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寧是在大陸出生的二代台灣人，父親蔡子民出身彰化書香門第，二二八事件後被國民政府通緝，離台赴大陸長住，曾任台盟中央主席；母親李玲虹是大陸對台廣播第一位閩南語播音員。蔡寧曾經參加過1979年大陸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而且榮立過三等功。

蔡寧1950年12月28日出生在南京，那時，正是華東人民廣播電台對台廣播為躲避國民黨軍機的轟炸騷擾，從上海轉移到南京的第八天。因為在南京出生，30歲得子的父親為他取名「寧」，乳名「大頭仔」。

在那個年代，每個孩子的命運幾乎都是和父母的命運綁定在一起的，台灣人子弟更是如此。「大頭仔」蔡寧隨父母工作調動來到了北京，在紫禁城下渡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和少年。後來他考上了八中，那是北京一所優秀的中學，學生非成績出類拔萃是難以進去的。在校期間，他品行優秀，加入了共青團，負責宣傳工作，而且身體強壯，是學校的體操隊長。

像同時代絕大多數大陸孩子那樣，蔡寧也有一個夢，就是參軍。上初二那年，1968年度的軍隊招兵工作又開始了，18歲的他高高興興去報名，總覺得憑自己的條件，穿上綠軍裝沒有問題。但過了幾天，卻接到通知，政審沒通過。學校軍代表告訴他，因為你是台灣籍，你的父母屬於被審查對象，我們沒有辦法到台灣調查社會關係，所以不能參軍。

蔡寧非常清楚，母親是1946年隨外公李偉光（又名李應章，台灣二林蔗農事件的領導者，二林農民組合的負責人，後來到大陸參加中共，長期做地下工作，而且作為台盟的代表，參加過大陸開國大典）來到大陸的；父親在台灣因參加反抗國民黨統治的二二八起義，被通緝之後逃到大陸，而且到大陸之後從事的一直都是革命工作。但當時正值文革，政治和階級鬥爭壓倒一切，只要你來自台灣，就是被審查的對象。父母雙雙均在被審查中，要想參軍堪比登天。但這件事給他的打擊是巨大的，他從學校回到家中，蒙在被窩裡哭得好傷心。

第二年，他初中畢業，隨父母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在幹校期間，蔡寧種過地開過拖拉機當過造紙工人開過汽車，表現不錯，還擔任過團支部書記。1972年，父親蔡子民的歷史已經調查清楚，五七幹校黨支部派人到北京進行政審調查，隨後接納蔡寧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年底，蔡寧終於實現了人生的夢想，穿上了綠軍裝，成為一名解放軍，那年他22歲，已經是入伍年齡的上限。蔡寧從新兵幹起，成長很快，到1979年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時候，他已經是連隊指導員了。

蔡寧在訓練間隙與戰士們讀書。

一段時間以來，中越關係已經非常緊張。李玲虹只知道兒子的部隊在河南待命，緊接著就是部隊換防。在河南時蔡子民還曾送給兒子一隻夜光錶，並祝褔他凱旋歸來。

李玲虹回憶說：「記得有一次開會，總參的人也來參加，一個領導問我，你兒子在哪個部隊？我報了番號，他告訴我，這支部隊昨天已經進入越南了。聽了這個消息，我的心裡七上八下想了許多許多……。」1979年2月16日，蔡子民在日記裡寫道：「今天開會，參加者是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會上傳達了中央十一號文件，對越南的入侵挑釁我國決定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也就在同一天，李玲虹收到了蔡寧從廣西扶綏寄來的150元人民幣，這是2月4日托別人寄出的。身為母親的李玲虹立刻反應過來，兒子這是做了最壞的打算，在臨走前把平時積攢下來的錢都寄回來了。

