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馬振衣的書房

政治和學術的關係到底該怎麼處理？當然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大課題。

最近讀過的關於台灣的書裡，有兩本是關於研究台灣文學的，從中可以感受台灣的學術與政治的深度聯結的狀況，到達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倒不妨提一提。

（一）

第一本是陳明成的《陳映真現象》，此書以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為研究物件，除去緒論和結論，正文共七章。

簡而言之，這本書試圖力破之前關於陳映真的種種看法和言論，直陳陳映真人格和創作方面的隱瞞、虛構和虛偽，進而設置一個關於陳映真的「家國同構」的寓言，全面消解、否定陳映真的基本形象。

全書真正「有力」的是前面三章，這三章是全書立論的基礎。這一基礎的核心，就在於作者發現了一則歷史材料，證明陳映真的父親陳炎興在台灣的日據時期的1938年，參加了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舉行的「台灣進行曲」歌曲原創徵集活動，並獲得第一名。該活動旨在歌詠日本殖民統治。作者以此材料為據，認為陳映真在七十年代以來的關於父親的幾篇散文中，有意回避這一歷史事實，「虛構」父親的「中國意識」、「中國形象」、「中國立場」、「左翼認同」等。

在第二、三章，作者進而再挖掘陳映真養父陳根旺曾擔任日本殖民統治下警察局官員一事，再次申論陳映真虛構父親一輩的形象，並進認為陳映真扭曲歷史，陳映真作品中的家國同構的國族意識是荒誕虛妄的。

後面四章則是在這一基礎上的發揮，因為作者台獨立場過於鮮明急切、情緒過於濃烈，某些段落有如台灣綠媒的社論，充斥了「！」號，滿是否定性的攻擊，基本沒有什麼價值，故問題雖多，亦不予討論。

這樣的書，判斷其好壞其實不需要很深的歷史專業知識，只需要一點理性和常識即可。我們把目光集中在前三章，作者立論之誇張、誇大，顯然有違基本的理性。

一、主觀臆造青年陳炎興形象。陳炎興是日據後出生並成長的一代，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教育長大，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下，青年陳炎興曾向日本音樂教師學習音樂，曾進入日本殖民統治的公務員系統，甚至在1938年參加過一次日本人的歌曲徵集比賽，獲得過第一名，這都沒什麼出奇，放之於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比較正常，作者自己也是承認的。但是，作者一定要將陳炎興參加歌曲創作比賽一事無限拔高，在毫無其他歷史資料佐證、也沒有陳炎興個人自述或親朋好友旁證的情況下，一口咬死陳炎興那個時候高度「皇民化」，沒有中國或中華民族意識，沒有對殖民統治者的反思、反抗意識，並毫無理由多次主觀判斷這是陳炎興「一生最意氣風發的一段日子！」之類的，未免操之過切，缺乏根據，莫名其妙。

事實上，作者自己也承認，從1938年徵集歌曲獲獎到日本殖民統治結束，找不到關於陳炎興的其他公開活動資料。既然沒有任何資料佐證，為何就一口咬定陳炎興的精神狀態和價值抉擇呢？如果陳炎興真的像作者極力誇張的那樣高度「皇民化」，那樣「意氣風發」，不是應該借此大肆發揮、巴結日本殖民統治者，獲取聲名與現實利益嗎？在資料闕如的情況下，按一般常理分析，陳炎興恰恰是對這一次活動獲獎不太「感冒」，甚至深以為恥，才銷聲匿跡、諱莫如深。總之，從書中論述來看，作者如果想要確立自己的論點，就必須有更多的資料支援和合乎常理的推測，而不是憑空無限度拔高與誇張。

