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近現代史研究通訊

數百萬兩黃金搶運入台，成為蔣介石寄望東山再起的本錢。然而再多的黃金也挽回不了一個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一個時代的人心。

本錢

檔案顯示，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國庫中僅剩黃金不足3萬兩，爾後沒收了汪偽政權國庫的49.5萬兩，發行金圓券又從老百姓手中收到184萬兩。此外，抗戰中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4億美元，國民政府拿其中2.2億美元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減去花銷，到1948年底，國庫黃金總數尚餘400多萬兩。

1948年11月底，一紙密電緊急送進俞鴻鈞的辦公室，要求他在一個星期之內，將國庫一半黃金運到台灣。

早在1946年視察台灣時，蔣就注意到了台灣的重要戰略意義、日本經營多年留下的獨立工業體系，並發現台灣是「未被中共滲透的淨土」。因此，當大陸敗局漸明時，蔣最終在西康、海南、台灣三個撤退方向中選擇了台灣。

籌畫黃金運台的同時，1948年12月，蔣一紙電文，以不容置疑的語氣，令養病之中的嫡系親信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不久後，蔣經國又獲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任命，而大批大陸重工業設備也開始陸續運往台灣。

對蔣而言，國庫的黃金是其立足台灣、另起爐灶的唯一本錢，必須謹慎，但此時他只能仰仗親屬和心腹：長子蔣經國負責溝通護航軍隊，大舅子宋子文負責調度海關總署運輸艦，俞鴻鈞的職責，是央行和金庫方面的公文協調。

俞之機要幕僚何善垣回憶，奉命籌畫密運黃金期間，俞鴻鈞「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後之一小室中辦理。」幾乎切斷了與外界的所有聯繫，「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

到啟運之夕，「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 「海星號」等按計劃裝載了200萬兩，於1948年12月4日順利運抵台灣。

全民公敵

意外的是，這批黃金啟運後第三日，《申報》就登出了簡訊「謂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云云」。

訊息源頭是英國記者喬治.威恩發表於《字林西報》的報導。該報辦公地點就在緊鄰中國銀行的上海和平飯店樓上，200萬兩黃金秘密裝船啟運當晚，喬治.威恩從辦公室窗戶目睹了全過程。聯想到徐蚌會戰敗局，喬治.威恩進而推斷國府對未來已有新安排。於是他連夜發出消息稱「中國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沉浸在捕獲獨家驚天秘聞的喜悅中，喬治.威恩沒有意識到他的報導激怒了當局，於是很快被抓捕、速審速決判處死刑。幸虧其夫人趕緊托香港外國記者協會主席直接找到蔣介石求情，才得釋放。

然而消息畢竟是公開了，原本發行僅半年已貶值500倍的金圓券，此刻更如「雪崩似地狂貶」，完全失控。

抗戰結束之初，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兌民間黃金，引得民怨沸騰，被普遍認為是敗亡先兆。爾後物價失守、金圓券一路狂貶，令民怨持續發酵，政府被迫宣佈允許上海市民以1000金圓券兌換黃金1兩，但每天限兌1000兩，先來先購。

在市民排長隊等待兌換黃金的當口，蔣介石卻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巨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民眾的焦灼頓時變成了絕望的瘋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兌換黃金的人們情緒失控，為擠進銀行不顧一切爭搶、衝撞、踩踏，釀成7死50傷，是為「黃金擠兌慘案」。

爾後，國民政府立刻宣佈停止以金圓券兌換黃金，此舉徹底阻斷人民生路：1948年8月金圓券剛發行時，2元金圓券能換1塊銀元；到1949年1月已經變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軍攻進南京時，1000萬金圓券都兌不到1塊銀元；到1949年6月，銀元價格更是達到了5億金圓券一枚。

「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眾多人民的生活，世所罕見。」吳興鏞《黃金密檔》一書中，收錄了一位大陸醫學教授2004年的來信：「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台灣的情況，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十分痛恨。」

「金圓券成為廢紙，人民財產付諸東流，國民政府也就成了全民公敵。」

搶運

但蔣介石似已顧不上這些，軍費開支龐大、戰局日漸糜爛，更有李宗仁等政敵步步緊逼其下野，促使其決心爭分奪秒加緊運送黃金。因蔣深知，下野後絕不可能繼續掌控金庫。1949年1月1日，50萬兩黃金自上海秘密運台。1月10日，又有10萬兩黃金悄然運離上海。

此時，淮海戰役中，國軍完敗，內外交困中，蔣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為此，他必須提前制定一紙合法通行條，才能在下野後繼續運走國庫黃金。他的辦法是以軍費名義調撥預支剩餘國庫黃金。

但財界對此意見不一，財政部長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對者，他擔心此舉會導致國庫極度空虛、誘發擠兌風潮，後果不堪設想。

