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五四運動百年之際，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東方學刊》訪問了北京清華大學汪暉教授，回顧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個階段對「五四」認識的變化與延續觀點。汪暉提到，從胡適開始，有很多人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學生運動對立起來，覺得學生運動的興起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終結。這個解釋之前在大陸並不那麽受重視，過去熟悉的解釋是把「五四」運動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以及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和十月革命的緊密關係。

汪暉說，將啟蒙與愛國運動對立起來的觀點，或者說，「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的大陸已經流行開來。1989年之後，大陸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態很切近胡適對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終結的態度。這也是大陸90年代「反思激進主義」的濫觴之一。「激進主義」不僅指涉學生運動，而且也指涉以「五四」為轉折點的中國革命。從歷史的角度看，「五四」學生運動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終結，也是它的後果，而且所謂「終結」只是形態上的轉變，我們也可以解釋為綿延。在學生運動之後，「整理國故」運動、科學與玄學論戰，以及從新文化運動中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民間文化的收集整理等等，都是新文化運動的綿延。此外，「五四」的終結也意味著新一輪政治分化的開始，以及以此分化作為前提的政治轉折。國民黨的改組、共產黨的成立，以國共合作為前提的大革命的展開和以國共分裂為標志的新階段，就是這一輪分化的基本脈絡。這個政治分化和重組是從文化運動內部延伸出來的，「五四」文化運動和學生運動不僅為中共提供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也為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提供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資源。

內在於「五四」的文化保守主義

汪暉認為，新文化運動本是因應時代變遷而發展起來的，不同的因素均可視為其內在要素，只不過那時候這些不同因素存在著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取向，故又在差異中存在著趨同性。汪暉在1989年為紀念「五四」70週年而寫的《預言與危機》一文中用了一個概念叫「態度的同一性」，用以說明「五四」文化運動的同一性所在，同時又說明這一同一性的臨時性和脆弱性。汪暉說，「態度的同一性」預設了共同的敵人和對象（比如禮教和專制政治），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似的情感方向和價值取向。在運動興起之時，各種思想相互匯聚，內部的矛盾是不彰顯的，但當外部的敵人逐漸弱化，甚至分解或消失的時候，在新的時代契機的刺激之下，內部的矛盾就會展現出來，變成新一輪衝突的根源。在政治分化的時代，這一態度的同一性的裂解也為不同立場的確立提供了可能的條件。

汪暉在2009年發表的《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一文中，討論了被新文化運動視為對立面或守舊派的《東方雜誌》。汪暉說，《東方雜誌》誕生於日俄戰爭時期，後來的主編杜亞泉是晚清最早的科學刊物《亞泉雜誌》的主編。無論在刊物的形式上，還是內容上，《東方雜誌》代表的都不是舊傳統，而是新潮流。然而在《新青年》初創時期，這份晚清民初新派刊物已經不再具有先驅色彩，而被看作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或守舊派。新變成了舊，而他們針對新文化運動的論點之一卻是新也是舊。這份刊物不但遠早於《新青年》約10年就開始發刊，又比新文化運動的刊物長命，影響很深遠。汪暉表示《文化與政治的變奏》一文就是想分析這個「對立面」到底是怎麽回事，又是如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的。

汪暉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特指，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文化刊物作為主要陣地，他們以《東方雜誌》及其他刊物為其主要對立面。重新閱讀《東方雜誌》和《新青年》，人們會發現《東方雜誌》很難被看作傳統和舊派的，它的內容十分廣泛，與《新青年》的若干文章也有交叉。這一既對立又交叉的狀態，對於理解新文化運動的「態度的同一性」及其內在張力也很有意義。同時，汪暉以「態度的同一性」為依據，提出了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保守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三種不同的「五四觀」，以區別於史華慈 （Benjamin I. Schwartz） 的激進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三分法。汪暉表示，此後他對於「五四」的分析和看法大多是這三種態度的投射或延伸，而在理論上或知識上，三者之間存在諸多的交叉和重疊。他認為在這三種態度之中，最有新意的部分恰好是保守主義史觀的凸顯。在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史觀中，康有為、《東方雜誌》、《學衡》派等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內在部分，而是其對立面，很難構成獨立的視野。但從90年代開始，由於出現了對於激進主義的思考，如何看待保守主義，終於成為一個新的問題。由此，汪暉提出保守主義的潮流乃是內在於「五四」文化運動的，除了《東方雜誌》《甲寅》等等由辛亥一代掌舵的刊物以外，還有學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驌、吳宓這些人，他們是從當年西方流行的新古典主義出發的，或者倡導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或者主張重返中國古典。

