美國貿易逆差的最佳辦法，就是美國開放高科技設備輸出中國。但美國總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對中國售出這些設備。因此無論中國如何擴大美國農產品的進口，還很難彌補美國的貿易逆差。美國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認為美中兩國的貿易逆差，歸根結柢是美國經濟結構的問題。美國人民消費遠大於儲蓄，美元仍是世界貿易的通行貨幣，美國仍是世界金融霸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很難找到另一種貨幣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國對世界上102個國家都存在貿易逆差，只要保持金融霸主地位，就可以用美元購買世界上價廉物美的貨品，因此貿易逆差並不是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最主要癥結。

其次是「強制性技術轉讓」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美國主導建立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貿易組織，都積極鼓勵技術由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世貿組織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鼓勵它們的公司對不發達國家轉讓技術。根據國際通行慣例，當外國公司投資某些領域，必須與當地公司組建合資企業，而按照合資協議，要求這些公司必須進行技術轉讓。從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這屬於正常的商業慣例，所以不涉及強迫，因為如果外國公司不同意該規定，是完全可以拒絕，然後離開中國。然而，鑒於中國經濟巨大的市場規模，以及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這些都為中國企業提供了重要談判籌碼。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最近公佈的一項研究，目前中國合資企業數量僅占本國外國投資的四分之一，而在20年前，這一比例為三分之二。即使中國取消該規定，一些 外國公司仍會成立合資企業，因為與當地市場的知名企業合作，通常對它們更有利。根據2017年的資料，中美企業合作，中國方面有沒有要美國求駐華公使轉讓技術？說沒有的占了81%。中國在過去5年來正在越來越尊重智慧財產權，2017年中國在保護智慧財產權方面的改善度有96%。

接下來就是《中國製造2025》，即中國政府的科技發展規劃這一重點問題。要求中國政府放棄該計畫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不僅涉及國家主權而且攸關中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大計，它是今後中國從「製造大國」向「製造強國」進發的藍本。

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制定本國發展規劃，尤其是後發國家為了追趕先進國家更需要制定產業政策。美國經常被認為是一個自由放任、從來沒有產業政策的經濟體制。然而，歷史和事實都顯示，美國採用的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宣揚自由放任、而經濟實踐中大量運用產業政策的經濟體制。從18世紀獨立建國到現在，美國政府的各類產業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並由美國立法機構、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共同實施，對美國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791年12月，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向國會提出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可以說是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一份產業政策。報告主張「工商立國」，著重論述了為什麼要鼓勵製造業，並在參照西歐各國政策基礎上，提出了11條保護製造業的措施。出於某種程度的必然，美國歷史上幾位最偉大的總統，從建國伊始的華盛頓、維持南北統一的林肯到實現全面振興的羅斯福，無一不是漢密爾頓的產業政策傳統的堅定實踐者。其中尤其是羅斯福的「新政」最為人們所樂道，在此期間，美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大大地增加了，美國產業政策的邊界被大大地擴充了。

為了推動本國經濟計畫的發展，世界各國政府部門都提供國家補貼。為了確保美國的全球創新領導者地位，政府對研發活動給予龐大的資金支援。20世紀，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主導了互聯網、半導體、高溫超導、核能、高清晰度電視等一系列重要科技產品的研發、甚至帶動了「矽谷」的創新與繁榮。蘋果公司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它成功地搭乘上了能支撐iPhone和iPad的、由國家大規模投資帶來的「革命性」技術浪潮。最近川普為了打貿易戰先後提供了約280億美元的津貼給農民，威斯康辛州為了吸引富士康公司的投資，給了15年內40億美元的免稅和補貼。紐約為了吸引亞馬遜公司在長島市設立第二總部給了30億美元的免稅和補貼。

英國是世界工業化的源頭，其他國家的工業化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英國的影響。而美國的工業化在仿效英國方面可以說是最為成功的。當19世紀美國開始工業化的時候，它是踏上了一條大不列顛早已指明的道路。從技術的引進到紡織工業的興起，它似乎就是英國工業化的翻版。1790年1月，英國織工撒母耳‧斯萊特突破英國的移民限制，到達普羅維登斯，並在布朗家族的支持下，建立起北美歷史上第一家阿克萊特式水力紡紗廠，從此不僅英國的紡織技術在美國傳播開來，而且在紡織工業的帶動下，其他行業也紛紛轉向工業生產，從而引起整個北美經濟的巨大變革。

