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守娥:在牢裡認識的計梅真老師
馮守娥在1950年、未滿20歲時,在保密局裡認識了台北郵電工人案國語老師計梅真,並在1997時寫下這篇悼念文。馮守娥的二女兒陳志平以女兒視角表示,依稀在媽媽身上能看到母親對計老師讚言的那些特質,可見一位好老師對學生的人格影響至鉅。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轉載全文,以饗讀者。
【犇報編按】
1949年3月26日,台北街頭爆發台灣光復後第一場由台灣郵電工人爭取勞動權益的請願遊行,在「二二八事件」兩年後,行政長官公署(省政府)又再度被群眾包圍。1950年2月,台灣郵務工會從上海聘請的兩位國語補習班老師計梅真、錢靜芝被捕,一批郵電工人也相繼被當局逮捕。同年8月,計梅真、錢靜芝遭到槍決,台籍郵電工人三十餘人被判15至7年不等徒刑。這就是白色恐怖著名的「郵電工人案」。
1950年5月14日,未滿20歲的馮守娥因「蘭陽地區工委會案」與哥哥馮錦煇一同被捕。馮守娥在獄中遇到並認識了計梅真老師,儘管只相處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但計梅真的人格典範卻影響了馮守娥一生,馮守娥表示:「她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也是我非常懷念的一位難友。」
本文是馮守娥在1997年為紀念計梅真老師所寫,由馮守娥的二女兒陳志平整理並於9月3日刊於臉書,陳志平並附前言注如下:
媽媽在1950年、未滿20歲時,於保密局裡認識了台北郵電工人案國語老師計梅真,並在47年後寫下這篇悼念文。文中計老師在相處四個月期間教媽媽的事,以及文末媽媽對計老師的讚言,以我作為女兒視角,都依稀在媽媽身上看到這些特質,可見一位好老師對學生的人格影響至鉅。2022年9月3日,我們送走了媽媽去和爸爸團聚,謹以媽媽對計老師的懷念文,感念我亦師亦友、親愛的母親。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兩岸犇報》經作者授權轉載全文,以饗讀者。
在牢裡認識的計梅真老師
◎作者|馮守娥
◎寫於1997年
我與計梅真老師認識在保密局,雖然和她相處只有近四個月的時間,但她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也是我非常懷念的一位難友。
我在1950年的5月中旬(注:5月14日)被捕,先在保密局南所(位於台北延平東路)被關了一個月左右,才被送去北所(台北延平北路,辜家鐵工廠改建的臨時牢房)。計老師大概是在二月底就被捕,我在南所時她沒有和我同房,我也沒見過她,但我早已從同房的人處聽說過,隔壁房有位台北郵局的國語老師很受人尊敬,她雖然還年輕(那時35歲),已有12年黨齡,工作經驗很豐富,為人也很好,所以連保密局的看守都對她有幾分客氣。
大約是在6月中旬,當北所的牢房才剛修建好、牆壁的水泥都還沒完全乾時,我們女生大部份都被送過去北所,男生也有一部份被送過去,因為抓得太多了,南所每間監房都關得滿滿的,還日夜繼續在抓。
我們女生在南所時分三房,每房約三個榻榻米大小(6尺寬9尺長)的房間,關著11、12人,所以房內白天大家只能坐著無法站起來,一起站著走動就會踩到別人,晚上也只能側臥相插著睡覺。
到了北所後,由於房間有南所的3、4倍大,我們便有空間可以站起來走動一下。我們被送到北所後,我才和計老師關在同一個房間。
剛認識計老師時,我覺得她沉默寡言,常鎖著眉頭,顯得很嚴肅和憂鬱,都不喜歡和人說話。因為我在南所時已聽過她的為人,又約略聽過她為學生被捕的事很自責,曾經傷心得幾天沒吃沒睡痛哭流涕,所以我想她心裡一定很難過才會那樣沉默,我就在大家一起吃飯時,盡量製造機會想和她說話(那時我們一房還是有十幾個人,通常每個人都坐在自己晚上睡的位子上,吃飯時才圍著菜一起吃),但剛開始幾天還是和她聊不起來。
