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麗惠在抗擊「非典」的第一線。

2003年的春天，本應像往年一樣是個美麗的春天，花兒盡情開，鳥兒盡情唱。但一場黑色的瘟疫正悄悄地在人群中蔓延肆虐，「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這個帶著幾分專業色彩的術語突然間成為人們日常談論的話題，「SARS」這個有些怪異的名詞開始直接威脅人類生命健康，令人聞之色變。與此同時，抗擊「非典」的戰役在海峽兩岸打響。北京是大陸「非典」重災區，人民醫院因被宣佈整體隔離而成了北京、中國大陸，乃至世界關注的焦點。台籍全國人大代表、時任北京大學醫學部副主任的魏麗惠臨危受命，擔任核心組負責人，參與並指揮了人民醫院完成隔離任務的全過程。十幾年過去，魏女士談起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仍然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

三天建成隔離醫院

那年，魏麗惠任北京大學醫學部的副主任（原任北醫大副校長，兩校合併後任醫學部副主任）。因為非典來得太突然，誰都沒有思想準備。當時各醫院只能在既有的條件下進行隔離和搶救。很多院長向她反映，每天醫院人流量那麼大，很難防止交叉感染，怎麼辦？魏麗惠清楚，隔離是防治傳染病的最好方法，於是向上級反映。她說：「市領導非常重視，後來決定在昌平小湯山建一個隔離醫院，要求我們三天建成開始收治病人，那是硬任務。當時有的院長急得直哭，我說，只要政府給我們創造條件，三天開業可以做到。任務再難，也要完成，這是軍令狀，因為再完不成中國真的要出大事了。大家日夜奔忙，真的三天就開始收治非典病人了。」

臨危受命，擔任隔離小組組長

但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大，因為一些原因，北大醫院和北醫三院都不能收治此類病人，位於西直門的人民醫院就成了重災區。當時的壓力非常大，一天增加上百名疑似病人，成了最大的非典傳染源。最後市政府下決心對人民醫院實施隔離。當時醫院門診樓加上住院樓共有近800名工作人員、200多病人及80多名陪住家屬，共有一千多人生活在這兩棟樓裡。這樣一個地方，又是傳染病高峰期，管理稍出偏差，就完不成隔離任務。北大醫學部主任韓啟德當時在電話裡通知魏麗惠，北京大學黨委決定由她出任人民醫院隔離小組組長，王杉（當時是醫學部的主任助理）任副組長。他們倆就這樣在隔離區裡接受了任務。

這個組長不好當

魏麗惠當天下午召開醫護人員會議，傳達上級命令，作了隔離動員。當時很多主任和醫護人員都主動申請留下來，這讓魏麗惠非常感動。當晚六點又給200多個病人及家屬作動員，下達通知，讓他們自己迅速決定去留，因為第二天凌晨四點正式隔離，一旦隔離，就出不去了。有的病人不信，有的猶豫不決，沒有走，後來直抱怨。但是抱怨也沒用，既然留下來了，就只好安心面對！

接下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管理。魏麗惠認為：一是要穩定人心，二是管理必須規範化。萬不可因管理不善造成醫院裡的交叉感染。她召開核心組會議，醫院院長當時在隔離圈外，黨委書記是懷疑非典疑似，整個醫院的院領導都不在現場，魏麗惠和王杉就擔起了這份責任。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衛生員了，整個醫院衛生狀況極差，這種情況下好人也得生病，更何況傳染病流行期了。魏麗惠動員大家穿上防護服清掃垃圾，把樓裡每一個房間都徹底清掃消毒。只用了多半天時間就把垃圾全部清乾淨。第二天，核心小組給全體黨員發了一封信，動員所有黨員必須堅守崗位，帶頭做實事。這樣一來，不到三四天，整個局面就扭轉了。魏麗惠說：「後來我聽一些醫護人員講，當時特別灰心，說中央政府給我們隔離，是不是像電影《卡桑德拉大橋》那樣，讓我們這些人自生自滅？後來他們又說，魏老師是全國人大代表，政府不要我們，也得要她呀！我覺得他們的想法挺可笑，但也說明大家思想確實有一個波動的過程。」

魏麗惠（右二）同醫護人員一起查房。

隔離期吃了49天盒飯

隔離期總計49天，每天就吃外邊送來的盒飯。當時社會上不知道人民醫院發生了什麼，裡面的消息傳不出，外邊各種傳言沸沸揚揚。魏麗惠想到應該告訴外界隔離醫院的情況，要不然外界以為裡面是死城，家屬也著急。魏麗惠說：「以前在媒體上發消息，都要經過黨委等程式，有人有顧慮。我說不要緊，我以全國人大代表的名義，而且我還曾是人民醫院黨委書記，我來承擔責任。後來聯繫到北京晚報，通過郵件，把裡面的消息傳了出來。果然反響很好，給社會一個安定，起到了闢謠的作用。」

