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世界銀行於八月初時以「中等收入陷阱」為主題發布《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知名政治經濟學教授盧荻老師在本文指出這份報告對處於經濟發展轉折階段的中國頗有意義，報告中列出正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艱巨挑戰的國家裡，中國正位居名單首位。然而，盧荻老師也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關鍵還是在於世界範圍的生產性投資停滯、生產性活動萎縮，源自經濟的金融投機化和利潤率下降趨勢，歸根究底是新自由主義形態的資本主義的特性。也因此，世界銀行提出「投資、引進、創新」的解方，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本文原刊於《明報》，後略修改後刊於微信公眾號「保馬」，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以饗讀者。

世界銀行8月6日發布《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以「中等收入陷阱」為題。圖源：世界銀行

「中等收入陷阱」，誰布下的？

◎作者｜盧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

《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以「中等收入陷阱」為標題在8月6日面世，此前，世界銀行先行公布其主題和核心信息，並作出重點介紹和引申闡釋。這份報告對處於經濟發展轉折階段的今日中國頗有意義，事實上，報告中列出的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艱巨挑戰的一大群國家，中國正是位居名單的首位。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一方面在認知上指向定義問題和相應的統計現象，另一方面在現實關懷上又蘊含著特定的判斷和行動倡議，而世界銀行的報告正是就此提出一系列政策要求，作為應對挑戰的指引和承諾。那麼，這些判斷、倡議、要求、指引、承諾，如何構成對世界發展的實際歷史經驗的解釋，是否可信？

以收入劃分群體的世界

世界銀行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劃分為四個群體，即，低收入經濟體，中等收入經濟體（內裡再劃分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兩個群體）、高收入經濟體。其中，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收入水平，在2023年是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在當年價格1136美元至13845美元之間。同年，全球共有108個國家位居中等收入群體，近60億的人口占全球的75%；從而，中等收入經濟體能否成功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實際上就是代表了世界發展的主導表現。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就是指跨越高收入門檻的世界範圍的普遍失敗經驗：自1990年以來，全球共有34個國家跨過這個門檻，然而它們都是人口小國，所代表的也只是特例，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麼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麼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世界範圍的常態是，高收入經濟體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自1960年的30%下降至1980年的25%，隨後在整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仍是持續節節下降，至2000年降至20%，至2023年再降至17%。

同樣的趨勢也見之於收入水平的差距。全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的比率，在1960年是9%，至1980年降至8%，至2000年再降至5%，惟有至2023年回升到13%的水平。而新世紀以來的回升其實是有賴於中國特例：中國之外的全部中等收入經濟體，其人均國民總收入與高收入經濟體的比率在1960年是11%，至1980年降至10%，至2000年降至6%，至2023年回升到9%，卻也還是達不到60多年前或全球化年代開始時的水平。

從這些統計數據可見，60多年來尤其是全球化年代，現實世界確實是以發展失落為主導趨勢，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其根據。問題是，為什麼有這個陷阱？

圖為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所發布2023年中國財富報告中的圖表

陷阱何來？如何應對？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由來，一般的解釋是：中等收入經濟體在世界市場上欠缺競爭優勢，它們在勞動密集、低增加值的產業上因為勞動力成本較高而無法與低收入經濟體競爭，在資本密集、高增加值的產業上則因為技術水平較低而無法與高收入經濟體競爭。

這個解釋其實是來自世界銀行早自本世紀初的研究，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更是在此基礎上加上三個新因素，構成對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更加艱巨、嚴峻的挑戰，即：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高漲、世界範圍的債務憂患、以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所強制要求的綠色轉型。這樣，中等收入經濟體的發展空間更加狹窄，掉落進發展陷阱的風險更加巨大。

基於上述解釋和判斷，《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提出，發展中國家應該依循一種「3i」戰略以避開發展陷阱，即：投資（investment），引進（infusion），創新（innovation）。低收入經濟體應該專注於促進投資，作為發展的主要動力。下中等收入經濟體應該專注於促進投資加引進，後者指的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並在國內推廣應用。上中等收入經濟體則應該專注於促進投資加引進再加創新，而創新所指向的不僅是消化、吸收國外技術，還必須參與推動世界前沿技術的發展。

《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為了實現高收入地位，各國需要重新調整投資、注入和創新的組合。圖源：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

值得留意，報告對所有的發展中經濟體、以及每個經濟體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是強調促進投資，意味著投資作為引進和創新的必要條件，其實也就是強調構建「能力」（capabilities）的重要性。這是根本地背離了新自由主義高峰時代的主導信條，後者的諸如「形成正確的相對價格」和「形成正確的產權安排」等等格言，所強調的是只要是市場決定的「誘因」（incentives）就會自動帶來競爭力、就會自然而然地避開陷阱並促進發展。由此引申，報告所倡議的促進投資、引進和創新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就不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而是類似於中國政府和學術界的主導信條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組合。

《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中等收入國家必須連續兩次轉型才能邁向高收入國家。圖源：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

欠缺系統視野，對極有限

《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斷和應對倡議，在一般層面上假設陷阱的風險是天注定、必不可免，在具體層面上則假設陷阱的直接觸發機制是市場競爭。這蘊含著一種「孤立比較」的世界觀，即是假設風險與應對都是取決於經濟體本身，新添加的現實上的保護主義、債務憂患、綠色轉型的壓力也只不過是額外因素。

然而，上文的論述已經指出，發展失落已經明確不過是世界範圍現象，是60多年來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的主導趨勢。將視野擴闊至世界發展，則市場競爭力就不可能是關鍵問題，聚焦於此是典型的「合成謬誤」：部分經濟體或許可以透過「3i」戰略或其他適合的政策和制度獲得競爭力、避開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對大部分經濟體而言是此路不通，因為大家都提升競爭力意味著彼此抵消。

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關鍵還是在於世界範圍的生產性投資停滯、生產性活動萎縮，源自經濟的金融投機化和利潤率下降趨勢，歸根究底是源自資本主義本身，至少是新自由主義形態的資本主義的特性。

在這個世界背景中中國可說是特例。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在2022年已經觸及高收入經濟體的門檻，達到97%的水平。這個比率因為匯率變動的短期因素在2023年降至91%，不過，從經濟增長率看，估計收入水平在未來數年間還是大有可能跨過這個門檻，讓全球的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口翻倍。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是之前的長期居高的投資率（與全世界的投資低迷鮮明對照），至近年卻也呈現出投資不振的趨勢，始終是受制於國內外的經濟金融化和利潤率下降趨勢。

那麼，中國尚且如此，世界範圍的發展又憑何樂觀？可以依靠什麼來促進投資、引進、創新，從而免於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2020年11月3日，在貴州快遞物流園圓通速遞貴州分撥中心，工作人員在分揀貨件。圖源：新華社

◎作者｜盧荻（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
◎本文原刊於《明報》，後略修改後刊於微信公眾號「保馬」，經作者授權全文轉載
◎編輯｜陳迅

附註｜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The Middle Income Trap (《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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