後來由於房間比較大,在飯後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站起來在房內散步,但個別走來走去還是很容易相撞,所以就有人提議不如大家飯後一齊圍著圈,繞著房間走一走,這樣可以走久一些,也才不會撞到別人。
當我們在繞圈散步時,我們就小聲邊走邊哼著歌。記得那次我是把以前在學校裡唱的「三八婦女節」的歌哼出來,有的人就跟著我學唱,計老師大概是看我教同房的人唱歌有所感想吧,那天晚飯後當我再找機會和她說話時,她就問我說我所唱的婦女節的歌是在哪裡學的,然後她又說我能教她們唱歌很好。
我聽到她那樣說,就趁著機會拿出勇氣對她說:「計老師,其實我在南所那邊就聽說過您很受人尊敬,您過去對人都很好,也做過很多事,有很豐富的生活經驗,我都好想請教您,但有一點膽怯,因為您都不太喜歡和人說話,總是那麼嚴肅,好像拒絕我的親近您一樣,給人的印象是『可敬卻不可親』,也許這句比喻不太恰當,可是很可惜你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我真希望能聽一聽您過去在生活上的或工作上的經驗,好讓我們在坐牢期間也有所學,否則寶貴經驗被埋沒掉不是很可惜嗎?」
我一邊講一邊看著她,深怕她生氣,可是當我說完時,她卻難得地露出一點笑容,她說:「沒想到你會那麼坦率地批評我,我很感激你說出我的缺點,過去從沒有人提醒我。」
隨後她又告訴我,她也會唱一首「新女性」的歌,歌詞很長,但內容很好,我聽她那樣說很高興,就請她也教我們唱,從那次以後,她就盡力把她喜歡的歌教我們唱。
在保密局的北所約有三個月的期間,她教我們唱十幾首歌,因為在那邊沒有紙筆可以寫,環境也不適於用寫的,所以我們全靠記憶!至今雖已過去將近50年的時間了(注:撰文於1997年),當中有10首歌一直還經常在我的生活中陪伴著我,每當我唱起那幾首歌時,我就會想起計老師;每當我想起計老師或那段生活時,我也常常會自然而然地哼起那幾首歌。
雖然那些歌都是抗戰時期的老歌,但都是愛國歌曲,47年來那幾首歌也帶給我不少鼓勵和安慰,而每一首歌都有我非常喜歡的歌詞,並且我總覺得那些歌詞有如計老師在跟我說的話一樣,是充分可以代表計老師的精神的。
在保密局北所除唱歌外,在那環境下要個別坐下來暢談過去的經驗其實並不容易,因為整個房間是開放的,大家都生活在一起,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何況大家都還沒有判決,每一個人明後天的命運是如何,都還是個未知數,我要求計老師談過去的生活經驗給我們聽,或許是不切實際的,然而她能教了我們那些歌,我認為那也是她生活經驗的一部份,因為相信那些歌曾經激勵了她,也相信是她用於激勵過別人的。
有一天我看到計老師坐在她的位子上流著眼淚,我問她怎麼一回事?她告訴我聽說朱諶之(我們都稱呼她朱媽媽)已被拖出去槍決了。她說朱媽媽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可不是嗎?那時候有多少優秀人才天天在等著被拖出去槍決,而不知哪天會輪到自己,雖然她(他)們視死如歸,卻令人心酸和惋惜,但在那個黑暗的日子裡,在黑暗的監牢裡,也只是無奈。
朱媽媽在南所時和我關在同一房間,而當我們被移送到北所時,她被留在南所。由於那邊的房間很小,每個人都固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無法站起來走動,所以與她談話的機會不多,但我仍依稀記得她總是靜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書的側影,偶爾她抬頭望著我們這邊時,我總看到她嘴角掛著微笑,還有一對和藹的眼睛和白皙的臉龐,至今想到她時,(畫面)還會浮現在我的眼前。