於是蔣介石特派蔣經國前往上海接洽俞鴻鈞，溝通軍方落實運力及安全保障，同時向財界持反對意見者施壓。雙方最後達成妥協：擬訂一份「草約」，先從國庫「預支」軍費的半數。

1月11日，時任國軍聯勤總署軍需署長吳嵩慶收到指令，辦理把黃金轉成軍費的相關草約。這是蔣下野後仍能運走國庫黃金的關鍵。

下野前五天，1月16日，蔣介石更親自約見俞鴻鈞及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父親約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蔣經國日記》）

最終，蔣介石如願在下野前還搶運了一批黃金。1月20日清晨6點，海軍艦艇「海平號」和「美朋號」，裝載著1800 萬銀元、90 萬兩黃金駛離上海外灘碼頭時，竟有500箱銀元未及裝船，因此時離蔣介石下野只剩18小時。

不過，1月10日、20日的兩批黃金，都沒有直運台灣，而是運到了廈門鼓浪嶼的絕密戰時金庫。

密約

令後人不解的是，運往廈門鼓浪嶼的這兩批黃金，竟然完全沒有列入台灣「央行」黃金收支帳目。台灣「國防部」檔案中，也獨缺1949年軍費預算和支出資料。

由這份草約，「央行」名正言順轉出了國庫黃金，收納在吳嵩慶個人戶頭－－吳成了蔣的「白手套」。這是蔣不想攤在陽光下的秘密軍費，用以購買支撐內戰所需的槍炮彈藥。

「黃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隊，父親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紀錄。」吳嵩慶之子吳興鏞研讀過父親遺稿後推斷，失蹤檔案中，有一部分應是被故意銷毀，另一部分可能壓根就沒有記錄。

黃金草約同樣消失無蹤。

台灣檔案資料顯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1317箱檔案送上了自上海開往台灣基隆港的太平輪，途中沉沒於舟山外海，五名央行工作人員及上千箱央行檔案，都隨船沉沒。而黃金草約很可能就在這批檔案中。

不過吳興鏞查閱央行往來文書後認為，隨「太平輪」沉於海的應該不是最重要的央行帳冊，因此更完整的檔案很可能在廣州、重慶、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檔案內。當然，也不排除戰亂中遺失或被故意銷毀的可能。

然而，吳嵩慶生前同樣疑問糾結：這筆黃金的帳目到底清不清楚？軍需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生前曾談到，到台灣後，老上司吳嵩慶曾讓他核算準確數字。

「東運在東，西運在西，天天變地方，總數兜不起來。」董德成說。

蔣介石《大溪檔案》顯示，撥到吳嵩慶名下的黃金，分成6批完成，共70萬兩。但運到鼓浪嶼的黃金總數卻是100萬兩。

輾轉追尋「黃金密檔」多年的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台灣長天傳播總經理丁雯靜稱，除了廈門絕密戰時金庫外，後來倒戈投向共產黨的國軍第一戰艦「重慶號」上，存有28萬兩黃金，或許正是那批失蹤黃金。

「重慶號」後被國軍轟炸機炸沉於葫蘆島軍港。丁雯靜從上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重慶號」老兵口中獲悉，1951年4月，解放軍曾打撈「重慶號」遺骸，共撈起銀元三十餘萬元、黃金十餘萬兩。

暗戰

蔣下野後，俞鴻鈞也隨之去職，接任「央行」總裁的劉攻芸卻認為，「以蔣介石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因此對蔣氏父子一再催辦的黃金密運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務理事身份在上海繼續籌畫黃金密運的俞鴻鈞，密電蔣介石「請經國兄催辦」。這催辦物件，指的正是劉攻芸。這時，距離蔣下令全部劃出國庫黃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鴻鈞再次致電蔣經國稱「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終於說服了劉攻芸。

此間，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聯勤總部總司令郭懺三人，於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滬，與軍需署長吳嵩慶一道拜會劉攻芸，配合俞鴻鈞的極力勸說。劉攻芸終於動搖，同意交出國庫剩餘黃金銀元。

但劉攻芸已從此失寵於蔣氏父子，後來雖然也去了台灣，終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終老。

2月6日，空軍運輸大隊所屬南京、上海機場同步接到緊急動員令。入夜時分，兩地運輸機隊同時起飛，載著55.4萬兩黃金直奔台灣。

至此，南京國庫已然淨空，上海國庫則只留了20萬兩。而台灣已有當時國庫黃金總數的十分之六，共300.4萬兩。

剛擺平劉攻芸、如願運出黃金，2月8日，蔣介石又風聞李宗仁正設法控制中央銀行，立即派侍從秘書周宏濤飛赴上海。周宏濤打探到，此時中央銀行存金已大部如期運廈台，「存滬者僅廿萬兩而已」，蔣介石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發現國庫黃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職總統近一個月。李宗仁立即嚴令劉攻芸，不得再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芸沒有答覆。

