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的年代》2:陳映真和《將軍族》

By 楊渡 / 2021-01-05 17:18:48 /
白色恐怖
歷史
摘要:

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徵。「權威」要變成「威權」,就是不容許你問他原因。最後逼得你得猜測他的心思,揣摩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討論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讓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滿地陰影,最後什麼都不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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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左右,陳映真出獄不久,小說集《將軍族》與《第一件差事》剛剛出版,《將軍族》就被查禁了。

這種消息總是傳得特別快。內行的書店接到出版社通知,就把書從架上拿下來,藏到書櫃後面。有熟識的讀書人來了,就悄悄拿出來,說:「你看看這一本,剛剛被查禁。還剩下這兩本而已。」彷彿在說著「這是海內外最後的兩本孤本了」。你如何禁得起誘惑?

那時我讀台中一中高二。朋友阿豊知道以後,趕緊通知朋友,大家分頭去書店找。台中市的一些大書店都沒有了,後來在一家賣參考書為主的書店裡,竟找到兩本,當然一口氣全買了。書後來果然絕版,直到多年後才解禁。

那小說集的封面是吳耀忠畫的「少年補鞋匠」,暗綠色封面,一個少年眼神專注,衣服襤褸,補著一雙舊舊的,彷彿走過許多路的鞋子。幽暗而憂傷的油畫。

小說最讓我震動的是《我的弟弟康雄》,描寫家道中落後,一個理想主義青年的虛無與沈淪,最終走上了絕路。或許因我也曾遭遇到家道中落的悲哀,母親為了違反票據法而入獄數月,我在絕望中壓抑著,不讓同學知道。那壓抑的深深的虛無與悲哀的調子,讓我耽讀再三。

朋友間討論最多的,還是陳映真的小說為什麼被查禁。有人說是因為裡面描寫了向日葵,而這是中共的國花;還有人讀得更細,認為是因為一篇小說內容描寫了一個青年為了不讓鴿子停下來,向空中揮舞著紅色的旗幟。但沒有人說得出確切的原因。

查禁的原因,本身就是禁忌,這就是「禁忌年代」的特徵。「權威」要變成「威權」,就是不容許你問他原因。最後逼得你得猜測他的心思,揣摩他的心思,甚至暗暗討論他的心思,如此才能讓你想得太多,猜疑太多,滿地陰影,最後什麼都不敢做。

這樣就能把「禁忌」的恐懼,極大化,讓它變成一堵無形的圍牆,把你關在裡面。而你還心甘情願的站在裡面,不敢走出來。甚至多年以後,你寫文章時,心中都還在想,這個句子能寫嗎?不是誰誰誰寫了這句子,就被查禁了?你就想:算了,別寫了,以免被查禁。

這個無形的力量,我們叫他「心中的警總」。也就是在心中建立一個無形的警備總部,一種不自覺的「自我檢查」。

然而我終究把他的小說讀了又讀。陳映真細緻的描寫,刻劃台灣社會變遷中的伏沉與憂傷,那種市鎮小知識份子的虛無和無奈,簡直無人能比。

更重要的是,他有思想,有理想主義情懷,卻因為時代的壓抑,有一種淡淡的虛無而憂傷的抒情。當時,作為一個「文青」,我們也都讀了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龍天樓》,葉珊的散文集,施叔青的小說《約伯的末裔》等等,一批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品。但真正讓我感動的,仍是陳映真。他所寫的每一個場景,那抒情的文字中刻劃的麵攤、失落的少年、家道中落的青年、父親故世的「雕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的青年……,彷彿是我們生活的寫照。

多年後,當三、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偷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魯迅的小說《吶喊》《徬徨》,才恍然發現:「啊!原來陳映真的老師是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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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左右,因了施善繼的關係,得以在中和陳映真的家中,見到他本人,那時內心之緊張,真不下於如今青少年見到一個偶像。他的渾厚的聲音,高高壯壯的身形,讓我很難和《將軍族》那個蒼白的安那其主義的少年連結起來,而更像是已經走到了《夜行貨車》中的憤怒的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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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就因為主編「大地生活」雜誌,而與他有了多一些的交往。所受到的指引和照顧,無論從文學、思想、理論、政治信念等各方面,都受益良多。

一九八二年左右,黨外雜誌在海外的策動下,發起了「台灣意識/中國意識」、批判陳映真的運動。這是由於台獨不能公開說,於是以「台灣意識」為名,批判「大中國意識」。論戰過程中,陳映真被戴上「大中國沙文主義者」的帽子,但他卻太君子,總以為台獨與黨外都是被當政者所壓迫,所以不願意批判,更不恥於扣對方的帽子,反而從階級分析的方法,在理論上,和海外(美國、日本)的台獨論戰。但對手卻非如此,也不管戴陳映真的紅帽子會不會致他於死地,反而以他的中國意識為標的,死命的打。對手中,最主要是筆名為「陳嘉農」「宋冬陽」者,後來才知道,他就是以流亡生涯為標榜的陳芳明。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看待這一場論戰。但在我自己心底,卻怎麼樣也無法認同對坐過牢的陳映真揮舞紅帽子的「血滴子」,因為那是和獨裁者使用同一種邏輯,同一種語意,同一種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殺伐。我更不相信那個在《我的弟弟康雄》裡,充滿人道主義襟懷、虛無而憂傷的作家,那個在「山路」中,不斷自省著「如果革命墮落了……」的政治犯,會有所謂的「霸權」和「沙文主義」。

更重要的是,在論戰中,一邊是用思想與批判來討論問題,另一邊卻是殺氣翻騰的用統治者的政治語言來扣紅帽子,無論現實的勝負為何,至少在人品上,就差得很遠了。更不必說,文筆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有時候我會以為,自己之認同陳映真,十七歲在禁書中看見那個刻劃了理想主義青年的小說家陳映真,會不會是一個決定的瞬間?

是的,文學超越一切;文學的陳映真,永遠超越一切政治的口水。無論陳芳明如何以《台灣文學史》一書來包裝文學評論者的身份,甚至在陳映真生重病而無法寫作之後,才寫出散文,作態的表白如何欣賞陳映真,讓陳映真連反駁批判的機會都沒有,這人品之高下,立即顯現。尤其他的《台灣新文學史》中,對影響了台灣小說、文學理論、文化批判、報導文學等等,至為深遠的陳映真,竟只是隨便的一筆帶過,這不能不說是蓄意的偏見,刻意的忽略。

或許,有人以為寫了《台灣新文學史》就可以為台灣文學下了定論,但我仍必須指出,不,作品會說話,陳映真的作品,他的文學評價,會遠遠超出這些。一如施淑青說的,陳映真的作品,遠遠超出了他的時代,永遠走在最前面,他所開創的內容,如對跨國公司的描述與批判,至今仍是許多作家所不及的地方。(未完待續)

◎原文刊於作者社群平台,經作者同意轉載

《禁書的年代》1:買下第一本禁書
《禁書的年代》2:陳映真和《將軍族》
《禁書的年代》3:暗娼街的羅曼.羅蘭
《禁書的年代》4:被查禁的金庸
《禁書的年代》5:角落裡的馬克思
《禁書的年代》6:我們來印禁書
《禁書的年代》7: 要不要跟警總打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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