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話是古漢語的活化石
《重新認識台灣話》序

◎作者｜呂正惠（台灣清華大學、淡江大學榮譽教授、人間出版社負責人）

一

我的好朋友鄭鴻生，從小生長於台南府城的中產之家。他們家有文化，祖父一代上過私塾，能用閩南語讀書音誦讀中國古籍和唐詩宋詞。父親一代受過比較好的日本公學校教育，完全不會閩南話讀書音，日語學得不錯。鴻生說，父親長大後，沒有辦法跟祖父溝通，因為祖父沒有從日語學會西方現代化知識。鴻生是台灣光復後最早期接受國民黨完整教育的年輕一代（他生於1951年）。他的國語學得不錯，他能用國語流暢的表達國民黨教給他的反共意識和現代化思想。現在情況反過來，沒有學會國語的父親，已經無法跟鴻生溝通了。鴻生三代之間彼此很難順暢交談，主要是因為他們家經受了兩次政權轉換，父親沒辦法再學閩南語讀書音，而鴻生則可以不學日語，直接學國語。雖然他們三代都講閩南話，但在日常生活之外，祖父學的是閩南語讀書音，父親學的是日語，鴻生學國語，他們的知識語言是彼此不同的。鴻生高中以後才逐漸認識到這種困局，因此下定決心自己獨立學習閩南語讀書音（鴻生稱之為「典雅閩南話」），從而學到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另一套「台灣話」。這個時候，鴻生才完全清楚，他從小所熟悉的閩南話，其實主要是閩南話的「白話音」（即口語），他祖父所傳承的那一套傳統的閩南話讀書音，因為殖民統治的關係，已經被日本人有意的切斷了。台灣光復以後，台灣的閩南子弟基本上已經完全忘記了閩南語讀書音那一套語言，他們現在學習的是中國的國語（即大陸所謂普通話）。

鴻生後來參加了傅萬壽先生所開設的「典雅閩南話」讀書班，系統的學習了閩南話的讀書音，他可以用這一套讀書音來誦讀唐詩宋詞和中國文化經典。但鴻生並不以此為滿足，以他從小熱愛中國文史的習性，他進而想追問一個歷史問題：為什麼閩南話會有一套讀書音系統，還有另一套口語系統？透過閱讀歷史書籍，鴻生當然知道，住在中國北方的漢族因為中原戰亂而輾轉南遷。其中遷移到福建的最後形成了漢語方言中的閩語，而閩南話就是閩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支。鴻生花了很多時間閱讀中國的歷史和漢語語言學的歷史，才逐漸了解北方漢族南遷到福建的過程；並且也終於認識到，主要在福建形成的閩南話（除了福建南部，浙江南部一小塊地方，廣東潮汕地區和雷州半島，還有海南島，都是閩南語流行區），為什麼會產生口語和讀書音兩個系統。鴻生原來就讀於台大哲學系，畢業後到美國留學，改學電腦，獲得碩士學位。在電腦專業上工作了十多年後，終於下定決心辭職，從事自己一直深感興趣的文史寫作。他並不是一個專業的漢語方言學家，因此他謙稱自己寫的這本書只是「讀書筆記」。

其實鴻生追尋閩南話形成過程的苦心，在講閩南話的台灣知識分子中，是極少有的例外。台灣光復後成長起來的、講閩南話的知識分子，都碰到一個類似的大問題，長期困擾著我們（講客家話的也有類似的遭遇，不過這裡只限於討論講閩南話的人）。最後他們（也就是我們講閩南話的大部分人）把這個問題完全歸罪於國民黨。他們說，國民黨和荷蘭人、鄭成功、清朝，還有日本人一樣，都是外來的殖民者（先假裝公正，把日本人也列入殖民者中），國民黨把他們的殖民語言（中國話），也就是我們習稱的國語，強迫灌輸給我們，讓我們不再能講日語，只能改學中國話（曝露狐狸尾巴，明顯偏愛日語）。而且國民黨還非常瞧不起台灣話（即閩南話），禁止我們講方言，所以我們才會台灣話也講不好，中國話（即國語）也講不好，我們這種語言困難，完全是國民黨的「再殖民政策」造成的（其實正如前面所說，閩南話的讀書音是被日本人有意切斷的，主犯是日本的殖民政策，根本不是國民黨。國民黨教我們國語，起碼是從外國話的日語回歸到中國的通用語――國語）。