李又致函台灣省主席陳誠，要求運回黃金，並動員桂系立法委員施壓。陳回函稱「此事歸屬央行管轄，請找央行協調。」李再找央行，劉攻芸答覆「黃金現在已經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運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終只能進入檔案櫃。

陳誠的報告到達溪口後，蔣在日記中稱「李、白運動立委，擬將台廈現金運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這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

但李對這批黃金從未放棄，甚至向蔣介石送達備忘錄，但蔣未予理睬。「李德鄰留桂不來穗，其目的在要求軍權與財權。」（《蔣介石日記》1949年5月2日），而美國也以此藉口拒絕援蔣，「美國務卿問顧（維鈞）大使……『何以不用台灣存金』」（《蔣介石日記》1949年7月3日）

爭奪

李宗仁到底沒能把黃金運回大陸，直至1949年4月南京失守，他黯然離去。

李離去之時，上海街頭也已一派臨戰氣氛。負責守衛上海的湯恩伯，還有一項秘密任務：運出上海金庫剩餘的20萬兩黃金，及22萬上海守軍中的6萬中央軍嫡系。

5月中旬，蔣連續給湯發了五封親筆信，信中明確指示，「除在滬維持金融之必要數之外，行留黃金2萬兩，銀元100萬元。」

親筆信之外，蔣又派俞鴻鈞從香港飛抵上海密會湯恩伯。隨後湯親筆留字條，要中央銀行「除暫存留黃金五千兩，銀元三十萬兩外，其餘存於指定之安全地點」。所謂安全地點，指的是台灣。

此時，解放軍已在上海城外擺開陣勢，而以黃炎培之子、央行稽核專員黃競武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運走黃金。黃已於1949年2月成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的黨外人員。根據中共地下黨方面安排，黃一邊監視著上海國民黨密運黃金行動，一邊發動上海各界制止金銀外運，還與銀行職工聯合發動罷工拒運。

由於黃競武號召阻止黃金運台，更策動了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所屬裝備精良的稅警團「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甚至與上海國軍某軍長級別要人商談「虛江灣閘北一線，俾共軍入滬」，終於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辦公室內被毛森指揮的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於南市車站路國防部保密局監獄內。

時間緊迫，船艦有限，湯決定動用可信賴的軍方艦艇和招商局船隻。

湯調動的黃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漢民輪外，還有軍方艦艇「美朋號」和「中基艦」，裝黃金的同時還滿載了軍人和眷屬。等到兩天兩夜後黃金終於裝運完畢，上海城內已出現零星解放軍先頭部隊。

而漢民輪更遲到5月19日黃昏才離港，還沒到吳淞口就挨了一顆炮彈，幸未命中，掉在船旁水裡爆炸了，被迫停止行駛。第二天拂曉，才在兩艘軍艦護航下重新啟錨。

此後旅程看似一路風平浪靜，然而負責秘密押運的軍統上校特工江源，卻經歷了驚心動魄。離亂中的黃金船，終究有人經受不住「閃閃發亮」的誘惑，漢民輪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議私分黃金，「江先生，從上海到台灣有好多小島，我們把這個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這個小島上去做金銀島主怎麼樣？」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職員這一公開身份。

江源趕緊組織船上秘密武裝押運人員，「總共八個還是十二個」，四人一組一路輪班嚴密守護金庫，直至靠港。

同樣的覬覦，也發生在1949年8月從鼓浪嶼運送12.5萬兩黃金前往台灣的「錫麟輪」上。當年廈門海關署工作人員孟昭年，在船上親眼目睹了一名偷盜黃金的軍人被抓獲。帶兵的軍官特意集合所有船員、軍人到甲板上觀看，並警告「偷黃金就要槍斃」，然後一槍打死了偷盜者。

台灣生與死

5月27日，解放軍佔領上海，運輸大隊長張振國率隊直奔上海外灘中國銀行，把人民幣送進了「至少兩三個籃球場那麼大」的遠東第一地下金庫，金圓券時代至此結束。

台灣那頭，俞鴻鈞於1949年6月15日受蔣介石指示，以80萬兩黃金為準備金，發行了與金圓券沒有任何聯動的新台幣，並以1:40000兌換舊台幣，但最初台灣民眾對於運來大量黃金一事半信半疑。

為了證明政府有足夠的黃金發行準備，陳誠委由台灣衡陽路的一眾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幣可以換黃金。

「去了就換到，人心就安了。」時任「央行」副總裁徐柏園的女兒徐林秀說。於是，新台幣幣值穩定了，人心也逐漸安定下來，國民黨政權「一個大烏龜帶了很多小烏龜，漂洋過海光屁股過來」的印象，由此改變。