因此，汪暉在《文化與政治變奏》一文中用「五四」文化運動的概念取代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不是否定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而是將其納入一種對話性的、爭辯性的關係之中。新文化運動代表了文化運動的一支，或最有能量的一支，但新舊的區分有相對性。新古典主義是新潮流，他們強調古典，覺得比新文化運動更新。在《新青年》群體內，甚至李大釗都強調新舊調和和新舊折中。沒有什麽絕對的新，也沒有什麽絕對的舊。這些復古主義的、古典主義的、保守主義的敘述也將自己的舊解釋為新，並以此獲得年輕一代的追隨。汪暉說，「五四」的真正貢獻不僅是高揚了民主與科學，而且在於其方法，即以文化運動作為方法本身。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也有其方法論的同一性，即以文化改造為杠桿，以運動的方式創造新空間，通過話語更新，轉換政治議程，從而也創造了新政治。文化與政治之間的有力互動貫穿整個20世紀。文化作為一個相對自主而又能夠憑借其自主性介入政治和其他生活領域的範疇或領域，是「五四」文化運動的創造。由此，汪暉認為，文化運動作為一種方法既為知識分子和青年運動所繼承，也為政黨政治所吸收。延安時期改造學習的運動、整風運動等等，都是在政黨框架下的文化政治運動。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包含了多重形態，而作為其否定物的80年代文化運動則更接近於「五四」的方式，主要以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為主體，以文化討論、翻譯和寫作，以及自主性的社團組織為主要形態。

《東方學刊》專訪汪暉，汪暉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網路圖片)

革命的「短20世紀」與五四的關係

《東方學刊》在採訪過程中，提到如何用汪暉曾提出的「短20世紀」概念來理解「五四」。汪暉表示，他所提出的「短20世紀」是相對於年鑑學派的「長世紀」概念。尤其是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討論的19世紀，從1789年延伸至1914年，超出了世紀的時間框架，人們用「漫長的19世紀」來加以描述。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沿用這一方法提出了「漫長的20世紀」的命題，從19世紀70年代延伸至今。所有這些討論，無論著眼於19世紀，還是著眼於20世紀，探索的都是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形成與轉化，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重心轉移。金融資本主義的系統擴展，世界市場的連接與形成，工業化、城市化、民族國家的主權體系的形成，以及資本主義中心從歐洲向北美、從太西洋向亞太的轉移等等，成為「長世紀」的基本主題。

汪暉說，從資本主義結構轉移的角度看，阿瑞吉期待其早日完結的以美國為中心的「漫長的20世紀」還沒有結束：美國的金融中心地位尚未徹底解體，亞洲國家的崛起尚未達到徹底取代美國中心的地步。換句話說，所謂長世紀，就是以資本主義結構轉移為中心的歷史敘述。而短世紀的意義就在於它以革命為中心，以社會–經濟結構性改造而不是以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轉移為根本使命。無論是民族革命還是社會革命，都包含著對資本主義結構的強烈衝擊。然而，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往回眺望，這一衝擊沒有以社會主義的勝利為結果，而是以對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改變為標誌。例如，20世紀的革命形成了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周邊對中心的衝擊，造成了地緣政治構造的改變，以致用傳統方法無法解釋的現象出現，如為什麽周邊地區現在成了債主，為什麽中心地區成了借貸者，以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什麽不僅延伸至亞非拉，而且也試圖深入歐洲腹地等等。周邊地區的重大變化當然是革命的後果，也就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後果，但這一進程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強烈衝擊最終被包裹在資本主義體制的結構性變遷內部了。由此，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就成為「漫長的20世紀」內部的「短20世紀」。

