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社評】去殖民才是防止香港問題糜爛化的根本

By / 2019-07-31 12:03:03 /
犇報社評
摘要:香港在回歸之後,北京當局恢復對香港的「主權行使」,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去殖民化」的陣痛,將認同問題從歷史文化的建構上升到法律主權的建構。再加上,香港本來就是上個世紀許多反共知識份子和流亡人士的避難所,根深蒂固的「反共、恐共」思想,迄今為止都還是解決香港國家認同問題尚未能跨過去的一道坎。 香港回歸以來接連不斷的政治紛爭,無論人大釋法、二十三條立法,還是特首普選問題,都是由於觸及了香港的「去殖民化」問題,觸及香港的國家主權建構,觸及香港靈魂深處的政治認同而成為香港社會動盪的根源,提供西方反華勢力可以見縫插針的施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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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頭上的煙硝,並未因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已「壽終正寢」而有所消停,相反的,從無條件撤回「逃犯條例」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從用比拼人數來證明其正當性的市民動員,發展到任由少數激進分子高築街壘訴求「香港獨立」的暴力升級,50天來,每一次的動員都是為了下次動員尋求理由,運動訴求的抽象化、抗爭手段的激進化、外部介入的公開化,說明了「反送中」運動正歷經一個質變的過程。因經濟和社會處境下滑而咎責特區政府、遷怒北京的市民階級,淪為激進民主派週末動員的活動背景,成為一張任人填寫金額漫天要價的空白支票。

所謂「和平非暴力」的街頭角力脈絡清晰,怎麼看都覺得眼熟:對未來恐慌的憤怒青年、失落的城市中間階層、堅守西方價值的非政府組織、宣稱代表民主的反對派領袖、網路社群的耳語動員、統一的顏色識別和行動標誌、不斷升級的暴力訴求、鋪天蓋地的全球輿論和經濟制裁、不涉及改變現有社會性質和生產關係的政治奪權⋯⋯在全球化市場失靈的大背景下,從前蘇聯社會主義轉軌國家的格魯西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到伊斯蘭國家的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突尼西亞,再到晚近位處南美的委內瑞拉,情節如出一轍,手法一成不變,只是場景轉換為香港街頭。

群眾運動被外力介入斧鑿斑斑,從和平示威,到衝擊或佔領公署,再到街頭巷戰,不斷升級的暴力衝突,旨在迫使香港警方武力鎮壓,甚至是誘使駐港解放軍介入,從而在國際上製造「一國兩制」崩潰的假象,敲山震虎。一旦北京認為動亂的形式已經踩踏「一國兩制」的底線,開始收攏「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制度性安排,港台反中勢力就可沆瀣一氣,為蔡英文的兩岸對抗路線製造口實,為川普的「印太戰略」增添籌碼;更重要的是,倘若香港問題糜爛化,美國更可藉機取消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優惠待遇,倒逼國際熱錢和跨國企業暫時從香港撤資回籠美國本土,支撐延宕已久的強勢美元週期,為進行新一波的金融掠奪提供條件。

冷戰結束後,美國向來高舉「普世價值」的大纛,樂此不疲地在許多國家推動顏色革命,表面上是在踐行「民主、自由、人權」的「天賦使命」,實際上是在捍衛自己的戰略利益,誰不聽話,就搞垮誰。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激進民主派不惜充當馬前卒,以「公民抗命」為由來衝擊香港人賴以自豪的法治基礎,甚至利用歷史上存在的城鄉差距,企圖與偏鄉住民和傳統社團進行民主巷戰,刨人祖墳。此舉,毫無疑問的將加速香港社會的裂解,煙硝過後,香港還是「中國的香港」,但已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一國兩制」原本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號召,是著眼於解決上個世紀中旬國家內戰所遺留下來的「武裝割據」局面的制度性保障,說穿了就是在不改變台灣的社會性質和利益格局的前提下,通過民主協商、對等談判來解決「兩岸分治」的歷史問題。香港與澳門不過是躬逢其盛。但是,與台海問題不同的是,香港是殖民地回歸,是在前殖民宗主國與母國政權之間通過談判實現的主權交接,港英時期所留下的行政官僚體系並不是對等談判的政治實體,北京當局對港澳地區「一國兩制」的放權讓利,更多體現的是最高領導層對實現國家統一的意志,是一種為了保證平穩過度的制度性安排。

問題是,自鴉片戰爭割讓香港以來,大英帝國及其派駐香港的殖民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統治機器,來自殖民宗主國的統治階層牢不可破的掌握了香港政治、經濟、文化權力和資源,同時為了穩定統治基礎,有計畫的吸納部分的華人精英加入行政官僚體系並培植買辦資本,形成一個高度依賴精英主導的社會,並且對殖民地秩序有著很深的精神依賴。回歸之後,為了保障香港資本主義社會性質不變,所謂「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其實就是港英時期所培養的親西方技術官僚菁英與殖民地買辦資產階級聯手治港,不僅強化了香港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也弱化了特區政府通過財稅和貨幣手段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意願和能力。香港回歸22年,對於底層社會來說,「回歸紅利」不僅沒有改善他們的經濟處境,反而更固化了他們的階級地位。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毫無疑問是個殖民地政府,只有行政權,沒有決策權,一切聽從倫敦的決定辦事。回歸後,北京當局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彰顯主權之外,在具體的問題上鮮少插手香港內部事務,也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的政治架構和工作模式,導致特區政府像是一艘失去了舵手的帆船,無法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動來調整航向,風吹向哪裡,就漂到哪裡。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港幣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從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後,歷經九七年和〇八年兩次金融危機的衝擊,這個政策依然延續,僅在小範圍內允許輕微浮動,其結果就是港幣與人民幣匯率的強弱易勢。過去是香港居民利用週末絡繹於途的到深圳購買廉價的生活物資,現在是大陸民眾通過「自由行」到香港搶購奶粉造成斷貨,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陸客購物。香港居民的心理失衡可見一般。

更重要的是,香港在回歸之後,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化」的努力。香港回歸,意味著北京當局恢復對香港的「主權行使」,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去殖民化」的陣痛,將認同問題從歷史文化的建構上升到法律主權的建構,一定程度上抹去英國在香港統治時在港人心中留下的印跡,逐步建立香港人的國家認同。但是,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全盤接收西方的價值,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判斷力和批判力,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僅不認同中國,而且以做中國人為恥。再加上,香港本來就是上個世紀國共易幟的背景下,許多反共知識份子和流亡人士的避難所,根深蒂固的「反共、恐共」思想,迄今為止都還是解決香港國家認同問題尚未能跨過去的一道坎。

香港回歸以來接連不斷的政治紛爭,無論人大釋法、二十三條立法,還是特首普選問題,都是由於觸及了香港的「去殖民化」問題,觸及香港的國家主權建構,觸及香港靈魂深處的政治認同而成為香港社會動盪的根源,提供西方反華勢力可以見縫插針的施力點。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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