蔣介石日記校閱者潘邦正進而認為，新台幣贏得信譽和民心安定之間的良性互動，也為台灣此後十多年的經濟穩定奠定了基礎。

作為新台幣發行準備金之外，這批黃金也是國民黨政府初到台灣時艱難歲月中的支點，據丁雯靜考證，國民黨政府來台初期幾乎所有的政府支出，都仰賴黃金：軍隊薪餉、每四年的經濟計畫、以及扶持和發展民營企業等。

當時，台灣一位軍階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領7 塊新台幣；一位公務人員平均也僅十幾塊新台幣。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嶼金庫中的100萬兩黃金，九個月後就只剩12.5萬兩了。這讓蔣深感壓力，吳嵩慶也在日記中發愁「老本都吃完了怎麼辦？」

因此，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灣「複行視事」、對著民眾揮手微笑時，其實正心頭苦澀：一觸即發的兩岸戰事、60萬大軍的給養，正快速吞噬著運台黃金。周宏濤在回憶錄中稱「消耗存金最大宗為軍費，平均每個月需撥付18萬兩。」到1950年6月，台灣庫存黃金已經只剩三個月存量。

朝鮮戰爭卻在此時爆發，美國轉向支持台灣國民黨政權，第七艦隊加入協防台灣任務，隨後又恢復了為期15年的對台經濟援助，援助總額高達15億美元，台灣的財政窘境終告擺脫，同時也迎來了有雄厚財力支撐的經濟起飛。

血淚黃金

1950年6月，蔣介石下令將大陸各地運回台灣、集中在軍需署庫房的黃金，全數繳回「國庫」，總計108萬兩。

此前，由廈門鼓浪嶼秘密戰時金庫運來、存於吳嵩慶個人戶頭的黃金，一直游離於「國庫」之外，成為蔣介石事實上的「小金庫」。吳興鏞從父親吳嵩慶生前日記中看到，蔣常用這筆錢應付一些額外需要，如資助親信留學創業、出訪開支等等－－台灣有名的《聯合報》，其創業資本也是從這筆錢裡劃撥的。

對這個「小金庫」的存在，陳誠也頗為不滿。「從父親日記裡看到，陳誠對他『頗有微辭』，我猜想跟這個小金庫的存在有關。」吳興鏞說。

此外，俞鴻鈞和周宏濤等人也不斷提醒蔣，這筆黃金不是國民黨私產。

隨著「小金庫」撤銷，成功協助台灣度過艱難歲月的大陸運台黃金，也終於退出歷史舞台。2008年5月，盧秀燕等四名台灣「立委」視察台灣烏來山區文園金庫時發現，當時台灣「國庫」黃金總數1362萬兩，其中108萬兩為大陸運來，自1950年6月入庫後再未動用。

而黃金密運一事，也便隨著當事人的老去，漸漸步入歷史的塵埃。但無論是蔣經國等策劃者，還是被挑選參與了密運的吳嵩慶等人，都並非沒有心理負擔。蔣經國在其《風雨中的寧靜》一書裡描述道：每一個銅錢敲開來都是血，銅板敲出來都是血，何況是黃金？這或是暗示「這些錢我們拿來是有愧的」。

丁雯靜說，許多參與者最初都不願意開口，「把屬於全體人民的黃金運到台灣去，他們顧慮留在大陸的親人會被指責。」也因此，丁雯靜在採訪過程中經常是三顧、四顧甚至更多次登門，對方才打消顧慮。

以吳嵩慶為例，其自1947年起，擔任國民黨軍隊的財務、軍需總監達15年之久，且每週參加國民黨政府「總統府」軍事及財經兩次最高機密會議。在他1991年去世時，吳興鏞和母親就顧慮，倘若給從沒離開過大陸的兄弟們看這些資料，會否影響他們在海峽那邊的生活？

「至少會帶來些困擾吧。他們業已過古稀之年，還是少知道些為好。」

江源的夫人米繩祖最初也一再拒絕訪問，因為擔心「上海的親戚們知道先生協助蔣介石運黃金，會不諒解。」倒是90歲的張振國，淡淡地說「蔣介石的軍隊，也要穿衣吃飯呀，他又不是傻瓜。」

1997年，吳興鏞在《傳記文學》上撰文，建議以部分運台「剩餘」黃金所值的利息，來設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以增進兩岸善意互動，「也是對大陸許多由於這些「現金」運台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徵性的『補償』。」

「黃金運台史，也是那個時代兩岸人民的血淚史，再多的黃金也挽回不了一個時代的變局，收買不了一個時代的人心。」盧秀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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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深度長文】1949年大陸黃金如何被運到了臺灣？
◎文章來源：近現代史研究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