二，陳炎興曾拜日本教師為師，學習音樂，1938年的歌曲徵集比賽，是與老師一起參加的。按作者提供的歷史資料，很可能是在日本老師的帶動和鼓舞下，為驗證自己的學習乃至音樂才華參加的一次音樂徵集比賽，這種比賽在當時的社會統治下，是一種比較常態的現象。陳炎興的《台灣進行曲》中的歌詞，雖然在當時只能算是一些空洞的套話，但因為青年陳炎興有一定的音樂才華，所以在普遍平庸的、主流化的音樂表達中，他的作品才能脫穎而出。按書中資料推測，我們既看不出陳炎興中國立場，也看不出陳炎興有強烈的「皇民化」趨勢，因為這是一個壓根沒有事實資料來判斷的事情。

三、最莫名其妙的，是作者以這一孤證，來證明陳映真有意的回避、虛構、假造父親形象，並進而在某種奇怪的聯想思維下，全面否定陳映真的中國立場和文學敘述，就更加莫名奇妙了。首先，陳映真在回憶時，也提到過父親陳炎興、養父陳根旺參加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公務員系統和教師公職系統之事，這些大略的行跡他沒有回避，在日據時期也是常態現象。其次，以1938年陳炎興音樂獲獎一事來說，陳炎興既然事後諱莫如深，不再借此「意氣風發」、去出風頭，反而長久沉默、諱莫如深，就很有可能他認為不宜再與妻兒子女討論或「炫耀」此事，而他獲獎時，陳映真才1歲多，如果父母此後不多次提及此事，陳映真如何會知道？

按一般常理推測，在沒有其他佐證材料的基礎上，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得出陳映真捏造、虛構父親形象這樣的結論，而作者不僅急於下結論，而且借題大肆發揮，其用心、用意就未免太顯形了。

四、陳映真到底有沒有聽到父親陳炎興論及此事，我們不知道。退一步講，我們假設陳映真曾聽聞父親提及1938年參加音樂徵文獲獎一事，但是卻沒有寫入懷念父親的文章之中，僅此一事，就可以說陳映真在假造父親形象了嗎？這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畢竟，這一事件寫不寫入陳映真的懷念散文之中，一是要尊重陳炎興本人的心態和思路，如果陳炎興認為此事是青年時代在老師鼓勵下的「失足」呢？如果陳炎興認為此事不過是音樂學習的一次展示呢？如果陳映真認為在父親的認知和感情系統中，此事本非「意氣風發」的刻意追求，而是意外獲獎、微不足道呢？如果陳映真的寫作倫理本來就是為了尊重和紀念父親，認為此事並非父親一生大節呢？凡此種種，皆有可能。在缺乏其他資料和證據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判斷陳映真在虛構父親？如果要扭曲，至少作者也應該多舉幾個有力的事例吧？

五、作者主要以1938年陳炎興獲獎一事，說明陳映真有意虛構父親形象、陳映真的作品都是謊言，這已經是缺乏證據的過度發揮了。然而，作者接下來通過設置陳映真的「家國同構」的書寫，進而鄙夷和駁斥陳映真的中國立場為虛妄，則尤為怪異。陳映真筆下的「父親」形象固然有「中國」隱喻，但這並非陳映真文學創作和社會評論的核心論題，作者陳明成除了那篇散文《父親》，其實舉不出什麼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舉了《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來佐證，問題在於毫無對小說本身的分析，強行安裝一些「弑父」之類的理論框架，無法讀出作者是怎麼把這一套理論安裝到某些個別作品上，更無法理解這個別作品怎麼就成了陳映真全人格和全部創作的核心、本質？

與作者論述的恰恰相反，我們很簡單就會發現陳映真筆下的「父親」形象從早期創作以來，就基本闕如。這一現象該怎麼解釋，需要結合其作品進行深入分析。而不是隨便抓一個莫名其妙地細節，然後肢解整部作品；引申單個作品，肢解全部的陳映真。這在常理上，顯然是違反邏輯的。