閩語分布圖（中國語言地圖集第二版）

這是一種非常簡化、非常荒唐、毫無歷史知識的「胡說八道」。首先，「國語」只是漢語中的一種「通用語」，在國語之外，漢語還有很多方言，如吳語（上海話、蘇州話等）、粤語（廣東話）、客語、閩語（福州話、閩南話等）。國語和閩南話都是漢語，是漢語的分支，而日語完全是外國話，和中國話完全不一樣（只是自唐代以後，日語不斷的從中國輸入各種詞彙，所以日語中才有許多漢字）。另外，他們也不知道，閩南話除了日常口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讀書音，可以閱讀中國經典和唐詩宋詞，而這種讀書音的失傳，其根源就在於日本的殖民統治。不過，由於長期以來台灣的閩南人對國民黨政權的厭惡（國民黨治台初期的許多劣政，也是不容否認的），以上這種「胡說八道」竟然深入人心，極難祛除。台獨理論完全不知道閩南語和漢語的淵源關係，卻把「國語」看成是中國話，而把「台灣話」看成是和中國話毫無關係的另一種話，把兩者對立起來，好像是完全不相同的兩種語言，這不是毫無歷史知識的「胡說」嗎？

鴻生是深通中國歷史文化的人，他根本不相信這種胡說。反過來說，正因為他有深厚的中國歷史文化素養，他才會花大力氣的寫這樣一本「讀書筆記」。他想正本清源的告訴大家，閩南話是漢語方言中歷史積澱最深的一種，從閩南話最能夠看出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我完全能夠理解鴻生的苦心，因為我也是從小講閩南話的人，進了小學才開始學國語，也開始熱愛中國文史。作為從小講閩南話的人，我學國語的經驗和鴻生極為類似。雖然我們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差距頗大，但我們在追尋閩南話和中華文明的歷史關係時，卻完全是心志相通的。

我比鴻生大三歲，因為生於年尾，八歲才入學，學制上比鴻生高兩屆。跟鴻生相比，我是純粹的農民子弟，我生長的小村子在嘉義靠海邊的地方，所以我跟鴻生一樣，是屬於嘉南平原上講同一種閩南話的人。但我們村子基本上沒有文化，在我的印象中，很少人會講日語，日本的統治對我們影響非常小。這一點跟成長於府城中心的鴻生有很大的差別。因為父親好賭，很早就賣掉農地，我從小學時代就遷居台北。所以我比鴻生更早認識到閩南話漳州音和泉州音的區別，如我們把「筷子」叫做tī，把「豬」叫ti，而我們所租房子附近的人，把筷子叫tū，把豬叫tu，我們偏漳州音，他們偏泉州音。還有一個經驗對我來講也很深刻，我的作文一直寫不好，因為我的國語不如台北人好。一直到高中時代，我的作文才勉強跟上台北人。（鴻生講得很對，根本在於城鄉差距，而不是省籍差距。）

廈漳泉方言發音的差異舉例（圖片來源：徐榮《漢語方言深度接觸研究》，2012年）

不過因為我很早就上台北，所以我中學時代就開始喜歡學習國文、歷史、地理等科目中的中國文史知識（如果我繼續待鄉下，學習的機會就會差很多）。雖然我的數學、理化也學得不錯，但在高中考大學時，我還是選擇文組。我高中讀的是建國中學，而建國中學很少人讀文組，我們那一屆全部1200多名考生，就只有22人報考文組，那時候我真夠「勇敢」的吧。那時李敖正風行於台北讀書界，我受李敖影響，已經決心要當一個中國文史學者。（鴻生聯考時，受費孝通影響，由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社會系，後來才發現，這種社會學跟費孝通的社會學毫無關係，才因仰慕殷海光而轉到台大哲學系，那時候我已是本科四年級的學生了。）