記得她也蠻喜歡唱歌,當我哼著歌時,她也會和著唱,尤其她喜歡江南民謠的「插秧苗」那首歌,曾要我多唱幾次教她唱。
有次我問她能否借看一下她的書,她就拿給我看,那是一本書皮已剝落、書紙也已變黃了的舊書,但翻開書看,目錄寫的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理想的婦女的社會制度」,我很驚訝地問她在那裡怎麼會有那本書?她告訴我,是辦案的人在她鬧自殺事件(她曾經吞項鍊想要自殺)後,大概是為了要安撫她的情緒才借給她看的,她猜想可能是從沒收的書籍裡面挑出來借給她的,因為她是涉及從大陸派來與軍方聯絡的案件,所以我想特務大概也認為她很快就會被槍決,借書給她也沒關係。
我本來也很想等她看完後向她借來看,但沒幾天我們就被調走了,朱媽媽也是很受大家尊敬的一位難友。計老師是從南所新調來的難友處,聽到朱媽媽被槍決的消息,我們都難過了好幾天,那是8月中旬的事,是在牢裡我第一次聽到熟人被槍決的消息,朱媽媽那時候聽說是46歲。
在九月中旬左右,我們的同案和計老師她們都被調到在台北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在軍法處計老師又和我同房間,而且這次她睡覺的位子就排在我的旁邊,所以在那邊我們談話的機會比較多。在那段期間,她就談過她過去在工廠裡做工的情況給我聽,但由於那裡是判決機構,每天都有新人進進出出,房內的變化很大。也有過一次,晚上才剛從別地方調來的人(注:此人應指廖鳳娥),我們都還來不及問她什麼案子,第二天一大早就被帶出去槍斃了。
還有,每天早上一起來,要是看到看守急忙地在關走廊那邊的窗子,我們就知道今天又有人會被拖出去槍斃了。因為我們女生的監房設在二樓,男生的監房在樓下,通常從我們女生房透過走廊那邊的窗戶,可以看到下面庭院過去那邊的法庭,而從法庭帶出去要槍決的人,常常會喊著口號走出去,看守不願意讓我們看到(因此)才關窗戶。
隨後我們就會唱起安息歌以追悼他(她)們,在唱安息歌的日子,我們心情總是很沉重,所以在軍法處,大家心情都不能很穩定,我們難友之間談話也常常是斷斷續續的,在那種環境中記憶力比較差,談過的話也容易忘記。
但我特別記得的是,有一次我問計老師說:「我們一起生活的這段期間,你有沒有發覺我有什麼缺點要改的?」因為我聽過好幾次她對我的稱許,卻沒有聽過她對我的批評。
計老師就想一想,然後告訴我說,在牢裡因為生活簡單又刻板,要憑裡面的生活觀察一個人比較不容易;不過,計老師說,她想從兩方面去觀察,還是可以評斷一個人的。就是一、看他(她)的勞動觀念如何;二、看她在日常生活中會不會自私。
計老師說,她在一起生活中,一直觀察我這方面的行為都非常好,她很欽佩,但是她有個建議,希望我要注意到,我過份的不自私有時候也會助長別人的自私。
她說,她看我每次和同房的人一齊出去洗臉回房時,我們都要脫鞋子進監房(因房內是地板),然後把鞋子拿進來放在門邊,我在排自己的鞋子時,看有凌亂沒有排好的鞋子,都會順便幫別人排好。
計老師說,我那樣做固然對於有感覺的人是很好的,有效法作用,但對於自私慣了的人,不但沒有作用,說不定日子久了,她還會認為這是你應該做的工作,你沒有做她還會怪你,尤其在團體生活中,這種人很多。
計老師說,大家應該做的工作,最好是提醒大家每一個人去做好,或者可以大家輪流做,否則你不必去管。
我覺得她說得很有道理,畢竟她是從工廠裡的團體生活鍛鍊出來的。我感謝了她的提醒,進而建議房間裡的人把自己的鞋子排好,免得房間小、鞋子凌亂佔位子,空間會更小。
同時我也發覺到我自己在家裡是大姐,照顧慣了弟妹的生活,常會有這個弱點。所以從那次後,尤其在團體生活中,我常會想起計老師的話,提醒自己改進我的弱點。
在軍法處的時候,我們同房有一位叫做蕭明華的難友,她也是預料自己會被判死刑的,聽說她是師大的助教,同房的人都稱呼她明姐,她的年紀大概三十多歲,也是受人尊敬的難友。
