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編按】

美國自19世紀末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以來，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發展程度最高的國家，美元作為全球主要貿易貨幣，美國以多元的經濟結構，深深影響著全球各國的政治經濟。然而，美國的外交政策卻充滿問題，美國本土也不乏有識之士點出問題所在。

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花俊雄老師整理美國《外交事務》兩篇文章，指出美國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表示，美國是世界唯一一個捍衛以色列右翼極端主義政府的國家，該政府正導致加薩地帶數萬人死亡。美國不再尊重民主或人權，而是以軍國主義、企業利益的貪婪和權力為依歸，導致與許多長期盟友漸行漸遠。

美國前國防部長勞勃·蓋茲也指出，美國在冷戰期間是自由貿易和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要倡導者。但冷戰結束後，美國開始通過針對性貿易和金融限制等方式，對數十個國家實施經濟制裁，謀求改變其國家行為。美國領導人應認識到使用非軍事手段來鼓勵朋友和對手實現自由和改革的重要性。

美國當代政治精英大多成長於冷戰結束後所謂「歷史終結」期，美國似乎戰無不勝。這些精英的世界觀特別缺乏歷史意識，妄自尊大以至於肆無忌憚，這兩者結合是極其危險的。桑德斯和蓋茨這些開明人士的呼籲切中要害，但面對根深蒂固的「軍工複合體」，要治癒美國外交政策的痼疾，恐怕還得等到廣大的美國人民警醒。

這是2020年7月7日拍攝的美國華盛頓國會大廈。圖源：新華社，劉傑 攝

美國外交政策需要一場革命

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網站3月18日刊載了美國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一篇文章，標題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場革命：用團結、外交和人權取代貪婪、軍國主義和虛偽〉（A Revolu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Replacing Greed， Militarism，and Hypocrisy With Solidarity, Diplomacy, and Human Rights）。

桑德斯開宗明義指出：「華盛頓政治一個令人感到可悲的現實是，美國與全球面臨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往往未能得到足夠深入的辯論，尤其在外交政策領域更是如此。」他說，幾十年來，在外交事務上一直存在著「兩黨共識」；可悲的是，這種共識總是錯的。無論是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或是推翻世界各地民主政府，還是貿易方面的災難性舉措，其結果都是損害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破壞其所宣稱的價值觀，並對美國工人階級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美國佛蒙特州聯邦參議員、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圖源：維基百科

桑德斯遺憾地補充道：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今天。美國花費數十億美元支持以色列軍隊，美國實際上是世界唯一一個捍衛本雅明·內塔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右翼極端主義政府的國家，該政府正在對巴勒斯坦人民發動全面戰爭和破壞運動，導致加薩地帶數萬人死亡，其中包括數千名兒童，數十萬人挨餓。同時，美國圍繞中國散布威脅恐懼，以及在「軍工複合體」的持續發展中，我們很容易看出兩個主要政黨領導人的言論和決策，往往不是以尊重民主或人權為指導，而是以軍國主義、群體思維以及企業利益的貪婪和權力為依歸。結果，美國越來越孤立，不僅遠離貧窮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與工業化世界的許多長期盟友漸行漸遠。

桑德斯認為，鑒於這些失敗，美國早就該從根本上重新調整外交政策了。首先要承認二戰後兩黨共識的失敗，並制定以人權、多邊主義和全球團結為中心的新願景。

2月19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一名抗議者手舉標語在林肯紀念堂前參加反戰抗議集會。圖源：新華社，劉傑 攝

美國外交沒有從冷戰和反恐戰爭中汲取教訓

桑德斯指出，美國過去的紀錄並不光彩，追溯到冷戰時期，兩大黨的政客就利用恐懼和徹頭徹尾的謊言將美國捲入災難性且無法獲勝的對外軍事衝突中。約翰遜總統和尼克森總統根據錯誤的所謂「骨牌理論」，即如果一個國家陷入共產主義，周邊國家也會淪陷，派遣近三百萬軍隊前往越南，在越南內戰中支持反共獨裁政權，結果遭到慘敗，多達300萬越南人和58,000名美軍被殺。