圖為《增補彙音妙悟》（1831），初版《彙音妙悟》為清朝嘉慶5年（1800年）晉江人黃謙（字思遜，號柏山主人，南安水頭文半村人）

據《閩音必辨》一書所編寫的一部以泉州音南安腔為主的閩南語音韻學書籍。在台灣使用類似腔調的地區為汐止、三峽、林口等地。

我所以選擇讀文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高中時喜歡上了中國古典詩詞，我在台大中文系讀了七年書（從本科到研究所），一直以唐詩宋詞為主要研讀對象，我的碩士、博士論文寫的也都是唐詩。正因為研究唐詩，我才開始注意閩南話。

我讀本科三、四年級時，台大正流行英美新批評，我也很受影響。不過，我跟其他學詩詞的不一樣，除了新批評所重視的意象和結構分析之外，我還受到系裡的資深教授鄭騫先生的影響，也重視詩詞中的格律。因此，我很容易就發現，詩詞中的入聲字和入聲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了解這一點，很難深入理解詩詞藝術的許多微妙之處。譬如，宋代詞人柳永的〈雨霖鈴〉整首押入聲韻，而現在的國語是沒有入聲的，所以如果只用國語來朗讀，就很難體會這首描寫離別的詞所表現的那種哽噎之情。我們班上有一位香港僑生，曾經在大家聚會的場合，用廣東話朗讀〈雨霖鈴〉，讓我深感意外，因為那種效果完全不是普通話所能比擬的。我知道閩南話也保留了入聲調，因此努力的學習閩南話讀書音，想要用閩南話讀書音來朗讀〈雨霖鈴〉。剛開始念起來還不太順，後來不斷的練習，終於可以讀得很順。以後自己上課講這首詞時，就曾用閩南話讀給學生聽，讓學生了解什麼叫入聲韻的特殊效果。

跟這一點有關連的是，因為普通話已經沒有入聲調，入聲字在國語中分入平聲、上聲、去聲三個聲調，這樣就變成不押韻了。很多唐詩宋詞，現在念起來好像是不押韻的，最明顯的例子，除了柳永的〈雨霖鈴〉之外，還有李清照的〈聲聲慢〉（鴻生還舉了李白著名的〈將近酒〉為例，證明在現在的普通話裡，很多原來押韻的地方變成不押韻了）。五四以後寫新詩的人認為寫詩可以不押韻，可能是因為他們讀古詩詞時，在很多作品中並沒有感覺到整首作品是有押韻的，這真是很嚴重的錯覺。

《將進酒》閩南語注音（文讀）

因為這層關係，又因為我自己從小在鄉下一直講閩南話，所以在大三碰到《漢語音韻學》（傳統叫作《聲韻學》）這門課，我就學得特別用心。考研究所時，《聲韻學》是必考科目，單單這一門，我比這門科目的第二名足足多出三十分，這就保證了我一定錄取。鴻生讓我看他的書稿，以為中文系畢業生聲韻學一定很內行，其實遠遠不是。中文系學生絕大部分都以學聲韻學為苦差事，但求過關，一拿到學分早就忘光了（這裡講的是台灣的中文系，大陸的中文系就更不重視聲韻學了，大陸凡研究古代詩詞的，普遍不重視韻律，其偏頗更甚於台灣）。鴻生不知道，中文系學者能夠讀懂他的書的人，其實人數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我很佩服鴻生，居然透過自我學習，懂得那麼多漢語音韻學（這是西方用語，傳統術語是聲韻學）的知識。去年八、九月間疫情最嚴重時，我在北京隔離三週。我有很多空閒時間，才有可能仔細閱讀這本書稿，重新回想以前讀過的聲韻學知識。所以，厲害的不只是鴻生，我也勉強算得上是一個吧（難得可以這麼自我吹噓）！

二

現在有不少人已經知道，漢語方言中保留最多唐音的，要屬閩南話，在這方面，連廣東話和客家話都還比不上。其實，閩南話裡也保留了一些唐以前的詞彙。舉兩個最明顯的例子：

鼎

在普通話中很少人用這個字，因為這個字太古老了。「鼎」是國之重器，成語「問鼎中原」的「鼎」就是這個意思，在宗廟祭祀中，「鼎」也是重器。但在閩南話中，「鼎」（音tiánn）卻是煎、煮的炊具，有大小之別，大小之間可以差別很大，不過卻是最普通的炊具，也可以用來炒菜，在閩南話裡是常見的詞彙，一般口語都用。在普通話裡，這個字極少用到。這就說明，閩南話中的「鼎」是非常古老的字，從古代一直保留到現在。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箸