六、至於在第二章論證陳映真養父陳根旺擔任日本殖民統治下警察局職務一事，作者鋪排了大量時代背景材料，似乎意圖證明這一職務說明陳根旺高度「皇民化」？但這種苦心至極的編排，還是缺少一些關鍵的資訊，比如陳根旺本人的自述；比如其他各類關於陳根旺的檔案記載，有否發現他有超出當時一般常規的「皇民化」言論或思想傾向；比如是否有陳根旺在職期間的一些「惡劣」行徑能夠佐證。可是，從作者用盡心力挖掘的材料來看，一切闕如。那麼，作者所印證的材料和陳映真在散文中偶爾提及的養父，好像沒什麼區別，構不成什麼批評，所以我也看不懂作者為什麼苦心寫出第二三章，這兩張其實用兩三千字表明一下就可以了。

此書其他各章中，比較有價值的是第四章《失落的台灣文學史》。倒不是說作者的論述有價值，而是行文之中牽涉到一份非常珍貴的陳映真研究的資料：陳映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寫給鐘肇政的57封信。但是由於作者預先就有了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所以他對這批信件解讀很怪異，他是從中探查陳映真與台灣當時有台獨傾向的文學同仁組織之間的關係，然後通過曲曲折折、莫名其妙地論述，似乎是為了論述陳映真曾與台獨親近？他與台獨文藝組織失之交臂是愚蠢和失敗的？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作者的論述能表達什麼。

因為哪怕在六十年代初，陳映真就立場很堅定，堅決與台獨劃清界限，作者費盡心力找出這57封信，不過是見證了陳映真當年的立場之堅、先見之明，也恰好可以看出陳映真哪怕在那麼青澀的青年時代，其中國立場和感情就已經非常深入和敏銳了。這從某種程度上，不恰恰說明了，家庭給他的教育是中國立場的、中國化的嗎？這與作者之前解構的陳映真筆下的「父親」形象，其實是矛盾的。

六零年代初，是陳映真立場、思想和文學創作深化、轉化的關鍵期，這57封信大多是剖露心境的動情之語，對於研究這一時期的陳映真的思想和文學的轉變，具有重大意義。可惜作者除了拿著「放大鏡」一味從中尋找他想要的陳映真與台獨文藝的聯結之外，看不到其他的什麼，造成了研究資源的糟蹋和浪費，令人可惜。

這57封信迄今沒有公佈，按照作者的邏輯來講，如果這些信不利於否定陳映真，反而有利於深化對陳映真的學術研究，作者可能是不願意公佈的。

（二）

第二本是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對上一本書講得已經太多太細，深覺無聊，因為這樣的書其實不值得大費唇舌的。所以，接下來對陳芳明的書，就用極為簡單的大白話概括一下吧。

我原本以為陳芳明在大的歷史脈絡的論述上問題很多，而且正如古遠清在《<台灣新文學史>史料差錯糾謬》中所說，陳芳明在具體史實上也存在大量問題，但他畢竟是有一定名氣的文學評論家，在具體作家的研究點評上，應該能看到一些閃光，得到某些啟發，所以，我還是恭恭敬敬買來，恭恭敬敬閱讀了。結果，出人意料地令人失望。這本書顯然是一種學術上的「自我閹割」。

首先，他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很多作家的基本狀況和創作思想進行過於明顯的「閹割」。比如，對三十年代楊逵、賴和等具有親近中國、反抗日本的立場的作家，在思想追求和創作風格進行扭曲和閹割，強行按自己的政治立場進行改造。而對台灣光復後的在大陸出生、台灣創作的外省作家如余光中、白先勇、洛夫等等，在改造不來的情況下，則進行回避和閹割。其實，只要稍微讀過這些作家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陳芳明有意在躲避著什麼，閹割著什麼。

余光中這樣的外省老一代作家，佔據了台灣當代文學史的大半壁江山，他們這一批人，不管是不是統派，至死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個是一個無可諱言的基本事實。但是為了構造所謂的台灣主體性，陳芳明居然完全沒有直面的勇氣。

一是在文學史中絕口不提這些作家的籍貫、出生地域，當然，如果是台灣所謂的本省作家如季季、宋澤萊、楊牧等就提一下，並且要重重表彰這些人的所謂本土性或台灣主體性等等。哪怕是陳芳明非常討厭的陳映真、藍博洲吧，因為是本省人，他也必須要提一下籍貫，以此增加「台灣」存在感，強行消除任何可能的「中國」痕跡。

