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歷史想象未來？是否可能？如何可能？」我想從我們共同閱讀一個台灣雜誌的經驗說起。

閱讀《夏潮》的體驗

這幾年，我工作的一個重心在戰後台灣左翼運動與文藝。1950年代白色恐怖之後，左翼思想重新萌發並成為介入社會、文化變革的一支有形力量，1970年代是一個關鍵時期。隨著研究的推進和感受到的挑戰（特別與既有歷史敘述中的一些混沌和盲區有關），我越來越意識到重新整理1970年代台灣社會和人的具體經驗的必要性。這樣，2018年10月，我和兩岸一些師友、學生發起了一個讀書會，以共同研讀《夏潮》雜誌（1976-1979）為主線，希望能深進台灣社會歷史的土壤，改變我們已經習慣的台灣文學、思想、歷史的研究、把握方式，以尋找更有效關聯歷史和現實的知識、思想途徑。讀書會開張，本以為年輕人讀這被定位為1970年代左翼的雜誌，會有一些障礙，結果出乎意料，大家很快、被強烈吸引地進入《夏潮》「社會的、文藝的、鄉土的」的世界和作者們的分析、思考，不只有切身生活感受的台灣年輕人感覺它「熟悉、鮮活」，大陸的年輕人也覺得它切己、不隔。

相比較，「北京•當代史讀書會」主要讀1950年代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的史料，特別以《中國青年》為基本閱讀材料，對年輕人就形成很強的挑戰。按理說，這經驗產生在大陸，台灣年輕人接受困難情有可原，但事實是，大陸年輕人的進入也很困難。這與《夏潮》於兩岸年輕人都容易進入的狀況，形成有意味的對照。

究其原因，或許首先是：大陸1950年代社會主義實踐，與特定的社會演變相關（這是區別於1970年代台灣左翼的首要不同）；而其成就與挫敗交織，對應著當下諸多複雜的意識和情感，這些都造成了年輕人認知的膈膜。對二、三十歲的兩岸年輕人來說，1950年代經驗即使蘊含了對他有意義的內容，也很難直接感受到相關性。譬如，農村集體化過程中曾出現富含生機的共同體倫理對「個人」的豐富和打造，雷鋒精神中的「群己」觀、群眾路線對儒家「仁」的擴展等等。

這些，對所謂原子化時代的年輕人重建自我與他人、與社會的連帶，當有特別意義。但當時這些經驗所處的歷史脈絡和結構性情境已巨變，整體的社會氛圍如此不同，更加上這些經驗呈現自身語言方式所帶來的障礙，使得這種「相關性」頗不容易被活在今天時代、今天語言狀態的青年認識，更遑論對這些可貴的資源的承接和轉化。

由此再來看《夏潮》的不隔，便特別的有意味。《夏潮》的誕生，緣自1970年代內外多重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激蕩下，台灣知識分子對自我、文藝和社會的強烈反省；此中，重新萌發的左翼思潮推動了《夏潮》自第四期開始的改版改革，其主要發動者蘇慶黎、陳映真等，心裡懷抱「辦一份社會主義的刊物」的想法，也自覺策劃、登載有關環保、工人、漁民、山地民族問題、日據時代反帝運動與文藝的文章，以「第三世界」視野開啟對美國、日本政經結構和台灣經濟模式的反思，推動新民歌運動、引爆「鄉土文學論戰」，在新的社會意識和社會運動的湧動中，《夏潮》對不同脈絡的青年、知識分子、政治/社會運動參與者都起到過啟蒙作用。