人民醫院隔離期間，醫院周圍設了五米的隔離區，五米中間都是消毒粉，週邊由武警守衛。有的大夫護士會和家裡人約好時間，樓上樓下隔著窗子見個面，說上幾句話。魏麗惠的先生帶著女兒也會來看她，順便送點水果什麼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給了她力量。「大家就是這麼過來的。」魏麗惠說，「那時我顧不上害怕，只知道責任重大。如果不能帶著大家出來，等於對不起大家。我們一開始對非典認識不夠，傳染病不是政治，必須用科學態度對待它。科學就是實事求是，一定要用事實說話。政府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控制非典的重大舉措，我相信很快會扭轉局面。果然十幾天後整個非典局面基本上就控制了。」

魏麗惠帶出的博士生同她一起戰鬥在抗擊「非典」的第一線。

受表揚的沒一個是領導

49天之後，疫情緩解，人民醫院宣佈解除隔離，抗擊非典取得決定性勝利。總結大會前，北大醫學部作出決定，所有領導不參與評獎，所以最後受表揚的沒有一個領導。魏麗惠說：「生死關頭最能考驗人，很多護士，不過是十幾歲二十出頭的孩子，在家大都是獨生子女、父母的寶貝，他們就那麼衝上了第一線。那段時間，大家的責任心都特別強，特殊環境下，醫患之間的關係也特別融洽。」在隔離期間，魏麗惠的一個名叫丁秀蘭的同事不幸倒下了，「一次開完會，大約是她病倒的前一天，我見到她，感覺她心力交瘁太疲倦了，我叮囑她注意休息，她說沒辦法，那麼多病人呢。我至今還記得她當時手扶著牆的神態，她的音容笑貌仍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人民醫院抗擊非典的成功為魏麗惠帶來了讚譽，但她並不居功，她說：「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國家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不是個人能承擔責任和個人功績所能做到的。後來有人問我，你們人民醫院怎麼就能順利完成隔離。我告訴他，當時我們有兩個指揮部，隔離區裡外各一個，韓啟德校長和我每天要通兩三個小時的電話，我隨時向他彙報情況，他給我們指揮。我們不是沒人管，跟市政府，跟外界的聯繫始終沒有中斷，我們是在上級直接領導下完成隔離任務的。」

臨危受命的將帅是這樣煉成的

魏麗惠能夠受命於危難之際，擔此重任並圓滿完成任務，與她的家庭影響，接受的教育和經歷的磨難密不可分——

她出生在日本，祖籍台灣彰化。祖上是台灣最早行醫的醫生，頗有影響。她的父親魏正明是外科醫生，母親王碧雲是婦產科醫生，在日本讀書畢業後開過七年的診所。出於對日本人在台灣殖民統治的不滿和對祖國的嚮往，日本投降之後，他們毅然舉家回大陸，帶著幾十箱的醫藥器材，與此同時，還克服重重困難，協助在日本的700多位華工，一起回到祖國。回國後，她的父母在北京開設了正明醫院和正明助產學校，這裡也成了當時在京台灣人的另一個家。抗美援朝，魏正明參加志願手術醫療隊，是醫療隊裡唯一的日本華僑，一走就是五六個月，沒要國家一分錢。王碧雲一人把醫院支撐下來。當時魏麗惠才六七歲，還不甚懂事，只知道爸爸去前線了，前線有人受了傷要做手術。後來，魏正明出任北京中醫醫院院長，王碧雲任該院婦產科主任。從父母的身上，魏麗惠繼承了台灣人質樸、執著的打拼精神和中華民族勤奮好強的拼搏精神。

受家庭影響，魏麗惠從小就立下當醫生的志願。中學時，她寫過一篇作文，題目是《我的志願》。在文中，深情地抒發了對醫生這一職業的崇高嚮往。這篇作文獲了獎，並被登在中學生報上。高中畢業考大學填志願時，她一口氣填了五個志願——都是醫科，最後，以高分被北京第二醫學院錄取。

魏麗惠的父親參加抗美援朝手術隊出發前與全家合影，當時，魏麗惠的弟弟還沒出生。

魏麗惠在大學的最後一年，趕上了「文革」，他們全家都被捲入這場災難之中。畢業時，受家庭問題影響，她被分配到西北邊陲一個偏遠窮困的山溝衛生院，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練了五年，1975年才回到北京，當上了人民醫院婦產科的醫生。1978年，醫院恢復住院總醫師制，她因表現出色被提升為主治醫師。1980年到日本京都大學學習，以優異的成績博得了指導教授的好評，教授及她的全家都希望她繼續留在日本。但是，魏麗惠和當年的父母親一樣，毅然決然回到祖國，她說:「我的路我自己走。」

回大陸後的魏麗惠慶幸自己能夠在人民醫院這樣一個重視學術研究、重視人才公平競爭的環境中工作。1986年，被破格提為副教授；1987年，晉升為婦科主任；1991年，又被提拔為主任醫師、教授，在大學同學中，她是第一個當上正教授的佼佼者。

事實證明魏麗惠的選擇沒有錯，經過不懈的努力，她從一個普通的小大夫成長為大陸婦產醫學界的頂尖專家。她還先後任北京市政協委員，連續幾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和資歷，她才能成為臨危受命擔當重任的不二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