作為軍人，保家衛國是義不容辭的義務，服從命令是天職，這些道理李玲虹都明白。但是畢竟是自己的親生骨肉，身處炮火硝煙的前線，作為母親，怎能不時時牽掛。那些日子，李玲虹幾乎無時不刻都在惦記著兒子的安危。兒子沒法給家裡通消息，李玲虹就只能枯坐在家中，苦苦等待。她通過廣播和報紙密切關注著前方的新聞，期盼從每一份戰報中獲知兒子的消息。3月2日，她聽到傳達：自衛反擊進攻部隊，連戰連捷，攻下諒山，斃俘越軍一萬五千多人，已達到教訓越南小霸王的目的。軍隊開始後撤，將凱旋回國。李玲虹很高興，不久又聽說部隊從越南撤下來了，有的已經回到北京，然而蔡寧卻仍然沒有消息，李玲虹心急如焚。

偏巧這時，與蔡寧一起參戰的一位北京兵往家裡寄來一封信，信上寫著：「我在烈士墓見到了蔡寧」。得知這個消息簡直像晴天霹靂一樣擊潰了李玲虹，是最不想聽到的消息成真了嗎？李玲虹那些日子坐臥不寧，但她不甘心，她說：「我一定要得到兒子的確切消息。我們對台廣播軍事組有部隊的軍線電話，我就利用這個電話幾經周折打到了雲南前線，找到了他們的部隊。可是對方回答說蔡寧已經回國了。回國了？那我的兒子怎麽還沒有消息啊！」李玲虹不死心，按照對方提供的線索繼續找，通過臨時架的軍線把電話一直打到了蔡寧所在的營裡，工夫不負有心人，後來終於找到了，電話那頭傳來了日思夜想的兒子的聲音，那一刻，她長長地鬆了一口氣。電話裡，蔡寧向母親簡單報告了這段時間的經歷。

反擊戰打越響之後，蔡寧所在的連隊與越南軍隊連續打了三仗，戰鬥很殘酷，但進展還算順利。3月11日，接到命令班師回國。但當天戰場情況出現很大變化，部隊被越軍包圍，激戰正酣，很難脫離戰場。半夜，連隊又與上級失去聯繫。這時，蔡寧看看腕上夜光錶已是凌晨2點，不能再拖了，此時若不撤離陣地，天亮之前就走不到國境線了。於是他果斷決定，帶領炊事班戰士突圍。他們邊打邊撤，黎明時分才跨國國境。早在開赴越南前線之時，上級就下達命令，戰鬥中如果有傷亡，無論死活，必須抬回來，而且不能留痕跡。身為指導員，蔡寧必須執行命令，他歷盡千辛萬苦，帶領戰士們（包括負傷和犧牲的烈士）撤回大陸之後，背著屍體直接送到烈士墓。按照規定，所有的烈士都要照遺像。偏巧在那裡遇到了一個熟悉的戰友，他在師裡負責照相，除了照一些戰爭場面之外，也照烈士的遺照。那個戰友正在那裡忙著照相，兩個人匆匆見了一面，蔡寧就回連隊了。誰知這位老兄給他的愛人寫信的時候多寫了這麼一句，「在烈士墓我見到蔡寧了」，這句話寫得不明不白，難怪李玲虹得知以後會那麼緊張。

蔡寧告訴母親，他們連撤退時他和連長各帶一撥人，連長那邊有三個犧牲的戰士沒有背回來，而他作為指導員要負責任，所以連隊雖然立了集體一等功，但蔡寧個人評的是三等功。因為出了這件事，上級要調查，從軍區到師裡的調查組都來了，當時正評功評獎，同時也追查責任，開會很緊張，蔡寧根本沒時間給家裡寫信報平安。

電話裡，蔡寧除了歉疚，還顯得有些委屈。可電話那邊，李玲虹已經如釋重負，打斷他說：「立不立功都不要緊，你好好的就行了！」

蔡寧參加完對越自衛反擊戰不久就轉業了，他先到北京市台盟工作，後來上了北師大的台籍班，1985年畢業以後調到全國台聯工作，直到退休。在部隊8年的歷練為他一生的人生軌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親身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的經歷更是他永生難以磨滅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