尼克森和他的國務卿季辛吉還透過大規模轟炸將戰爭擴大到柬埔寨，造成數十萬人死亡，並助長了獨裁者波爾布特的崛起，隨後的種族滅絕屠殺導致多達200萬柬埔寨人死亡。

冷戰時代，華盛頓在世界其它地區的紀錄也好不到哪裡去。美國政府以反共反蘇的名義，支持伊朗、瓜地馬拉、剛果民主共和國、多明尼加共和國、巴西、智利等國的軍事政變。這些粗暴干預往往是為了支持專制政權，他們殘酷鎮壓本國人民，加劇腐敗、暴力和貧窮。

圖為2022年3月17日，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舉行的一場足球比賽中，球迷拉橫幅細數美國北約轟炸或挑起戰爭的國家和地區。圖源：新華社，普雷德拉格·米洛薩夫列維奇攝

2001年911 恐怖攻擊之後，華盛頓重複許多相同的錯誤。喬治·布希總統向「全球反恐戰爭」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災難性戰爭投入近200萬美軍和超過8兆美元的資金。伊拉克戰爭就像越戰一樣，建立在徹頭徹尾的謊言之上。喬治·布希臭名昭著地警告說：「我們迫不及待地等待最終的證據─—確鑿的證據可能會以蘑菇雲的形式出現。」但美軍大舉入侵之後並沒有找到任何確鑿證據，當然更沒有蘑菇雲出現，因為薩達姆·海珊並沒有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美國以「全球反恐戰爭」為名，實施酷刑、非法關押、和「非常規引渡」，在世界各地抓捕嫌犯，將他們長期關押在古巴關塔那摩灣監獄和中情局的黑牢。美國政府實施了《美國愛國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導致國內外大監控。阿富汗20年的戰鬥耗費超過2兆美元，造成數千名美軍死傷，數十萬阿富汗平民傷亡。如今，儘管經歷了這些苦難和巨大的耗費，塔利班仍然重新掌權。

2021年8月16日，大量民眾聚集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試圖離開阿富汗。圖源：外媒

桑德斯認為，華盛頓的外交政策機構並沒有從冷戰和「全球反恐戰爭」的失敗中汲取教訓。川普在世界各地增加了無限制的無人機戰爭，向中東和阿富汗派遣了更多軍隊，加劇了與中國和朝鮮的緊張關係。

桑德斯指出，川普的軍國主義根本就不是新鮮事。光是過去10年，美國就參與了阿富汗、喀麥隆、埃及、伊拉克、肯亞、黎巴嫩、利比亞、馬利、茅利塔尼亞、莫三比克、尼日爾、奈及利亞、巴基斯坦、索馬利亞、敘利亞、突尼西亞和葉門的軍事行動。美國軍方在全球80 個國家擁有約750個軍事基地，並正在增加其海外存在。

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分布圖。圖源：網路圖片

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是集體思維失敗的另一個例證，這種集體思維將中美關係描繪成一場零和鬥爭。對華盛頓的許多人來說，中國是新的外交政策妖魔──一種生存威脅，因此如何抹黑中國都不為過。

桑德斯最後總結道，如果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和平與繁榮的世界，那麼美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須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其設定。在無休無止的戰爭和國防合約上花費數兆美元，並不能解決氣候變遷的生存威脅，或面對未來可能爆發的流行病；它不會養活飢餓的兒童、減少仇恨、教育文盲或治愈疾病；它無助於建立一個共同的全球共同體，也無助於減少戰爭的可能性。在人類歷史的這一關鍵時刻，美國必須領導一場基於人類團結和為滿足人民需求而奮鬥的新全球運動。這場運動必須有勇氣對抗國際寡頭集團的貪婪，其中數千名億萬富豪行使著巨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力。