在閩南話的口語中，這是個單音詞，念tī，其實就是普通話中的「筷子」，而「筷子」卻是雙音詞，這是唐宋以後才有的，以前用的是「箸」這個單音詞，客家話可能還用這個詞。「箸」比「筷子」古老得多。凡是現在普通話已經不用、而閩南話口語中還常用到的單音詞，應該是從很早以前就保留下來的。

閩南話口語中還有一對單音詞，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代，那就是：「行」（音kiânn）和「走」（音tsáu）。這兩個詞，現在的普通話改用「走」和「跑」。請看《孟子》中的一段話：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孟子．梁惠王上》）

「棄甲曳兵而走」的「走」就是「跑」的意思。閩南話口語中的「走」字也是「跑」的意思，其詞意和《孟子》所用的「走」字完全一樣，說明閩南話口語中的「走」其詞意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子》。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論語．述而》）

這句話翻成現代白話，就是：「三個人在一起走，其中一定有人可以當我老師。」在這裡，「三人行」的「行」字就是現在白話文「走」的意思。現在的白話說：「走，走，我們去看電影。」這句話用閩南口語來說，就是「行，行，我們去看電影。」實際上在閩南話中我們確實是這樣講的。這就證明，閩南話口語中的「行」和《論語》「三人行」的「行」是同一個意思，就等於現在白話文中的「走」字。「走」和「行」這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閩南話的古老，因為其詞意可以追溯到《論語》和《孟子》。

還有一個例子也很重要。有些地方的閩南話，把「書」說成「冊」，把「讀書」說成「讀冊」（我生長的地方就是這樣）。很早以前，中國人是把文字寫在竹簡或木簡上，因為每個簡片寫的字相當有限，一篇文章要寫在很多簡片上，然後再用繩子串連起來，「冊」就是繩子串連兩個簡片的象形字。由此可見，閩南話口語中的「冊」來源是非常古老的。

以上所說的是，閩南話口語中來源比較古老的詞彙。閩南話也有很多詞彙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只是這些詞彙現代白話已經不用了，所以當我們在唐代文學中看到這些詞彙時，會覺得有點奇怪，不知道要怎麼解釋。譬如：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李白〈月下獨酌〉）

「解」這個詞，在閩南話口語中念成ē，是「曉得」、「懂得」的意思，「不解飲」其實就是「不懂得飲酒」。唐詩中的例子很容易找，譬如：

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李白〈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世人解聽不解賞，長飆空中自來往。（李頎〈聽安萬善吹篳篥歌〉）

入春解作千般語，拂曙能先百鳥鳴。（王維〈聽百舌鳥〉）

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杜甫〈洗兵馬〉）

鴻生引述梅祖麟教授的說法，認為這是南北朝至唐代口語中常用的詞彙。後來的北方官話並沒有這個詞，而用「會」字來替代。

閩南話還有一種常見的例子，先引述如下：

鬥陣（音tàu-tīn） 結伴

鬥做伙（音tàu-tsò-hué） 將兩人或兩物拼在一起

鬥鬧熱（音tàu-lāu-jia̍t） 湊熱鬧

鬥跤手（音tàu-kha-tshiú） 幫忙

這種用法在宋代詩詞中比較常見到，如：

春色初來，遍拆紅芳千萬樹，流鶯粉蝶鬥翻飛。（晏殊〈酒泉子〉）

好向歌台舞榭，鬥取紅妝嬌面。（曹冠〈水調歌頭．紅梅〉）

三分蘭菊十分梅，鬥合就、一枝風月。（辛棄疾〈鵲橋仙．風流標格〉）

雙堤鬥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晁補之〈揚州雜詠〉，按此例為詩，不是詞。）

「鬥」這種用法，鴻生所舉的例子都是宋代作品，我在唐詩中很少看到，說明這種用法在宋代比較常見。不過，現代普通話中已經很少使用。

以上所舉的閩南話口語中的實例，從最早的「鼎」、「箸」、「冊」到唐宋時代的「解」（唐代常見）、「鬥」（宋代常見），都可以說明，從秦漢到唐宋的某些詞彙，在現在的閩南話口語中都還有所保留。鴻生引述了周振鶴、遊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對這種現象做了總結：