1814年原是從事航運業的波士頓商人洛厄爾，利用到英國養病的時間到曼徹斯特去，極其仔細地觀察著工廠的結構和操作規程，然後隱蔽在旅館房間裡繪製工廠和機器的樣圖，並把圖樣偷運出境。洛厄爾回到美國後，創建了波士頓製造公司。該公司在麻州沃爾瑟姆建立紡織廠，這是 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廠，它成功地把幾個生產流程集中到一個工廠內，利用機器完成。

美國並不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技術革命主要新技術的發明者，鋼是在英國、內燃氣和化學是在德國首先取得突破的，即使在電力和電學技術方面，美國最初也不佔有領先地位。採取「搭便車」策略從領先國家引入先進技術加以學習改造，是後發國家的優勢。美國在整個19世紀仍然依賴來自歐洲的技術進步—先是英國和法國，接著是德國和瑞士。但美國的企業不但非常善於模仿，而且非常善於根據本國的資源稟賦狀況對來自歐洲的先進技術進行適應性改造，煉鋼業中的兩項重大創新，貝塞麥轉爐和西門子平爐被成功引入美國並得到廣泛利用，以及蒸汽機車能夠迅速模仿並迅速建廠製造，使美國工業化迅猛發展，就是最好的例子。

美國從1776年建國到20世紀初，利用不到150年的時間實現了工業化，確立了世界工業霸主的地位，特別是在1861年之後的50多年間，美國工業實現了由大到強的轉變，與其他發達國際相比，在發展品質上遙遙領先。目前中國工業所處的階段和發展環境與19世紀美國由大到強的轉變期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國的經驗能夠給中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重要的借鑒。

中國改革開放用了4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世界通過150年走過的歷程，其間也經歷了學習—模仿—改造—創新，建立了全球門類最全的工業體系，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工廠。中國想要百尺竿頭更上一層，這就是《中國製造2025》。

2015年10月公佈的《中國製造2025》固然是中國的製造業到了從價值鏈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階段，也是應對國外紛紛提出「再工業化」和「工業4.0」等計畫。這項政策指出2010年以來中國已成為「製造大國」，希望到2025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中國選擇了10大優勢和戰略產業做為突破點，希望將資訊科技與製造業相結合，同時推進兩個百年的目標並與一帶一路對接。美國認為這將威脅到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因此，明白表示反對。川普對與《中國製造2025年》相關產品和技術的貿易一律亮紅燈。美國兩黨許多國會議員認為，《中國製造2025》威脅美國科技業。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可‧盧比奧更推動法案對抗《中國製造2025》。

川普用以上三大分歧作為他發動對華貿易戰爭的理由，這些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但卻經不起細究，因為美國在經濟發展的歷史上，都曾用過這些手段。在這些分歧中，第一和第二項都比較容易協商，而川普聚焦的第三項卻不容易妥協，因為它涉及的不是簡單的貿易問題，而是產業和科技的較量，而歸根結底則是大國的政治博弈。《中國製造2025》是一個有關中國製造業長遠前景的藍圖。這一戰略的焦點是促進中國從提供廉價勞動力，依賴國家大公司型的製造業升級為一個獨立的依賴於國內科技發展為主的製造業體系。這個願景的推動者不只是黨政高層領導人，推動這項計畫的力量也來自基層，來自中國各地那些認識到不現代化、不轉型升級就會被淘汰的企業和城市。

中國產業政策依託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微觀經濟基礎，即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因此政府的津貼是順理成章的。川普要中國放棄《中國製造2025》，等於是要它繳械投降，這是根本辦不到的。

中美貿易之間存在的三大分歧，挑起者是美國，而在理者是中國。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今天的中國有實力、無所懼。因此，敢於理直氣壯地說：「要談，大門敞開著；要打，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