那麼，如何定位「五四」在短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呢？汪暉認為，從陳獨秀開始，歷來的論述都將五四定位在物質、制度和文化的序列變革之中。這一觀點此後為許多人繼承，雖然分段略有不同。這些論述將「五四」視為近代變革由外而內的一個深化過程，揭示晚清至民初的思想脈絡。從若干運動的要素來看，「五四」與晚清的連續性的確存在，但從短20世紀的角度觀察，這一進程不只是一個深化的過程，而且也包含了轉折性的意義。汪暉說，在廣闊的世界歷史背景下，所謂「亞洲的覺醒」標誌著一個革命序列的展開——不同於19世紀的革命，為20世紀開辟道路的革命全部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邊緣區域。這個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是1905年俄國革命，在其諸多內外條件中，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是一個重要契機。中國第一個革命組織同盟會也在這一年誕生，思想領域的潮流從改良轉向革命，也以此為轉捩點。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1905–1907年的伊朗革命，1907–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1905–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1915年–20年代前期的「五四」文化運動，1924–1927年的大革命，1928年之後的土地革命戰爭，構成了一個亞洲革命的序列。

因此，汪暉表示，20世紀的誕生是由一組革命為開端，而不是由一次革命為開端的，是全球性的，又植根於各不相同的條件。革命的形式伴隨其主要任務而發生變化，可以是政治的革命，軍事的革命，也可以是文化的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將康有為設定為主要對立面，表示它不是簡單地位於戊戌變法的延長線上，而包含了轉折性的意義。「五四」文化運動又產生於一戰和共和危機條件下的反思，無論其激進方面，還是其保守方面，都包含了對資本主義危機——社會危機、戰爭危機和文明危機——的反思，相對於辛亥革命，這也包含轉折的意義。毛澤東從共產黨人革命的角度說「五四」運動代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並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開端溯源於此，也是基於這一序列性變化及其轉折的意義。

如何理解「五四」乃至「短20世紀」的當代意義，汪暉認為或許可以從當代世界的兩大潮流來加以判斷。這兩個潮流有其對抗性，從現象上看，可以概括為極度世俗化的潮流和重新宗教化的潮流。極度的世俗化不是20世紀意義上的世俗化，甚至也不是18世紀啟蒙運動意義上的世俗化，而是資本主義關係深化意義上的世俗化。這是一個以經濟為主導的世界，一個使市場經濟凌駕於所有社會關係之上的進程，一個由金錢拜物教支配的金融資本主義世界。與此相平行或對抗的，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的宗教革命和再宗教化過程，其中也包括極端的宗教化潮流。這一過程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式微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兩個進程以大規模去政治化為條件，或者說，以不同形式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為前提。

汪暉說，當代思想正在承受去政治化的後果。如何克服去政治化的政治也需要著眼於面對上述兩大潮流或現象。左翼和左翼的自由主義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觸及了當代世界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問題，但對於文化和宗教問題缺乏有力的理論介入。不同類型的文化保守主義沒有準備好對於新一輪宗教擴張的闡釋和理解，更不用說由於忽略對經濟制度的研究而難以提出切實的應對方法。20世紀試圖創造一種基礎性的政治文化，其基本取向是世俗的，反對讓整個社會生活被宗教世界徹底主導，但同時拒絕臣服於資本主義經濟凌駕於一切之上的社會體制。「五四」文化運動通過提出文化價值，重新界定政治的內涵，不但為培養一代新人提供了契機，也試圖為未來社會提供藍圖。現代的大學制度是在這一背景下成型的，許多社會組織和勞工運動等等，也是在這一潮流中誕生的。因此，文化運動與制度建設之間的互動，為此後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汪暉總結認為，並不是說重訪「五四」文化運動能夠給我們提供什麽現成的答案，但五四一代以文化運動為方法，重新界定政治議程的方式，值得我們再三思索。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五四運動浮雕。(網路圖片)

汪暉受訪原文：
《汪暉 ：再談「五四」，以文化運動為方法》

文中所提原文：
《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
《文化與政治的變奏──重新思考「五四」文化運動的形成》

（本文為整理報導，未經汪暉教授審閱，文責由編者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