在一般的方言當中，一個詞往往有兩種或多種讀法，包括文白異讀。這些不同的讀法反映移民及其文化浪潮的歷史層次。如在廈門方言中「石」字，口語讀[tsio̍h]，單用，指石頭；在石硯（硯台）中讀[sia̍h]；文讀則是[si̍k]。又，「蓆」字，在「蓆仔」（草蓆或藤蓆）中讀[tshio̍h]；在「筵席」中讀[sia̍h]；文讀則是[si̍k]。這兩個字的三種讀音，第一種應該是秦漢音，第二種是南朝音，第三種是唐宋音。這三種音代表廈門話的三個歷史層次，這也正是北方文化在秦漢、西晉末和唐末三次入閩的遺跡。（引文重點為呂正惠所標示）

文中所使用的例子剛好足以說明，北方漢人入閩的三波潮流，第一次是漢末天下大亂（包括黃巾起義），第二次是西晉永嘉之亂，第三次是唐玄宗末年的安史之亂和唐末的黃巢起義及其後的北方戰亂。三次入閩，都有當時的北方口音留存下來，前兩次留在口語中，最後一次輸入的是讀書音。這些例子恰恰足以說明，閩南話按北方漢人入閩的三波，剛好留下三個歷史層次。（本節所述內容參見本書第六章〈為什麼說閩南語是古漢語的活化石？〉）。

三

客家話、廣東話和閩南話，都相對完整的保留了中古漢語（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的入聲字和入聲韻，但是，好像只有閩南話存留下口語和讀書音兩套截然分明的系統？客家話和廣東話似乎並非如此？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現象，應該加以探討，才能說明為什麼閩南話所保留的唐音最為完整。

首先要談廣東話。按照中國的歷史記載，秦始皇派了五十萬大軍征討嶺南，這是北方漢族移居廣東之始，所以漢族遷移到廣東，遠早於閩南人和客家人。但是，現在的粤語卻很少存留下古代漢語的痕跡，為什麼？

鴻生對這個問題，在本書第九章〈閩南語為何不像廣東話那樣全方位？〉提供了比較明確的回答。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遷居廣東的人要越過大庾嶺，經由張九齡（唐玄宗朝的著名宰相，廣東曲江人）所開闢的「梅關驛道」到達南雄、曲江（分別為現在的南雄市和韶關市），再散入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是一個平原區，而「廣州府」（現在的廣州市）則是珠江三角洲唯一的大都會，自然成為南遷漢族的認同中心，粤語很容易向廣府話靠攏，所以粤語沒有像閩南話的泉州腔、漳州腔、潮汕腔那樣各說各的調，也不像客家話分成四縣腔和海陸豐兩個系統。閩南人和客家人所居多山地，各地往來不便，又不容易出現像廣州那樣的大都會，各地方音不容易統一。（廈門在鴉片戰爭後才對外開放成為港口，時間上比廣州晚多了，而且廈門也缺乏像珠江三角州那麼廣大的腹地。至於客家人居住區，連廈門這種規模的城市都找不到。）