二是，翻遍整本新文學史，發現但凡牽涉到余光中、洛夫、白先勇等等外省作家的「中國情結」、「中華民族意識」、「中國人身份」、「鄉愁與漂泊」等等思想感情因素，乃至牽涉到外省第二代作家如張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等的「中國」意識可能存在的矛盾，他都完全不提，絕不碰觸，比最嚴酷的思想員警做得還「完美」一些。

這真的讓人吃驚——整本書非常「完美」、幾乎滴水不漏的「閹割」掉了這些作家的自我認同和民族定位，絕不碰觸任何相關的話題和素材。然而，誰也無法否認，這些台灣文學的名家中，「中國」、「漂泊」、「鄉愁」等等是一個思想主題的核心。陳芳明居然完美地將之切割掉了！

其次，與這種多作家的「閹割」相呼應的，就是對於文學思潮和流變的嚴重「閹割」。陳芳明對詩歌似乎趣味很深，很有見地，至少這本新文學史上明明白白寫著「謹呈余光中教授 最早讓我嘗到詩的滋味」，他的另一本散文集也叫《革命與詩》。我本以為在詩歌評論上會從他這裡得到很多啟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台灣現代主義詩歌，是台灣文學史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我拿到這本書，最先讀的就是關於現代主義詩歌的幾章。結果，我只能說我被「驚呆了」。

一是如上文說的，凡是有可能和「中國」有牽連或糾葛的任何思想主題、情感意蘊、表達方式、民族思考，都被「完美」的閹割了。二是將這些構成台灣現代主義詩歌核心的東西閹割掉了之後，就只剩下一些現代主義的情感或技巧問題，整個台灣詩壇感覺成了一個沒有靈魂和脈絡的碎片，陳芳明對這些詩人的解析、對整個思潮的分析，都變的捉襟見肘，非常空洞和膚淺，大多是一些套話，我幾乎看不到什麼創造性。這種水準的文學史，和作者的聲名未免太不相稱。

最後，是對整個台灣文學發展歷史的「閹割」。這種「閹割」的最大問題在於，整個台灣八十年來的新文學史，變成了某種政治立場的強行佐證。為了這種佐證，我們發現陳芳明除了閹割和扭曲作家和文學創作思考之外，在整體結構上也真是苦心經營。畢竟台灣文學名家大多出自大陸，那麼，「台灣文學主體性」、本土的獨立性等，就遠遠不能彰顯出來，於是，我們看到一些奇葩操作：

比如，書中論述白先勇、余光中、洛夫等一大批人時，篇幅較短，而且絕對沒有單獨的章節留給他們；而在論述季季、宋澤萊等等所謂台灣本土作家時，專門為這些成就不能與前述外省作家相並肩的人設立章節，並且要表彰一番台灣本土的主體性之類的東東。有因為要彰顯台灣主體性，他還特別表彰了很多二三流乃至三四流的所謂台灣本省作家，也必須多提一提，以此來佐證台灣文學主體性的繁榮（至少人數上夠）。這種輕重失衡的局面，完全無視一般的歷史事實，而且作者在論述過程中也沒有明確的理由交代，如此「霸道」的操作方式，令人乍舌。

此外，他對台灣文學史的分期和定性，顯然存在問題，陳映真、呂正惠都撰寫長文指出過很多事實性、邏輯性的錯誤，可是，在這部文學史中，他沒有任何的回應和修改。這種直接無視的霸道氣魄，也是驚人的。

是的，從這本書，最鮮明的感受就是台獨意識形態的霸道。因為這種霸道，可以隨意扭曲過往的歷史，就算最基本的事實，就可以通過巧妙地話語操作進行扭曲和回避。我在閱讀這套文學史之前，以為陳芳明最多扭曲一下日據時期的歷史，畢竟那個時候的歷史比較久遠一點，操作的空間大。可是，沒想到他直接對當代的文學史下手。