明姐告訴我說,當時特務在審問她時,跟她說你投稿在報上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內容寫得很好,不過,就是有些左傾,是有問題的。她很生氣就反駁說:「你們檢查人員每一個都戴著有色眼鏡檢查,所以每樣東西都看成有顏色的,你們說我的文章寫得好,卻說有問題,依照你們的說法,壞文章才是沒有問題,而壞文章都是你們的。奇怪,你們怎麼那麼喜歡壞文章呢?」
明姐跟我們熟了之後,常常喜歡到我們位子上聊,尤其跟計老師常開玩笑說:「計梅真,出來,要請你去吃包子!」計老師也回答說:「蕭明華出來,今天輪你去吃包子!」因為據傳說在判了死刑後去刑場之前,都會請吃包子。
雖然看她們很輕鬆似地笑著在開著玩笑,但是我們在旁邊看的人,實在無法笑出來,只覺得胸部一陣心酸。
在軍法處大約過了半個月後,也就是10月2日,我們的案子宣判了,我被判10年,我當年才20歲,我哥哥在那天一大早就被帶出去槍決了,他22歲。按當時的法律被判死刑後,應該還可以申請覆判,但當時政治犯都是秘密審判,一宣判完立刻拖出去執行的。
我與家兄從小玩、讀書都在一起,他的死當然使我傷心,雖然我在心中一直唱著安息歌,卻期望著有奇蹟發生,如在電影上看到的,在刑場上突然下起一場大風雨,他們被救走.......。
當然我知道那只是不可能發生的幻想,走愛國愛民之路的人本來就有隨時赴刑場的覺悟,然而劊子手的殘忍令人悲憤!
當我在傷心時,同房的難友們安慰我,兩位將要與家兄一樣赴刑場的計老師和明姐,也一直拍著我的肩膀安慰我。是的,我不該讓她們也跟著我傷心,我心裡這樣想,但眼淚卻不聽使喚地一直流.......。
當我的悲傷都還未過去,僅過了10天,也就是10月11日早晨4、5點的時候,我們都還在睡夢中,就有看守來叫醒計梅真。
只看到計老師跳起來後,從容地穿上衣服和梳好頭,然後走到門口,看見從隔壁房走出來的錢靜芝老師,就跟她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然後鎮定地走出房間。
大家所尊敬的兩位老師,就這樣被帶出去而沒有再回來,而計老師是至死,都還在擔心她學生的生命。
後來我也聽許金玉大姐說,當她們要來軍法處之前,在保密局北所碰到計老師時,第一天計老師就告訴她說有兩個羅東來的學生很好(指我與另一個同案),將來你們判決後有什麼困難,就找她們商量,希望你們常和她們在一起,至於有關她的後事卻沒有留半句。
計老師自始至終心中關心的是學生的前途,這樣的老師,怎不叫人肅然起敬!
計老師走了之後,房間裡就響起了安息歌的歌聲,之後我也在心中為她唱起她所教的另一首安息歌:「安息吧!我們的同志,用你的血寫成了一片悲壯的詩,這是一個非常時,需要許多賢者的死.......。」(這歌是計老師聽大家在唱的安息歌後,說她也知道有另一首,但教我們唱後,大家還不大熟。)
雖然只有短短的四個月,我所認識的計梅真老師是:她為人非常平實,說話從不誇張卻很有力量。她不善於高談闊論,也不會舞眉弄眼,可是她讓人覺得很有吸引力;因為她對人有細微的洞察力,與人相處很會為對方設想,她也從不會貶損他人以抬高自己。
最使我敬佩的是,她對於做事很認真負責,對自己的成就從不誇耀,對自己的錯誤卻很自責,並且對人家的批評勇於接受、虛心改進。
也就是因為這樣,四個月的期間與她相處覺得很愉快,能認識她覺得很幸運。
我認為計老師是值得我們永遠尊敬的革命者,雖然她從不求我們為她立碑,但是在我們與她接觸的人當中,相信在心中為她立了永遠懷念紀念碑的人,一定不少。
(影片取自Youtube,如遭刪除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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