桑德斯認為最重要的是，「作為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美國必須認識到，我們作為一個國家的最大力量不是來自我們的財富或軍事力量，而是來自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從氣候變遷到全球流行病，我們需要合作、團結和集體行動，來應對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而不是窮兵黷武。」

2021年9月17日，寫有緬懷親人詞句的白色旗幟擺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華盛頓紀念碑附近的草坪上，悼念該國新冠逝者。圖片來源：新華社，記者 劉傑 攝

美國應重拾世界領袖身份 恢復其全方位的力量

清楚意識到美國外交政策充滿問題的不乏其人，比如美國歷史上唯一任期跨越總統換屆（喬治·布希和巴拉克·歐巴馬），並同時跨越兩黨的前國防部長勞勃·蓋茲（Robert Gates）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20年7／8月那一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過度軍事化：美國必須恢復其全方位力量〉（The Over Militariz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Must Recover the Full Range of Its Power），文中明確指出，自冷戰結束以來，華盛頓當局在外交政策制定上有兩大根本缺陷：其一是其過分依賴軍事手段，而嚴重忽視自身非軍事權力的手段；其二是仍在運用為冷戰設計的國家安全結構和官僚機構來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蓋茨認為，美國應當重拾世界領袖身份，而在此之前應當恢復和更新一系列的非軍事權力手段，與此同時還應當加強及重組國務院。

與建立和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同樣重要的是，制定何時以及如何使用它。當面臨是否使用軍隊的決定時，總統必須明確干預的目標，並且戰略和資源必須足以實現這一目標。出於對美國國內政治的敏感，總統有時傾向於使用僅能避免失敗但不足以取得成功的軍事力量，這種做法不僅在戰略上不明智而且不道德。美國軍人的生命不能僅僅被用於處理一些簡單的事務，也不能被浪費在三心兩意或一時衝動的行動上。

蓋茨指出，冷戰後過度軍事化令人吃驚的原因在於，美國政策制定者竟然未能從過去70年中汲取教訓，美國取得冷戰勝利不是依靠軍事實力，而是依靠更微妙的非軍事權力手段。自冷戰結束，這些非軍事手段已然被扔至一旁。但是，隨著當今大國的軍事擴張和現代化，如果美國足夠聰明和幸運，那麼它將會與中國在諸多非軍事領域展開長期競爭，而那些在此之前動用過的非軍事手段必須得到恢復和更新。

台灣反台獨反介入聯合行動抗議美國軍火商來台販售戰爭。圖源：兩岸犇報，陳迅 攝

外交就像強大的軍事一樣，是增強國家實力不可或缺的武器。多年來，美國國會一直在壓榨國務院的資源，而白宮也經常排擠該機構，不滿足其所提出的預算需求。包括國務院內部人士在內的一些批評人士認為，由於國務院已經變得過於官僚主義，進行一場深遠的改革勢在必行。與此同時，任何加強美國非軍事手段的努力，都必須以一個更強大的國務院為核心。

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是自由貿易和全球貿易體系的主要倡導者。但是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態度陡然發生了變化。國會難以批准自由貿易協定，相反，美國的總統們開始把自身的經濟實力視作一種施加懲罰的手段。冷戰結束以來，華盛頓通過針對性貿易和金融限制等方式，對數十個國家實施了經濟制裁，以謀求改變其國家行為。如今的川普更是對幾乎所有的多邊機構都抱有敵意，並將美國的經濟實力武器化，與盟友和對手展開貿易戰。

冷戰期間，承擔對發展中國家發展援助的「美國國際開發署」，在蓋茨從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位置退休時有超過1.5萬名員工，其中大多數是在一些環境危險且惡劣的發展中國家工作的專業人員。但當他在2006年以國防部部長的身份回歸政府部門時，該機構的雇員已經縮減至3000人，其中大部分是管理承包商。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官方標誌。圖源：維基百科