其次，按我個人讀歷史的經驗，漢族遷入廣東雖然比福建早，但移民真正大量遷居到廣東卻是在北宋末年靖康年間金朝攻陷汴京以後。（我讀南宋文學史，發現南宋有不少文人住在廣州，可以作為佐證。）這一大批移民帶來了汴京的「官話」，這一官話系統迅即覆蓋了原來廣東話所存留下來的較古的漢語，古漢語幾乎全部消失。這就造成一種極為特殊的後果，即，從這個時候開始，粤語就是「言、文」一致的，也就是說，口語和讀書音幾乎完全一致（因此現在廣東話的主要來源應該是宋代以開封為中心的北方話）。這種「言、文」一致的情況，在英國殖民香港的時候有意識的加以利用，才會形成今天香港人不太願意講普通話、寫普通話的原因。鴻生似乎很羨慕香港廣東話的「全方位」使用，其實這是英國的殖民政策所造成的偏頗現象，並不值得效法。而且這也僅限於香港，整個廣東省並不是這樣。當然，「廣府話」在廣東的流行，確實讓廣東人不必透過普通話就可以相互溝通，這也影響了廣東人學習普通話的意願。講客家話和閩南話的人，與其去學習對方的地方腔（譬如，閩南漳州腔去學潮汕腔，或者客家四縣腔去學海陸豐），不如直接學普通話。我個人認為，這可能是客家人和閩南人普通話一般講得比廣東人好一點的原因。（這是個人的推測，不一定正確。）

客家話主要分布地

由此也可以推論，客家話口語和讀書音幾乎一致的情況，是比不上廣東話的。鴻生和我對客家話都很陌生，我只好到處詢問我的客家朋友和學生。我問他們一個問題，「你用客家話讀三字經困不困難？」有一個客家學生回答說，他和家人都覺得，用客家話讀三字經不覺得很困難，跟口語很近，只有裡頭的一些詞語比較古老，讀起來有點彆扭。我還問一個問題，「你們用『鼎、箸、冊』這三個字嗎？」有一個回答說，「箸」老一輩還用，年輕人大半不用，另外兩個字已經不說了。這些都足以證明，客家話所用的古詞彙比閩南話少，口語和讀書音的距離沒有閩南話那麼大。可以說，關於口語和讀書音的關係，在廣東話裡，兩者的距離很小，在閩南話裡，兩者的差距很大，閩南人要學讀書音，確實是需要經過一翻努力的，而客家話則介於廣東話和閩南話之間。

關於客家話的歷史，我看的資料不夠多，不過，各種意見參差很大。有客家學者認為，客家話的形成史比閩南話早，這種說法我有點懷疑。我曾經從閩西到贛南，來回走過兩次，也到過現屬梅州市的好幾個縣。終於了解，以前從贛南進入閩西，要順著汀江進入汀州（現在叫長汀，瞿秋白就義處），再從汀州散入閩西山區，然後沿閩西山區往南走，就可以到達梅縣，從梅縣往西南，就是惠州和海、陸豐。這大概就是客家人從江西遷往福建、廣東的主要路線（客家人零散遷入廣西、西川等地的狀況就不必多說了）。這讓我想起另一種關於客家人的遷移史。按照這種說法，南宋末年文天祥在江西南部起兵抗元，失敗後大量贛南客家人順著汀江往福建逃難，這才是廣東、福建後來成為客家人主要居住區的原因。按照這種說法，客語的完全成型顯然要比粤語和閩語晚得多。根據我兩次的閩西、贛南之行，我比較相信這種說法。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從長汀往閩西走，可以看到文天祥幕客謝翱在那一帶客館教書的足跡。謝翱應該是隨著贛南客家人一路往南走的。

客家人長期處於山區，彼此聯絡不便，又跟江西、福建的畬族融合，所以後來形成的客語遠比粤語複雜，這是客語所保留的古語和來源不明的詞語比粤語多的原因。

四

按照上一節所說，閩南話保留的唐以前的漢語，顯然要比廣東話和客家話多得多。跟閩南話相比，廣東話和客家話保留的古漢語大都屬於宋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差異呢？現在我們根據前面所說，再進一步推論。

首先要談到，經過五胡入華、南北朝大分裂以後，到了隋朝中國又復歸於統一。南北朝時代，從印度和西域傳來的佛教，在中國大為盛行。因為翻譯佛經的關係，中國文人開始意識到，相對於梵語，漢語的特殊性就非常明顯。譬如，漢語需要分聲調（當時分為平、上、去、入四聲），而聲調在梵語中並不重要。借助於梵語，中國學者開始分析漢語的特質。所以從三國時代，中國才開始產生了研究切韻的音韻之學。