《夏潮》的思想路線

一般地放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譜系中來看，台灣在白色恐怖二十餘年後重新萌發的1970年代左翼思潮，伴隨著冷戰結構鬆動中由海外保釣運動引發的「重新認識中國（社會主義）」思潮，也以各種渠道受到「文革」思潮（特別是上山下鄉和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影響——但不管《夏潮》的作者是不是接受了中國共產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根本影響，台灣當時的客觀環境卻都使《夏潮》只能以不能把底牌亮出來的方式來呈現自身。也就是說，《夏潮》的核心是接受左翼思想的人，他們會熱烈擁抱1950-70年代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但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戒嚴時代，第一，他們不能公開使用中國大陸的左翼論述；第二，他們沒有政權，不能靠政治力量支撐來開展左翼運動，因此從理論到實踐，都必須創造一套特別的、能深切進入台灣社會和人的方式，來為它們信仰的左翼工作。

這不僅體現在思想理論的「偽裝」——用強調「三民主義」的民生、民族，來揭示工人、農民、漁民問題背後的社會結構因素，「現代化」內涵的美日文化殖民問題；用依賴理論來操作左翼的政治經濟學，疾呼「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人的幸福才是指標」，等等，更體現於一些貼近民眾的日常生活體驗的、細膩、微妙的召喚與引導，當然他們的核心動力之一在偷渡來自社會主義信仰的思考意識和實踐認知。

比如，1970年代初保釣運動一度引發了台灣大學校園裡「社會服務」、「百萬小時奉獻」活動的熱潮——怎樣把這樣一種基於大學生的優勢社會身份講「公益」、「奉獻」的人道主義，導入社會主義實踐中已充分發展的知識分子「向民眾學習」和自我改造的意識？這一微妙而實則關鍵的引導，在《夏潮》的文章裡，便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存在的。

第4期署名陳至善（實為陳映真）的報導《生之權利：王曉民和她的家庭》，緣自歐美新法律有關「安樂死」的爭議，引動台灣社會重新關注十幾年前一場車禍導致的植物人王曉民。但陳映真報導的側重，不在法理人倫的辨析，而是：一，王曉民的嬰兒智力如何在家人照拂下真實的、有回應的成長；二，王曉民雙親在艱難處境中，仍具有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感和行動力，這與他們在大陸的抗戰、流亡經驗，不無相關。無論如何，他們不該是現代科學之眼和人道主義便可完全審視和打發的人。我們跟「弱小者」學習什麼？繼而，如何表面不針對而內在顛覆「強弱」的意識形態、觸發對這一社會結構的反思、變革？這一意識延續到1980年代初陳映真對「第三世界知識分子與民眾如何結合」的思考，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創辦攝影報導雜誌《人間》——被更深的落實。

《人間》通常被定性為「從弱小者立場看社會」，也常常被激烈的左翼批判「溫情」，但它終究並沒有淪為中產階級的「良心券」，而是對廣泛的知識人群發揮了更持久的作用，在當下仍源源不斷為社會變革提供人力、思想和情感支撐。從《夏潮》開始的這一關鍵然而不太被知覺的意識和方式，某種意義上，恰恰來自陳映真在1970年代台灣不能以社會主義方式直接疾呼的情況下，所發展出的對社會主義經驗的內化與吸收方式。

左翼如何介入社會生活？

由此我們回到開頭的問題：中國二十世紀的重要經驗裡，很多都跟革命、跟社會主義經驗有關，這些經驗在今天怎麼轉化，或者說，左翼如何介入今天的社會生活？《夏潮》提供了一些具有坐標意義的參考點。