陳芳明是聰明人，他不會不知道自己強行回避和閹割掉了什麼。可是，如此回避台灣文學內部的真實歷史和複雜矛盾，就可以掩耳盜鈴、一手遮天了嗎？就能讓自己製造的學術王國江山永固了嗎？就能保證他在書中所說的台灣文學在中文世界中排名第一了嗎？就能深化對於台灣文學本身的理解，彰顯台灣文學本身的思想藝術之美嗎？

陳芳明的智商，不可能不知道，歷史瞞得了一時，瞞不了一世。之所以要如此自我扭曲和自我閹割，不外乎是認為，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在台灣社會內部佔據主流，所以，可以非常霸道地完全無視陳映真、呂正惠等人的學術反駁，可以無視歷史的基本事實和脈絡。反正，在這島嶼上，自己代表了某種主流的學術意識形態。

說白了，也不過是這樣一種掩耳盜鈴的極端思維和霸道人格罷了。這種思維和品質可以短暫扭曲關於歷史的闡釋，但改變不了歷史事實。任何讀者只要認真讀一下台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就會明白這種文學史的書寫多麼可怕。

事實上，陳芳明無法閹割真實的歷史，他只是閹割他自己，不僅閹割了自己的學術，也有意閹割了自己的人格。

（三）

很多人認為，理想的狀態是政治歸政治、學術歸學術，保持各自的獨立，畢竟這二者的思維邏輯和實踐方式很不相同。但這往往只是一種理想。

事實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政治和學術「剪不斷，理還亂」，畢竟學術著作誕生在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之中，而學術研究者也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所謂的「沒有」，也是其中一種）。直白地講，近代以來不少中西方學術名作，在情感、價值觀、批判性立場方面，都有自己具體的意識形態選擇。

一般來說，如果是研究與現實時空距離較遠、與近段歷史沒有什麼關聯的課題，作者較能保持客觀、中立，顯得冷靜而「高超」，更有端坐於象牙塔中的學者風範。如果是和現實以及眾說紛紜的近段歷史有一定關係的學術研究，則無論作者怎麼騰挪轉換、巧於運思、善於「客觀化」，也還是難以避免某種內在的意識形態關聯。畢竟，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像錢鐘書那樣，埋頭撰寫古典研究的《管錐編》，試圖獲得純然學術的精粹。而撰寫《中國思想史》的葛兆光，最近發表的一些關於當下思想文化的長篇研究評論，也與他研究古代思想史時的冷靜和高遠不太相同了，畢竟，既然要面對糾葛的現實，就必須做出現實判斷。

這些無法逃避的關於現實的判斷，會顯示作者自己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我以為，學術研究總會有立場，尤其牽涉到與現實有關的歷史或事實時。我們無須回避立場，無需掩耳盜鈴。但是，至少要能夠堅持基本的理性和常識，敢於直面問題。以陳芳明的文學史為例，他完全不敢提及與他的論述相扞格的歷史事實，在貌似霸道的文學論述之下，其實隱藏的是深深的卑怯。

其實，他們只要勇敢一點，敢於正視問題，去批判和思考，哪怕政治意識形態立場再極端，也能夠深化對台灣文學本身的思考，彰顯這一文學樣態內在的豐富性。這樣，錯誤的政治意識形態，說不定倒反能促進學術的研究。之前並不是沒有過這樣的例子。

可是陳芳明、陳明成們不敢。陳明成在學術的外衣之下，選擇了放肆地污蔑、攻擊和詆毀，學術其實成了上綱上線的政治批判，成了帶毒的匕首，在在顯示著自己的卑劣；而陳芳明在學術的外衣之下，選擇了逃避、扭曲和閹割，用貌似漂亮的文辭，掩飾著自己的膽怯，吹出一個個自我催眠的肥皂泡，顯示著自己膽怯。

自我催眠、自我扭曲、自我閹割。台獨沒有出路，從學術上的胡言亂語也可以看出。

這是政治與學術結合的最壞的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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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陳明成和陳芳明：學者是如何自我閹割的？
◎作者：馬臻
◎文章來源：馬振衣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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