再者，北方由於大量胡人進入，同時由於北方戰亂，大量漢族逃到南方，這樣，南北各地的口音產生很大的差距。中國重新統一之後，隋代學者在陸法言等人綜合三國以來的音韻知識，有系統的編撰了《切韻》一書，想藉由這部書呈現中國各地口音的差距。同時，又由於隋朝開始舉辦的科舉考試，到了唐代加考詩賦，全國參加考試的讀書人，必須有一套「正音」標準，也就是說，要有合乎「標準音」的押韻方式，這個時候，《切韻》就成為一部非常重要的參考書。沒有這一部參考書，全國不同口音的讀書人將無所適從。這一部《切韻》經過唐宋兩代的不斷改編，就成為中國傳統典籍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書，這一部就是《廣韻》。《廣韻》是中國聲韻學最重要的典籍，在科舉考試時代沒有一個讀書人會不熟悉這部書的。如果不知道這本書，他起碼也要常常翻讀更加通俗的《平水韻》，沒有這部書，在考試時你根本不知道根據什麼標準來押韻。所以，正如鴻生所說，「切韻音系作為唐宋時期中原的正音標準，向四周擴散，影響到各地的方言。」在科舉考試「正音」的影響下，就形成了漢語方言中非常獨特的「文讀」系統。

左：《切韻》；中：《廣韻》；右：《平水韻》。《切韻》是隋代陸法言所著韻書，成於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分193韻。《廣韻》為北宋陳彭年、丘雍所作韻書，是《切韻》最重要的增訂本，分206韻，它使已經亡佚的《切韻》的古音得以完整地流傳了下來，成為研究中古漢語語音的重要資料。南宋劉淵編纂的《平水韻》分106個韻部（其書今佚），是《廣韻》的一種略本。

閩南話因此形成的文讀系統，所以跟原有的口語系統產生很大的差距，是因為文讀系統的切韻音系在唐朝末年輸入福建時，閩南話原有的口語系統已經沉積了三個歷史層次（第一次是東漢末北方漢族的南遷，第二次是永嘉之亂，第三次是安史之亂）。閩南人又大都居住在各自的區域，彼此之間很少交流或遷移，這就使得他們前三次所帶來的北方漢語很多都能保留下來。到了唐末黃巢之亂時，河南固始人王審知又帶領一批北方人逃難進入福建，這是第四批了。王審知在福建建立「閩國」（五代十國之一），非常重視文教，在各地普遍設立學校，還舉辦科舉考試，當時福建詩人之多在五代時期是有數的，這樣就為福建的文讀系統紮下了堅實的基礎。所以福建同時存在口語和文讀兩個系統，然後兩個系統「文、白」融合，使得閩南話更形複雜，成為漢語中最為獨特的方言，為其他方言所不及。（這是我講話的口氣，鴻生比較慎重，不會講得這麼肯定。）

王審知兄弟入閩路線

有了閩南話作為對照，我們就比較容易解釋廣東話和客家話的文讀和口語為什麼沒有閩南話那麼截然分明。前面已經說過，大量漢族移居到廣東，最重要的一次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亂；大量漢族移居到閩西和粤東（以廣東梅縣為中心），是在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失敗後。這並不是說，在此之前廣東和福建並沒有累積一些廣東話和客家話的因素，只是其基礎並沒有閩南話那麼雄厚，所以當更多的北方人遷移到珠江三角洲、福建西部山區和粤東梅縣地區時，因其數量更多，他們所帶來的中原的「正音」就淹蓋了早期留下的、根基比較淺薄的因素，所以才會造成後來遷入的北方正音系統（這是以宋音為主，而不是唐音）會成為廣東話和客家話的主流。相對來講，他們文、白異讀的現象，就要比閩南話單純得多。

就在粤語和客語在廣東和福建地區完全確立以後，中國北方的漢語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原因是，北方的遊牧民族女真人和蒙古人陸續進入中原地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統治地區到達淮河，包括整個中國北方；而蒙古人則統一了全中國，建立了元朝。從此以後，北京就取代了長安、洛陽、開封（汴京），成為北方的文化中心，然後，以北京為中心，歷經金、元、明、清四朝，至少七百年期間，逐漸形成了北方官話系統，並在這個系統之上形成了現在的普通話和白話文。