首先，透過《夏潮》看大陸1950年代社會主義經驗，便會清楚看到，1950年代的大陸，左翼已經成了執政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了壓倒性主流觀念，實踐有龐大的國家和政黨支持，而1970年代台灣的左翼起來時，雖有關於社會、文藝和政治的全面變革的設想，卻沒有可憑借的強有力政治、社會力量，甚至沒有正面表達的合法空間，這使得它介入歷史、介入社會，必須找到能有效銜接人們經驗、有效調動社會情感與價值觀的方式，相比1950年代中國大陸，台灣左翼或許可被看做是「茶杯裡的風波」，但卻是一種在依憑條件上能把1950年代中國大陸經驗相對化的經驗存在。這種存在對今天有左翼信仰的人非常重要在於，1950年代中國大陸社會，大多數人對社會主義有政治上的認同和信仰，而今天左翼面對的社會不是這樣，今天的有責任心的年輕人，某種意義上有如1970年代的台灣年輕人，是從深受現代主體意識浸潤的個人，而又不滿足這樣的個人，想要「再出發」，重新與社會建立具意義感的積極連接。這樣的人群與時刻，當然使得《夏潮》所代表的1970年代台灣左翼的經驗，在當下左翼傳承上有方便接引青年的重要意義。

其次，《夏潮》在1970年代提供的社會視野、知識思想，並不是必需以「左傾」為前提的人才能從中吸收。一些在歐美民主自由思想脈絡下投身黨外運動的新世代青年，也坦承被《夏潮》影響，因為相比其他黨外雜誌，《夏潮》更「有營養」。一個自由主義者也好、保守主義者也好，如果不把《夏潮》的視野納入進來，他就可能與這個時代最富生機、最進步的思考脫節了。也就是說，《夏潮》從左翼產生，但它又成了公共的知識與思想資源。而這對今天的左翼信仰者要更有效發揮自己的時代影響，也無疑是重要的啟發性資源。

其三，與上一個層面相關，《夏潮》的吸引力，除了對時代課題、矛盾把握的敏感，和說理、思想上的有力，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實際上回到了左翼在中國興起時某種特定的精神和價值狀態：它召喚了一些高尚的價值和心靈的衝動，是更加依托於對人身上的這些品質、心情的調動來展開他們的敘述、分析、論述和對實踐的建議。由此反觀大陸建國後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成就和挫敗，當「社會主義」越來越借助於一套論述系統，並以政治權力來架構推行時，便出現距離這樣一種「召喚人心」越來越遠的問題。也就是，曾經的社會主義論述出了問題，曾經架構起來的社會主義現實出了問題，並不就意味著「左翼」這一方向要被否定。《夏潮》和台灣左翼的經驗，或許可以提示我們，左翼再出發，當然不意味著對曾有歷史實踐的簡單否定，但相當意義上，回到左翼最初的情感、價值出發點，通過這出發點對曾經的左翼實踐作認真省視，無疑是不可或缺的。

最後，想講一個故事。2018年初的台灣，包括年輕白領在內的勞工掀起了反對「勞動基準法修惡」的運動。在「創意爆棚」的文宣中，我看到一個年輕人做的文革宣傳畫風的貼子，圖上條列了幾組大陸勞動合同法和台灣勞基法的內容，意指修改後的台灣勞動基準法不如大陸的勞動合同法，大字標黑：「用勞動合同法解放台灣」。雖然他的本意不是這句話字面上的意義，而在嘲諷抗議民進黨，但這文宣提示了一個進步視角在普通年輕人視野中的出現。

由此或可以進一步想：社會主義經驗的深入整理，是不是可以為兩岸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基於進步價值和深厚經驗檢討的連接？是不是可以提供台灣包括左翼，也包括更多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行動者們，以深厚有力的價值、思想、經驗資源。也就是說，經過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經驗，對《夏潮》在其中的台灣左翼經驗更深切、更有現實關聯性的知識整理工作，並把這兩方面的認真整理合觀當有助於那些有意義感、有追求的年輕人從現在進步衝力不強的現實情境突圍，並在有助於社會介入成效的同時打開自我。在我的理解中，這樣的歷史工作即使不能讓我們完整地想像一個未來，至少也能讓我們對現實的理解和感覺因更貼近、更有著力點，而變得更身心更篤定、行為更有建設性。

而一旦如此，也便意味著我們通過學習歷史來改變現實、想像未來，便不是虛幻的，而是實實在在的。

◎本文同步刊載《兩岸犇報》第2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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