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6月16日第二次的反送中大遊行。（圖片來源：路透社，攝影：Tyrone Siu）

最近一段時日，香港幾個重要政府機構周邊的街道又見人馬簇簇、鬼影幢幢。號稱百萬湧上街頭的香港居民藉口「司法獨立」，實則是犧牲司法公正來抵制「一中原則」，宣洩「反中」情緒；身分不明的外籍人士毫不忌諱地穿梭其間，通過telegram通訊軟件來指揮調度，視香港如法外之地；特區政府也罕見的發表談話，指控12日的警民衝突「已經不是和平集會，而是公然、有組織的暴動」，將整個事件定性為「一場由外國策動的顏色革命」；就連北京當局也由外交部副部長出面，召集美國駐華使節就美方「不負責任言行」提出嚴正交涉，並重申「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插手置喙。」

特區政府與北京當局將矛頭指向「境外勢力」不能說是無的放矢。從今年2月特區政府為了彌補港英政府臨去秋波所頒布的《逃犯條例》，將大陸、澳門與台灣地區排除於該條例適用範圍之外，導致香港在某種意義上成為「逃犯天堂」的司法漏洞，由香港保安局向立法會提交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建議以來，美國聯同歐盟等西方政府先後發表六十多次聲明為反對派人士撐腰，更先後邀請了陳方安生、李柱銘等知名反對派人士訪問華府匯報香港修法情況，企圖將香港放在印太戰略框架之中，作為遏制中國的「香港牌」的心跡，暴露無遺。

尤有甚者，日前美國國會議員伺機重提擱置已久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每年「認證」香港的自治狀態，以決定是否維持根據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享有的特殊待遇，並要求美總統查明對壓制香港自由負有責任的人，凍結其資產並禁止其入境。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的背景下，美參議院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面上是關注香港《逃犯條例》的修訂狀況，其更迫切的意圖是以此為手段，一方面可以對中國大陸持續施壓，作為中美貿易談判槓桿；一方面，掐住香港經濟咽喉，間離香港居民與北京當局的情感；一方面，否定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經驗，間接影響台灣政情，遏制島內要求兩岸和平、和解、合作發展的民意趨向。真可謂是「用心良苦」的一石三鳥之舉。

不可諱言，香港向來作為西方勢力在亞洲大中華地區的反華基地是眾所週知的事實，港台兩地的分離主義勢力以「公民民主主義」相互勾串，傳遞「公民不服從」的反中抗爭經驗也是不宣之秘。持平的說，香港問題有着深刻的國際背景，但也不可忽略隱藏在其期間深刻的社會經濟基礎。忽略國際反華勢力的戰略佈局，可說是見樹不見林，將現象的本身直接就等同於答案；但是如果將香港部分居民日益升高對特區政府的不滿，乃至於擴延到對北京當局的對抗情緒，一昧地將之歸咎於外部勢力煽惑，又未免高估了外部因素的作用，無法精準地用對藥方。

漫觀歷史，1949年大陸解放，舊上海的買辦資本和產業資本大批湧入香港，奠定了繁榮昌盛的基礎；冷戰時期，西方世界圍堵中國，香港向來是中國大陸通往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 60-70年代，在美國主導的東亞分工下，以廉價勞動力和資本基礎大量承接了從美日梯度轉移來的勞力密集、資本密集產業，成為東亞製造業基地之一；中美建交之後，天量的轉口貿易和配套的金融體系，奠定了香港成為世界級港口和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基礎，造就了將近半個世紀持續二位數高數經濟增長的「奇蹟」。換句話說，造就香港繁榮昌盛的開放，恰恰是以冷戰時期對中國的圍堵政策作為背景。

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深化，特別是2000年加入WTO之後，當年的地理優勢、制度優勢、經濟基礎優勢喪失殆盡。首先是製造業出走到土地、勞動力和租稅成本更加便宜的大陸東南沿海地區；伴隨著廣州、深圳、上海洋山、寧波舟山、天津等港口的大型化建設，香港的貨櫃吞吐量從昔日僅次於新加坡樟宜港，下滑到現今的第八位，而2013年上海自貿區的成立，更威脅了香港作為東亞金融中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於資本集團的短視和抵制，續任特首放棄董建華所提出建設香港成為「數位港」、「中藥港」和「矽港」的轉型計畫，脫實向虛，掉頭轉向「金融業、地產業、服務業」把經濟炒成了虛胖，經濟增長跌落在2%-3%左右徘徊。短短的10年間，亞洲「互聯網中心」、「芯片製造中心」、「生物科研中心」宏大規劃就讓一水之隔的深圳照單全收，造就了騰訊、華為、華大基因、順豐快遞等了一大批群星璀璨的企業。

如今，香港的經濟幾乎全部是依靠於第三產業，而最重要支柱就為房地產。香港政府財政收入約40 % -50 % 來自土地收入、房地產業稅收和房屋稅。地產與建築業每年的產值佔GDP的比重不到10%，卻拿走了國民總收入的30%以上。中間的差額一部分以土地收入的形式進入了政府的財政，另一部分則以財富重新分配的方式轉移到房地產商、炒房階層的手中。階級固化、就業困難、創業無門、近半數的家戶收入要用來支付購屋或租屋成本。年輕世代找不到出路，就一股腦跑到大街上，把戾氣宣洩給曾經的「窮親戚」中國大陸。

這一方面要歸咎於「招安思維」的制度設計。為了保障回歸後香港資本主義社會性質不變，所謂「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其實就是港英時期所培養的親西方技術官僚菁英與殖民地買辦資產階級聯手治港，而左翼愛國主義力量又因在意識形態上涉及社會性質改造而被長期忽視而衰微，導致香港的房地產富豪們牢牢控制了整個香港的政治體制，截流了絕大部分的「回歸紅利」，與庶民階級的利益相背離；另一方面，也與東南亞國家東普遍存在的戀殖現象有關，說到底，是殖民地現代性與冷戰反共圍堵共構的結果。在東亞反殖民鬥爭中，共產黨人本來就是主要的組成部分，在冷戰時期就成為西方勢力打擊的主要對象。西方殖民勢力要不直接介入與共產主義運動鏖戰的武裝衝突，要不援助親西方的反共勢力，形成「聯共反殖」和「聯殖反共」的軍事對峙和思想壁壘，導致親西方的知識份子不但有意識的「輕放」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甚至將殖民主義重新詮釋為現代化的開端。

正是這種對殖民地現代性的迷思長期缺乏清理，才是導致港台居民自以為「高人一等」，對中共建政以來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努力視如敝屣的原因。這一點，從在這次反對派有意識的將《逃犯條例》修訂，妖魔化為《送中條例》，並以不信任大陸的法制建設和人權保障為口實，號招香港居民上街捍衛香港的民主、法治，恰好使「一國兩制」所保障的自治權得到證實。所謂「今日的香港、明日的台灣」，以捍衛「一國兩制」所保障的自治權來反對「一國兩制」，還真是一個邏輯的弔詭和歷史的嘲諷。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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