閩國（淺綠部分）

北方官話和白話文對漢語最大的改變，就是入聲字最後完全消失，以唐詩宋詞為核心的中古時代詩詞的音韻效果在普通話中很難完全表現出來，而南方最重要的三種漢語方言，則保留了中古的入聲字和入聲韻。這樣的漢語知識，幾乎為官話系統的人所忘記。這當然是歷史變化的結果，人力難以挽回。（這也是女真人──包括金代和清代的女真人、以及蒙古人，和漢族相融合所產生的結果。）這是我們談論廣東話、客家話，特別是閩南話的歷史時，必須記得的事情。而台灣講閩南話的人，對此完全不具備歷史認識，反而把閩南話當成「台灣話」，然後把他們所謂的「台灣話」和「中國話」（或「北京話」、或者「中國普通話」）完全對立起來，認為是兩種完全不相干的語言，天下還有比這個更荒唐的「知識」嗎？

由此可知，鴻生的書，是一本追本溯源的書，是台灣的閩南人追尋自己文化根源的書。為此，鴻生花了很多時間閱讀中國歷史和中國語音學史的資料，並且還整理成一本書。這不是一般的讀書筆記，而是「有為」之作，雖然不是很好讀，但我們絕對不能忘記他的「良苦用心」。

2022年8月20日

補記

鴻生這本書，花了許多篇幅談論閩南語音韻系統的變化，這方面的知識非常專門。我在正文中誇稱我的聲韻學學得有多好，但是要把音韻系統的變化「科普化」，還是力有未及，只好請請鴻生和讀者原諒。

我的序言主要集中討論閩南話中所包含的複雜的詞彙現象，以及因此而涉及的文、白異讀問題，主要想讓讀者略微了解閩南語詞彙的歷史變化，並由此體會閩南語蘊含了不少古漢語現象，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是最為特殊的。

我本來還想談兩個問題。第一，現在世界上的主要語言，都採用拼音文字，只有漢語不是。對漢語來講，漢字的重要性絕對不下於音韻系統的變化。從甲骨文到現在大陸通用的簡體字，漢字字形雖然不斷變化，但我們應用起來仍然沒有什麼困難。漢字的不變性，讓我們不必花太多心血就能了解古籍的文字。可是，拼音系統的字並非如此。因為拼音系統的文字，會隨著聲音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譬如，十四世紀的英語就可以算古英語了，除非是學有專長的專家，一般人是很難閱讀的。而漢字所記載的西元前四、五世紀以降的典籍，如《詩經》、《論語》、《孟子》，對我們來講，大半都還可讀懂。也就是說，以字形為主的漢語、具有很大的穩定性，在長期維持漢文明的統一性方面貢獻非常的大，這一點常為人所忽略。比起拼音文字，漢字學起來確實困難得多，但在傳承典籍方面，漢字的功能遠遠大於拼音文字。晚清以降，不少人認為，漢字嚴重妨礙了中國人識字率的提升和知識的普及。這種認識其實是大有問題的。對漢字的功能問題，我們必須客觀的重新評估。

其次，要談到漢字與《切韻》音系的關係。因為有了漢字，中國音韻學比起其他文明，好像要落後得多，所以，中國第一部韻書《切韻》居然晚至西元七世紀才出現。但是，《切韻》音系確實能夠反映漢語各地方音的差異。當全國舉辦統一的科舉考試時，《切韻》音系反而可以提供一套準則，讓不同方音的人容易向政治、文化中心靠攏，重而產生「正音」作用。這就使得各地漢語雖然南腔北調，但當中國人感覺到，國家有必要更加團結時，一種為大家所接受的「通用語」（如現在的普通話、即台灣所謂國語）就很容易得到推廣。在台灣，本地人大都不喜歡國民黨政權，但國民黨所推行的國語卻大為成功，連台獨派都不得不使用，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以上這兩點都還可以詳盡發揮，但這篇序已經夠長了，只能以後再補寫了。

又記：本文初稿承鴻生仔細修訂，提出修改建議，並代為註上閩南語音標，非常感謝。

圖為呂正惠老師攝於在苗栗灣寶下鄉。圖源：呂正惠教授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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