蓋茨認為，縮減「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規模意味著美國單方面放棄了一個重要的權力手段。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國更善於利用其發展項目來培養外國領導人，以增加接觸機會和擴大影響力。「一帶一路」項目便是個很好的見證，該項目在2019年涵蓋了115個國家（作者按：至2023年「一帶一路」10周年，它已涵蓋153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預計成本超過1兆美元。

冷戰結束後，「美國新聞署」和美國的總體戰略通信能力也同樣遭到了削弱。冷戰期間，「美國新聞署」成立了以圖書館形式的新聞處為基礎的全球網絡，在其中存放宣揚美國民主、歷史、文化和其他各種主題的書籍和雜誌。與此同時，該機構旗下的「美國之音」向全世界廣播新聞和娛樂節目宣傳美國價值觀，「美國新聞署」和它的許多分支機構和節目覆蓋了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而這恰恰是一個精致，且富有成效的權力手段。然而，2001年「美國新聞署」被取消，剩餘的機構被規劃至「國務院」，而這一舉措直接導致美國公共外交與冷戰時期相比失色許多。

蓋茨最後總結說：「美國領導人在制定一項美國公眾支持的外交政策時，應該認識到使用一切可能的非軍事手段來鼓勵朋友和對手實現自由和改革的重要性，因為這些目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隨著機構重組以及更多資源的獲取，華府的非軍事手段可以促成一場非凡的權力交響曲。」

美國新聞署在1954年製作的越南語宣傳畫，鼓勵北越人民逃往南越。畫上文字為「來到南方，逃離共產主義」、「南越同胞張開雙臂歡迎北越同胞」。圖源：維基百科

1951年，台北美國新聞處製作的美國之音閩南話廣播海報。圖源：維基百科

美國菁英缺乏歷史意識的妄自尊大

美國之所以肆無忌憚地採取軍事手段來對付一切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於，雖然它針對100多個國家進行了侵略或參與軍事行動，但它從來沒有遭到過外國政府的侵略，沒有遭受過大規模平民傷亡。助長「美國例外論」的心理根源在於，當代政治精英大多成長於冷戰結束後所謂「歷史終結」期，美國似乎戰無不勝。因此這些精英的世界觀特別缺乏歷史意識，妄自尊大以至於肆無忌憚，這兩者結合是極其危險的。

更根本的是由將軍、政客、科技公司、軍火商和私人軍事承包商組成的「軍工複合體」，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龐大利益集團，「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他們是靠戰爭發家的，因此，他們試圖大肆擴張美國的軍事能力，肆無忌憚地行使軍事手段。

美國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圖源：IBON

桑德斯在2019年6月24日刊載於《外交事務》雜誌網站上的一篇題為《結束美國無休無止的戰爭：我們必須停止向恐怖分子提供他們想要的東西》（Ending America’s Endless War: We Must Stop Giving Terrorists Exactly What They Want）中指出，喬治·布希總統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是「越反越恐」，反恐戰爭導致無休無止的戰爭。他堅決反對，「軍事工具優先於外交工具，侵略性單邊主義優先於多邊接觸」的邏輯。

桑德斯認為：「現在是設想一種新的美國參與世界事務形式的時候了，其中，美國領導的不是製造戰爭，而是讓人們聚集在一起，為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找到共同的解決方案。」桑德斯極力主張：「衡量美國的標準不應該是我們炸毀事物的能力，而是我們建立共同人性，利用我們的科技和巨大的財富為所有人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的能力。」

桑德斯和蓋茨這些開明人士的呼籲切中要害，但相對於龐大而根深蒂固的「軍工複合體」，他們的呼聲顯得非常無力。因此要治癒美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痼疾，恐怕還得等到廣大的民眾警醒。

◎作者｜花俊雄（台灣旅美政治評論員）
◎編輯｜陳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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